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国家主义派的关切和外蒙古独立事件的刺激（第1页）

4。“国家主义”派的关切和外蒙古“独立”事件的刺激

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传播史上，爱国感极强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以及从中分化出来的“国家主义派”代表，也发挥过值得注意的推进作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1日，活跃于20年代中前期。其成员从1923年开始，积极参与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五卅运动。期间，该学会所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里面，就广泛使用了针对外国侵略民族而言的整体含义的“中华民族”一词[121]。1923年年底和1924年年初，该学会在苏州会议上，还特别提出了“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为中华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这类的标语式口号。其所通过的九条纲领中，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表达其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如其纲领第三条就是：“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第五条是：“推阐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证中华民族绝非劣等民族”，以增加民族自信力。第九条是：“提倡华侨教育和边疆教育，培养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实力，且注意融洽国内各民族的感情，以一致打倒国际势力的压迫。”[122]等等。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少年中国学会因内部的国家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发生分裂而解体。不过，即便是从中衍化出来的国家主义派（也叫“醒狮派”，创办有著名的《醒狮周报》），他们把本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看得高于一切，但由于其“国家主义”和时人所谓“民族主义”都出自同一西文（法文中的natioionalism等），故他们虽认为nation译成“民族”不如译成“国家”准确，但却仍喜欢在平等的、具有共同文化精神和融合趋向的“国民”总体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并将其视为“国家主义”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之主体，从而与那种在国内各民族总体意义上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调和在一起，难以清楚分别。

当是时，喜欢谈“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人，他们也都是复杂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者。1924年，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王光祈就曾一语破底地指出：“余李诸君之文，虽有时常用‘国家主义’的名词，但按其实质，多属一种‘中华民族主义’。”[123]

1924年前后乃至整个20年代，受苏俄操纵的外蒙古“独立”事件，给中国人刺激很深，对现代中华民族一体性观念的强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围绕着“民族”和“国家”的内涵，以及（外）蒙古是否为“民族”，该不该“自决”等问题，国内各党派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广泛争论，一度非常混乱。直到20年代中期以后，主流舆论才逐渐明确地告别少数民族具有分裂中华民国之分离权的“自决论”。[124]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派及受到该派思想影响的部分人士，提出了颇有特色的思想主张。如1925年，留法归国的该派理论家李璜就认为，西方近代意义的nation在实质上说包含“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在精神上说则同“信仰与共同历史的回忆”亦大有关系，也就是既强调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也强调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因此最准确的汉语翻译词应该是“国家”。国家二字在构造上就特别能形容nation的含义，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国”（國）字从口从戈，取人执戈以守土圉之义，它本身包含“领土人民主权”自不用说，而“家”字则是精神文化生活上“有所依归之义”，故与nation正好相符。与此相一致，natioionalism）也应当译成“国家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李璜还强调，民族主义“分辨血统”，而他所谓“国家主义”则以国家为“单位”，完全没有分辨血统的想法，故与流行所谓的“一民族一国家主义”并不相干。在他看来，几个民族同保“一个疆土”，同拥“一个主权”，文化相融，是很正常且正当的，故决不赞成“已经同化在一个国家下面的各民族”再行分裂。具体到中国，则认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已经共处了几百年，有“相安于一个文化的历史”，并且现在也“同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故要救国，也不是只救汉族，而是“连满蒙回藏各族一起要救”。[125]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多民族融合为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

不过，国家主义派的核心人物一方面主张nation应译为“国家”（实际上是“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强调其中的历史文化或精神的同一性及其重要意义，而同时又主张“民族”与“国家”是两回事，并把现代汉语中的“民族”一词与“种族”一词相混，强调其血统分别的含义以及这一点在“国家”建设中的无关紧要。在这点上，国家主义派主要代表人物大体一致。如余家菊就指出，国家观念有三大要素，一为同类意识，二为主权意识，三为独立意识。同类意识即“血统的觉悟”，它足以形成“民族观念”，但欲形成国家观念，还必须有“政治的觉悟”，即具备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126]这样，当他们乐于在政治文化统一体的中国国民总体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一种关于“国家”和“民族”理解与使用的内在矛盾。也正因此，受国家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突出代表吴文藻，不能不自觉地站出来，对国家主义的上述民族理论进行某种“修补”。

