二道德自我的建立与时代召唤（第3页）

新精神分析论者埃里克森以“同一性”（identity）这一表征人格统合性和一贯性的概念，描述青少年对于自我的确信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同和协调。对自身的强调甚至崇拜并不是个体同一性的内涵，自我欲成为创造世界的主体，不可或缺地要吸纳历史社会属性，并且融为整体，显现于人的需要、思维、活动等心理与行为方式中。以社会环境为背景，正确觉知自我，并正确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才是同一性的真正要义。以夸张的扭曲形式显现于社会交往与行为中，这种感情的传达是非人格性的。自我的这种表现，只能是自我的异化或宣泄，是一种人性和主体性的失落。

道德人格同一化发展的关键是道德自我的形成，道德自我是道德人格发展诸要素的整合力量。因此，学校德育要培养健康人格的形成，要促进优良品德的建构，当务之急就应该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道德自我的培养。

2。道德自我的建立是青少年学生一生道德发展完善的需要

青少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道德失范行为的出现，根源在于缺乏自我的道德要求，缺乏道德自律意识，缺乏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道德觉悟。当自我从道德的主人降低为无关者的状态，必然会引起心灵的混乱、无序，带来道德意识的“空场”。

对于大学生我们无须怀疑他们在道德认知的正确程度，作为考场上的幸运儿，从小学的思想品德课、初中的思想政治课、高中的政治课到大学“两课”中的成绩足以说明他们在明乎道理上的无懈可击。大学生出现在与他们“身份”不相和谐的场景，有的甚至还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文明修养问题，从德育自身来省察，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学校德育始终只重视外在的要求，把向学生传递道德知识，养成学生某些道德品德作为首要任务，而对于道德的个体性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重要表现就是对培养学生的自我道德意识、树立自我教育态度、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强调和落实得不够，只强调认知，不强调态度；只注意教育者的灌输，不注意受教育者的接受；只考虑既定条件下的道德要求，不指导条件变化时的行为；只关心对客观事物的评价，不研究对自己心灵的评价。

知识教化德育论的存在，是人们满怀信心地认为道德是可以教化的形态，通过教师有效的传递，使学生由自然人快速转化为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人，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从其源头上说，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的提出，使人们一直深信着从逻辑、智慧和理性中可以追寻善恶的意义，获得理论性的道德知识。“既然道德可以用普遍的善恶知识来描述，那么道德就是可教授的，也是个人为适应社会生活，即人的社会化所必需的，这就是从古到今各级各类学校专门设置道德教育科目的内在依据。尤其是工业社会以来，学校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各个学科门类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形成了分门别类的系统科学知识，道德这一最为古老的学问也像其他学科知识一样，通过系统的教材向学生传授。”[19]但是，理想毕竟不能等于现实，道德知识在传递过程中始终遭遇诸种困难，德育低效的痼弊说明道德并不能完全通过外部知识的教化而产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学校德育中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知识的传递上，既无法深入学生的心灵，也无法使学生从中领悟到道德的根本，诱发出对人的理解和关怀等基本的道德意识。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培养出学生正确的自我意识，不能使他们产生道德的自我反思，用道德要求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觉悟。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不同于过去时代的自我牺牲或自我虚无，而是走向了自我的回归。他们为自己而学习，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而追求，为自己而快乐，应该说，这是一种自我的觉醒。但是，自我的强烈释放和过度膨胀并不是真我的本性，陷入自我至上、自我中心的境地不能自拔，其实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心态，就会生出许多错位的判断，各种道德缺失的问题自然便普遍地表现出来。青少年学生在道德品行方面的缺憾，诸如道德知识与实际相脱节，道德行为随条件变化而游离，对社会和他人的要求同对自己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反差等，都是这种自我本性失落的结果。

我国古代许多教育家历来都强调，品德教育只有建立在个人自觉的基础之上，不断提高自我省察和克制的能力，才能获得成功。道德自我作为个体道德的实体，在学校德育中就应该放在核心的位置上。道德自我是对自我本身的道德意识，是整个道德个性结构中的调控机制。建立起道德自我，形成坚定明确的道德信念后，道德信念才会作为稳固的道德需要——动机系统，直接支配着人的现实的道德需要，决定着人的行为倾向。缺乏道德自我，青少年学生不能产生正确的自我意识，就难以具有自觉的道德需要和道德信念，形成明确的道德情感体验，当然也就更难以产生自觉的道德行为。

[1]［美］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的基础》，范瑞平译，15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2]王逢贤、鲁洁：《德育新论》，12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英］斯宾塞：《教育论》，胡毅译，11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8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5]［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陈进华：《网络文化对高校德育模式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载《道德与文明》，2004（6）。

[7]［美］马克·斯劳卡：《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黄锫坚译，71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8]［美］马克·斯劳卡：《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黄锫坚译，70～71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9]李伦：《鼠标下的德性》，5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10]曹劲松：《网络道德建设初探》，载《道德与文明》，2002（2）。

[11]［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界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1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2]同上书，4页。

[13]［美］埃瑟·戴森：《200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等译，1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14]陈韶旭：《国家助学贷款亮“黄灯”》，载《文汇报》，2004-05-25。

[15]《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从诚信谈起》，http：。bloguser45kathineblog31228776。html。

[16]《新浪网》，2003年4月1日。http：。sina。。。

[17]《新浪网》，2001年11月6日。http：。sina。。。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网》，2003年12月3日。http：。cpp。

[19]黄富峰：《德育思维论》，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晏辉：《是道德悖论，还是价值冲突——苏格拉底伦理问题解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