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乡疏离与乡居菁英的流向城市（第2页）
[4]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载《乡治》2卷2期，1页。
[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1年2月16日，286页。
[6]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2～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
[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7年2月16日，69页。
[9]而且，在四民“分工”意识被实际接受的社会里，读书多为求仕途之“上进”，无意此途的农民通常缺乏需要识字、算账的“自觉”，而将此功能划归读书人。这是民初乡村教育总不那么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详另文。
[10]《霸县新志·礼俗》，1934年铅印本，转引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3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见《彭湃文集》，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按《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至少有两种版本，文集称其所据是广东省农民协会1926年10月出版的单行本，本文所引这段叙述在稍早《中国农民》刊出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尚不存在。
[12]鲍祖宣：《国难时期的妇女教育》，载《女子月刊》，4卷1期（1936年1月），26页。王奇生在其《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已引用此文部分内容，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55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3]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见《彭湃文集》，110页。
[14]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621页。
[15]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载《乡治》2卷2期，2～3页。
[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4页。本文两引钱穆的见闻，皆与他处不同，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比一般时辈更好，或也来自其与众不同的经历乎？
[17]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载《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59页。刘大鹏几乎同时的观察很能印证这一见解：该乡的官道社演唱傀儡小戏，“每户出钱至三元、五元不等，率皆情愿”；而由村公所分摊捐款，“每户一元、两元，上户则七八元、十数元不等，乃竟未免有怨声”，村长不得不寻求他这样的士绅来帮助解决困难。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7年5月2日，353页。
[18]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见《胡适文存》，卷四，1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19]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年），见《傅斯年全集》，第5卷，19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0]何刚德就说，科举时代，“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他任江西建昌知府时，“旴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给之；汝们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于色，优游过日”。到“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结果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期望值，后来虽已“事少人浮，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对每月“十余元馆地，个个以为不满意”，仍“非百数十元不可”。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页12B、7A～8B。
[21]此点承王汎森先生提示。
[22]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载《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54页。
[23]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载《东方杂志》，24卷16号，5～6页。
[24]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1929年），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89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25]KL：《乡村颓败了，到乡间去！》，载《（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月12日，3张4版。此文部分内容已为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一文引用。
[26]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载《东方杂志》，24卷16号，5～6页。
[27]俞庆棠：《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载《申报月刊》2卷1号（1933年1月），53页。
[28]如她希望青年到乡村去“作农民的喉舌，说农民心里要说而达不出的话；作农民的手脑，介绍科学方法，减少农民的劳作；作农民的耳目，将国内外各种问题传递给农民，使农民知道怎样去应付。一方面乡村情情愿愿的供给青年生活上的需要，同时乡村可以得到许多进步”。俞庆棠：《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载《申报月刊》2卷1号（1933年1月），53页。
[29]庄俞：《论小学教育》，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宣统元年二月），112页。
[30]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144～145页。
[31]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2]本段与下段，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202、201页。
[33]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载《益世报·农村周刊》（天津），1935年8月17日，11版。不过，作者也指出，他所在村的情况并非华北农村的常见现象，更可能是特例。
[34]《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2页（栏页）。
[35]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13年5月13日，181页。
[3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6年8月14日、1936年8月17日，336、497～498页。
[3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8年11月30日，377页。
[39]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见《李大钊文集》（2），288～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0]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载《益世报·农村周刊》（天津），1935年8月17日，11版。
[41]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226～2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2]参见“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讨论”，载《教育杂志》14卷5号（1922年5月）、14卷6号（1922年6月），19895-19901、20033-20035页。
[43]瞿秋白说：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科举的废除，世家的颓败，所谓‘士绅阶级’日益堕落；外货充斥，原料输出，农民阶级更破产得不了。于是社会上发生两种游离份子：‘高等流氓’与‘下等兵匪’——都是造成军阀政治绝好材料”。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载《向导》18期（1923年1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147页。其实，读书人中层次较低的“游离份子”和农民中“破产”之人往往也是革命的主要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