1927年1月，吴文藻发表《民族与国家》一文指出，“民族”与“种族”不同，“国家”与“政邦”有别。种族为一“生物的概念”；民族乃一“文化的及心理的概念”；政邦为一狭义的“政治概念”，而国家则为一融合政治、国际法和社会文化的“最普通概念”，即广义的“政治概念”。现代国家以民族为基础，也即“立于文化之基础上，故其实兼民族政邦而有之”。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但“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民族性”的真正要求，“非独立也，乃自由也，自由其目的也，独立其手段也，非为独立而独立，乃为自由而独立也”。吴文藻明确批评所谓“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认为这是思想混乱的结果，是“理论辄易掩盖事实，变态竟且视作常情”的表现，是真正的舍本逐末。如果一国内的各民族“民族性”不受虐待，“国民性”不被压迫，就完全没有独立的必要。他还强调，民族建立国家，可以有“多民族国家”和“单民族国家”两种形式，“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127]

对于吴文藻的上述论辩，当今人类学界有学者曾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它当时和以后虽未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本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128]笔者也以为，吴氏关于“民族”和“国家”区别与密切联系的人类学思考，的确有其理论价值，不过他所谓“文明生活之密度”，“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的内涵，实在仍很含糊，有令人费解之处。同时对于多民族建国之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体性”如何存在与建设，特别是各民族文化之间应否进一步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等重要问题，他当时也均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不仅如此，对于其时已广泛采用的“中华民族”概念，他甚至都未能做出起码的回应，尽管他当时和以后也愿意使用这一现代概念。

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国家主义信奉者内部，关于“民族”与“国家”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差别，但反对蒙古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主张却是基本一致的。如1925年7月，《醒狮周报》发表胡伟国的《民族自决与蒙古独立》一文，就指出，“民族自决”绝非是教不同国家中的各民族搞分裂，其正确含义当是：“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全固有的主权。”他因此反对蒙古“独立”，而主张“大中华民族自决”。[129]

在蒙古问题上，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其主流意见与国家主义派有近似之处。研究系所办的《时事新报》上曾发表不少文章，揭露苏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反对蒙古族“自决独立”，主张实行“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整体自决。如1924年4月10日，《时事新报》上发表蓝孕欧的《再斥袒俄者——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就痛斥“硬把民族自决一语用诸蒙古问题上去”的愚蠢行径，认为“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蒙古族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并非“异族”，中国各地的言语、风俗均有不同，不能视为“异族”之标志，世界上没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道理。俄国人强占蒙古，乃是“扰乱中华民族自决的原则”，中华民族应该秉持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团结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130]。这里，作者直接把“中华民族自觉”等同于“中国自决”，将“中华民族”理解为拥有主权的“中国人”整体，显然依据的是nation的现代民族国家或国民民族之含义。

1924年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孙科之国民党对蒙主张》，明确表示：“内外蒙皆属中华民国之领土，蒙古民族，为中华民族之一，孙总理近在高师演讲民族主义，即已明言汉满蒙回藏，合为中华民国之国族。”作为孙中山之子和某种程度上的代言人，孙科对其父“中华民族”观念神髓的把握，可以说相当到位。由此也可见，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实前后相续，表述上或有调整，但似并无什么根本性变化。不过此后，国民党内部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意见仍存犹疑不定之处。即便是孙科本人，在1927年受苏俄影响较大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也曾以赞同扶助弱小民族自由独立的立场，表达过相异的意见，认为“本党的民族主义，固然希望国内各弱小民族为国内民族之一份子，同时也是许可其独立，并实行济弱扶倾，以维持民族主义的真精神的”[131]。这其实也留下了孙中山晚年民族思想本身之含混模糊那一面的某种影响。而从孙科本人民族思想的特征来看，他以后不轻易否认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地位，表现出有别于蒋介石的地方，似乎也与此一思想因素和脉络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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