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 科举制与耕读之路断绝前后的乡村社会（第2页）

从某种程度上言，清季最后几年新政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当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而主动推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却正是义和团事件之后大量过去维护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主要象征）的那些士人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之时。[40]科举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正反映了在主流士人心态与清政府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政府希望借此可以挽回这些士人的支持。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而将科举制废除。[41]由于改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旧制既去，而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42]

实际上，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已带有质变之意。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不论是为了实行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任何士人都必须学习新学。刘大鹏就是一个显例。他也曾有大志，若科举不废，假他以时日熟悉新学，至少也还有“身登仕版”的可能，所以他才不愿以教书为生，“依人门户度我春秋”。此制度一旦废除，这个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之路就突然关闭了。

耕读之路走不通后，士人怎么办？年轻的或可进新学堂，转变得更快的，已知道出洋游学。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进学堂而又无力出洋游学者，他们怎样因应这一社会变动呢？刘氏发现，他认识的许多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他不禁慨叹道：“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43]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到1906年春，因县令传谕各蒙馆均“改名为学堂”，致使各蒙馆闻风而散，学生全都不读。在刘氏看来，这体现了“民心之不愿改为学堂，不愿学洋夷之学”。其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县令既然只命改名，暗存承认既成事实之意，则所有馆师尚不致失业。各馆皆散，恐怕恰是各东家及就读学童家长为使其子弟能学新学而无形中实际解雇旧馆师的婉转手法。既然“士皆舍孔孟之学而学洋夷之学”是为政府所鼓励引导，像刘大鹏这样的个别士人或许能坚持不“随俗浮沉”，一般家长则必然会“靡然从风”。散馆的结果，其实质就是所有的馆师失馆。[44]如果散馆只是临时现象，则塾师尚有复职可能。一旦新学堂建立起来，塾师的希望就渺茫了。

果然，到第二年春，情形就比较明朗。没有改学堂的蒙馆，“弟子来读者无几，借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而凡新设学堂之村庄，蒙馆就被废弃。由于学堂的蒙童要“从事于科学”，旧有的塾师“多不能安其业”。反之，稍知新学者，或可为“劝学员”（即由绅充任的低级学务人员），或可为新学堂教习。换言之，只有到新学堂林立，知新学的读书人数量不足以充教习时，旧塾师才可望重返教职。即使此时，旧塾师还面临一个被再选择的问题。多数新人物在安身立命之处，其实也重旧资格，故像刘大鹏这样有举人功名的，仍会被优先选用；而原来学历稍差、竞争力不太强的，通常都落得个长期失业的结局。到1908年夏，刘氏仍观察到“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的情景。[45]

这还只是清季的情形，一到民国，更有根本的变化。一般塾师必须通过县一级新政府的考试才能教书，“若不合格即不准设帐授徒”。刘大鹏在任县议会议长的短暂时期，就有一老秀才怕考试通不过，“势必生路告绝”，不得不“声泪俱下”地请他“庇护”。以前士人不读孔孟，只是受包括考试内容在内的各种“引导”，如今“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新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已完全改变。像刘大鹏这样继续得以充任蒙养小学堂教习的士人，尚可在教学时暗中抵制，“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但省视学到他的学校检查时，显然发现了问题，乃重申“仅许办理新学，不准诵读经书”。[46]

结果，刘氏这样的“顽固党”终不能见容于新时代，到1914年年初，他已不得不“另图生计”，开始经营小煤窑。他自己总结说：“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借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故“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他一面以《中庸》上的“居易以俟命”自我解嘲说是“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借一业，以藏其身”，[47]一面坚持称自己是“老农”、“乡人”，[48]并不以“商人”为其身份认同。然而，这仍不能改变他之所为正是他以前一直鄙薄的因生活境遇不好而“弃儒就商”这一事实。清季民初世事变化的沧海桑田，终于使最后一代四民之首的士（而且是那些主观上希望维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者）自己走下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四民社会也就随之而解体，不复存在了。

旧有的士人谋生既难，新的士因科举制的废除已不能再生成，士的存在也就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其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那时刘氏耳中所闻，眼中所见，“无非困苦情形。农曰岁欠饥馁……士曰学尚新学，遗弃孔孟，士皆坐困……工曰今有机器，废置手工，无所觅食……商曰百物征税，日重一日，商务利微。”可谓“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而“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49]

衣食足而后知礼节是中国的古训，先有面包然后有艺术是近代西人的新知。如果士无以为生，自然也就谈不上作表率。一个没有共同接受的榜样的社会，加上其余三民也多困苦（必须指出，也有不少适应社会变动而上升者），民生和民心皆不稳定。此时天下或者大乱，或者以严刑治；前者为清政府及鼓吹废科举者所不欲见，后者为尚未正式放弃儒家学说的清政府及推广改革者所不能为。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的确是主张废科举者始虑所不及的。

[1]《退想斋日记》，44～45页。

[2]关于美国的“政治正确”，参见罗厚立：《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载《东方》，1996年3期。

[3]《退想斋日记》，48～49页。

[4]参见《退想斋日记》，51页。

[5]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441～5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退想斋日记》，71～72、54～57页。

[7]《退想斋日记》，1893年6月21日，1894年1月17日，20、27页。

[8]《退想斋日记》，63、88页。

[9]《退想斋日记》，70页。

[10]《退想斋日记》，1893年1月2日、6月21日，1892年8月13日，1893年12月11日，17、20、6～7、26页。

[11]《退想斋日记》，161页。

[12]《退想斋日记》，16、59、65～66页。

[13]《退想斋日记》，78、65、99、118、132、135页。

[14]《退想斋日记》，75、80、121页。

[15]《退想斋日记》，1904年1月8日，26～27页。

[16]《退想斋日记》，69页。

[17]《退想斋日记》，4～5页。

[18]《退想斋日记》，1893年5月3日，6月22日，20、21页。

[19]《退想斋日记》，22页。

[20]《退想斋日记》，1895年3月18日，1896年9月12日，40～4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