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第2页）

[2]胡思敬：《请免江西加征并缓办地方自治折》，见《退庐全集·退庐疏稿》，918～919页。

[3]孟森（心史）：《论自治与官款》，载《申报》1908年9月8日，1张3版。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4]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新25卷4期（1995年12月，实印于1997年4月）。

[5]夏曾佑：《论浙江农工商矿局绅士之历史》（1905年7月），见《夏曾佑集》，360页。

[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8年5月14日，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学者基于欧洲社会的公共领域论述，自有其章法，本文无意与其进行具体对比。这方面一些新的讨论，可参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现代社会想象》、李丁赞：《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均收入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33～10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沟口雄三曾说，太平天国之后，“乡绅阶层已不再停留于官制论式的，换言之，即对‘封建’委婉、隐晦的要求，而开始逐渐实现相对于官方的民（实质上是绅）的自治”。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其所关注的虽不同，却已提出相对于官方的“民”实质是“绅”的见解。

[9]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4～15页。

[10]蒋梦麟：《西潮》，129页，台北，“中华”日报社，1960。

[11]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5页。

[12]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

[13]长舆：《论莱阳民变事》（1910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653页。

[14]参见StephenR。Ma，PoolitiLateImperiala:YuanShikaiinBeijingandTianjin，1901-1908，Berkeley，iversityofiaPress，1980，pp。137-179。

[15]《官激民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24期（1910年10月22号），“纪闻”页5A。州县官试图造成类似印象，显然并非直隶仅有的现象。在浙江留学生孙江东的记忆中，绍兴曾有收航船捐以充学堂经费的计划，就是“某绅创议”的。孙江东：《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16～17页。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16]程德全：《到苏接篆后上亲贵及政府书》（1910年），见《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7页。

[17]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711～712页。

[18]端方、戴鸿慈：《考查学务择要上陈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802页。

[19]《督宪（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创办经征酌保出力各员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6期，“章疏”页1a-2a。

[20]按赵尔巽创设的经征局，把原来由民间包收的契税和杂税改为由官经收，也是一种曲线的国进民退（经征局代表着自上而下的官力，针对着原来借助民力的官绅合作）。其奏准官办的经征局，在一些地方恰取代了官绅合作的三费局。到民国初年，由于“正绅”的退隐，“不肖之团保与无专门学识才能之书吏，乃得缵承绪统，为国家地方之主人翁”。王用予：《市村制度论》（续一），载《尚志》2卷4号（1918年4月），6页（文页）。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21]不署名：《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录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南方报》），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1月），217页。

[22]清末最后两三年文牍中的“公费”，往往是政府办公费的省称；而其所办之“公”，便是一个与民间公产公会不同的“公”。但我必须说明，这只是概括一个象征性的转变。在时人的文献和言说中，“公”仍未清楚地界定，其究竟指代“官”或“民”，常依上下文而定。

[23]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1908年），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725页。按怎样界定和认知“自治”，不仅时人颇不一致，今人和昔人也大不相同。昔年进入操作层面的自治，更多是与“官治”对应的，既与此前严复等人所论的自治不甚同，更与今人从三权分立视角所观者大异，详另文。

[24]戴鸿慈、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76～378页。这一自治定义的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二人也说，“自治制度苟发达，虽不行宪法，而国本已可不摇”。则如果确认此前中国地方已经自治，就连是否需要立宪，也不那么急迫了。

[25]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见《端忠敏公奏稿》，700、714页。

[26]端方、陈启泰：《为设局筹办江南地方自治折》（1908年2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1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27]本段与下段，《城镇乡自治章程讲义》（《江苏自治公报》第51期），见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编：《江苏自治公报类编》（宣统三年），第1册，4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3辑）。

[28]《〈苏省清查厅州县公款公产表式〉按语》，载《预备立宪公会报》第2年第19期（1910年1月9日），22页。

[29]江苏省咨议局：《议决抚台交议筹定自治经费案》，载《申报》1909年12月5日，3张2版。

[30]这当然有一个过程，进入民国以后，清查地方公款公产仍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持续作为。例如，《江西省各县清查公款公产暂行办法》，载《江西省政府公报》，第473期（1936年4月18日），1～7页。

[31]以息讼为例，人与人的纠纷，从来不仅是所谓司法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基于文化习俗的社会力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改革以后，不得不独任其责的国家，压力和负担陡增。

[32]此问题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薛刚同学提示。

[33]参见罗志田：《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见黄贤强主编：《汉学名家论集：吴德耀文化讲座演讲录》，139～160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

[34]王国维：《论政学疏稿》（1924年），《王国维全集》，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卷，212页。

[35]说详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台北“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2012年6月20日。

[36]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

[37]事见任乃强：《张澜先生轶事》，见《龙门阵》，第1辑，27～2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但任先生并不这样理解，他更多视之为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新旧之争。

[38]按清查公款公产者本由“地方官于城乡士绅中遴派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五人以上，详请本府直隶州核发照会充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决抚部院交议清查公款公产办法纲要案》，载《申报》1909年12月5日，3张2版）。但随后报纸就指出，“今之清查公款公产之人，往往为平日觊觎公款公产之人”，则其效果实难逆料。《时评三》，载《申报》1910年7月18日，1张6版。

[39]留学生孙江东就指责既存的善堂仅“注重于养，不注重于教”，与孔孟宗旨不合。他主张酌量减少施衣施食，移此款派人赴日本留学，学成后以新法种植公田、开工厂以收贫民，反能扶植扩充善堂的事业。孙江东：《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5～16页。

[40]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