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 历史现状与展望（第3页）

张芝联（1918—2008），北京大学教授。他于法国史和西方史学史两个领域均有建树，成果累累。曾主编《法国通史简编》，西方史学史和法国史研究的论文甚丰，结集的有《从高卢到戴高乐》、《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等。在中国新时期，他穿梭于东西，往返于中外，充当“学术交流大使”二十余年，为中外史学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逝者如斯，风华不再，后来者唯有在这些前辈历史学家的基础上再出发，不断进取，继续耕耘，才不致愧对先人，不致愧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事业的前程。

六、繁花似锦的新篇章

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这三十多年的历程，之所以称为发展时期，这是因为与前面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里略举一二：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发生了20世纪第二次引进西方史学的**，它要大大地超越了第一次。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的水平从介绍到评述再到深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尤其是人才培养，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在上述几个方面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发展趋势总的是不断趋向深入。

晚近30多年来，在我看来，最能显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进展的当是国人撰写的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纷纷出版，这里且不说西方史家或学派的个案研究，比如从李勇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2004），到新近出版的陈茂华的《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2013）等，也不说西方史学某个专题之作，比如江华的《世界体系理论研究》（2007），到周兵的《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等，新作如繁花似锦，层出不穷，在此不再一一胪列。

下面我要说的是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据我粗略的统计，从1983年郭圣铭首先推出《西方史学史概要》到现在，大约有20多种，这对比较薄弱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来说，真是来之不易的。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作品的纷出，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里列举数种，以现繁花似锦之景观。

无须多加说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在“发展时期”的发展情况就尽显其中了。

七、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当今，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方兴未艾。全球化这一当代历史发展的新潮流，冲击着世界，也冲击着中国，顺时代潮流者昌，逆时代潮流者衰。这给中国帯来了不只是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自然也包括中国史学，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这对志在快步迈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则更是如此了。总体看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前路漫漫，但前景璀璨。当下重要的是，我们应在前人止步的地方再出发，从新的起点上前进，一步一个足印。

由此，我首先想到了为了使中国史学跻身于世界史学之林，必须重绘世界史学地图。如今，“世界文学”、“世界哲学”已成为现实，那么“世界史学”也不只是一个乌托邦。为此，我们任务繁重，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加强翻译，尤其要“外译中”与“中译外”齐头并进，对于后者更要格外重视，为的是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史学；需要建立或举办一些能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史家声音的平台、会议等，让中外学界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互动；更需要中国学者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足以让国外同行为之叹为观止的学术精品，而不再是为洋人洋说提供材料的“学术小工”——对此，不再赘述。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一点，也就是为了重新绘制世界史学地图，有一项实质性的具体工作，那就是要编纂一部《世界史学通史》。我们的前辈早就有此愿望，1961年耿师就提出了“世界史学通史”，在当时犹如空谷足音，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回响。到20世纪80年代，也有前辈又曾提及，惜未能付诸实施，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条件尚未成熟。如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已在学界流传。当然，西方史学毕竟是世界史学通史的一部分（也许是主要部分）。但在我看来，编纂《世界史学通史》与编纂《西方史学通史》在贯彻“通史”皆趣上，两者并无二致，故拙编《西方史学通史》为写作《世界史学通史》仍有一些参考价值。当然，编纂一部《世界史学通史》殊为不易，因为它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我们不能坐等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再来写，应知难而上，为了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也为了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史学及其在世界史学地图中的位置，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放弃，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不断前行，绝不止步。此其一。

其二，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需要深化。对此，个人以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注意。

比如深化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自梁启超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为“史学史的做法”创设了初始方案，以梁氏最初之设计方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人中国史学史的写作，这自然会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写作带来影响。晚近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超越梁氏之构架且显示其深意的中国史学史新作不断问世，这对深化西方史学史的内涵必定有参考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者也正在积极探索，寻求新的路径。笔者近年来也作过一些探索与实践，例如要重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要重视史学史之史的研究等，我想这都有助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开拓与创新。倘如是，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就可不断地深化，这些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也同时会促使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外延不断地延展。

又比如，探求西方史学的中国特色。“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一宗旨，正是国人汲纳西方史学、发展中国史学时应有的立足点，也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未来发展的期盼和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立刻想起了比较研究的重要。世界史学之优劣，必须通过比较，方能显现。在世界史学史上，只有中西史学互争雄长，相互媲美，“所以将中西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是比较史学中最急要最能有发现的工作”（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不管怎么说，“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应该是我们的正确选择，更应当成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种上佳方略。

又比如，在西方史学的专题研究中寻求新的突破。通史性的西方史学史作品，我们已见到不少。在我看来，当下更应该关注西方史学史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因为它是前者丰润的基础，否则通史性的西方史学史作品都流于一般性的介绍，还谈什么深化。在这里，我特别看好以西方史学史某一个案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那些经多年磨一“剑”的论文中，往往会发现佳作。我最近对已出版的以20世纪西方史学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过调研，上述这个结论由此产生，且深信不疑。（参见：张广智：《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以近十年来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再比如，加强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一点笔者受到李振宏教授论见的启发，他在谈到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时说，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必须在学科领域中的重大理论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用深度理论思考提升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此言甚是。继而他谈到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归纳为下列三条：时代发展推进历史学进步；历史观变革推动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个人修史创造传世名作。（李振宏：《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思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既然说是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一定得包括中外（西）。李氏的这一概括，是否适用或大体适用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呢？据我考察，个人以为也大体适用西方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不过，就我个人于西方史学发展的考察，除了上述三条，似乎还可增加两条：西方史学史上每次史学的重大转折都有力地推动着西方史学的进步；历史学自身的反省是史学不断开拓与创新的强大动力。这增补的两条，是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实际，我也不敢妄下结论。其实，我与李振宏有同样的感受，既感到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又显得非常不自信，生怕没有说到点子上。不管怎么说，加强对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一定会有助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学科的发展。为此，我将与同道继续进行探讨。

其三，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前途寄希望于年轻一代。2008年，随着张芝联先生的谢世，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接力棒，传到了年轻一代。有道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同样，中国史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作为张芝联先生学生辈的我们，也都进入古稀之年，重任自然要落在更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在这里，我借此一角呼吁，为发展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计，必须大力加强西方史学史人才的培养，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最后，寄语我国的年轻一代史学家，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

中国年轻一代史学家应该为彰显中国史学的个性特色而努力；

中国年轻一代史学家应该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

中国年轻一代史学家应该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作出重要的贡献。

再过六七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历程将整整走完百年行程。可以期盼的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将不负众望，努力耕耘，锲而不舍，以出色的成就迎来第二个百年的开启。且看，时代正走在新的跑道上，中国史学新时代的曙光已升起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让我们共同为之而努力奋斗吧。

本文系作者在2013年12月7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