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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书人定位的转变与徘徊
如前所述，部分或许为了填补经典淡出之后的空白，清末民初出现一个新兴的流行词汇，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而非“学术”和“思想”相加而成的混合词）。[1]不过，今日意义的“学术”和“思想”本身，同样是近代的新兴流行语，常常指谓相关然而有别的两个概念。结果产生一种连带的现象，不论是菁英还是身处边缘的近代读书人，往往一身而兼有“学人”和“士人”（大体可以说是学术与思想的载体）两种身份认同，又始终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
这大概也是过渡时代之中一个过渡现象。相对抽象而意义中立的“学术思想”，其实很难承袭以前经典所具有的指导性社会功能，但又被赋予了类似的责任，似乎不能不扮演着某种指导社会的角色。这样，不论是整体的“学术思想”，还是分别的“学术”和“思想”，作为其载体，读书人的社会角色都可能需要重新界定、重新认识。读书人的社会形象，也发生着某种转变。而读书人的行为，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
这里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也是用一个后出的词汇来泛指外在于“学”的各种责任，包括从政议政。在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2]昔年的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
民初人或许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包括其中的趋新者）。身处过渡时代的读书人，确常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两种身份认同之间，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从清末到民初，始终有人感觉读书人若是“为学问而学问”，就未曾尽到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常乃惪在1928年就抱怨说：胡适推动的整理国故，未能给“中国现代的国民”以正面影响。像《红楼梦考证》一类著述，“试问对于20世纪中国人有何大用处”？他强调：“‘无所为而为’的治学精神也未尝没有道理，但那是承平之世的勾当；在乱世的学者，应该是抱‘为人生而研学’的态度才是。”[3]常氏很清晰地看到了“无所为而为”本是传统“读书”的精神，甚有所见。他说那是“承平之世的勾当”，要“为人生而研学”的态度才是乱世的学者所应有，同样有启发。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人共存，那两三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从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常乃惪，其年龄大体都只有半个世代的差别，但在一般认知中，往往被视为三代人。其身上的过渡特性，也的确展现出某种层次感。由于科考内容的转变，清季最后一代社会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与传统的士已很不一样，反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人颇多相近之处。另一方面，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知识人，其社会存在虽基本相同，其心态和行为的差异，也与上两代人相类。[4]
“士”与“知识人”有一个根本区别，即知识人可以停止在议政阶段，做“社会的良心”，甚至可能“回到故纸堆中去”；但对真正的士来说，学问本是为政治而做，“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不仅要做“社会的良心”，也一直有着“待时而起”的心理准备，随时可以参与实际政治。
像梁启超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人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给其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另一方面，很多新式读书人确实希望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而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包括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5]不过，常乃惪已说：“一种文化，当其主要之一部分改变之后，纵然其他部分仍然保留，就全体的见地言，已经不与旧时相同了。”[6]既处于经典淡出后的语境之中，这种旧事物的复出，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不仅从全体着眼已不同，就部分本身言也未必同。如麦金太尔（Alasdairtyre）所说：许多被继续使用的关键性词汇，仅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未必完全表现着这些术语曾有的含义。[7]
术语如此，行为亦然。时代背景既然与前不同，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1]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原文是：“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劝学篇·序》，见《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45页。
[3]常乃惪：《再论整理国故与介绍欧化》，载《民国日报·觉悟》，1928年4月19日，2版。本文及下引常乃惪文承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心、薛刚同学协助查核。
[4]本段和下两段，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3～20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常乃惪：《与王去病先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续）》，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4月13日，2版。
[7]Alasdairtyre，AfterVirtue:AStudyinMoralTheory，NotreDame，IyofNotreDamePress，2nded。，1984，pp。1-3。此书有中译本：《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参见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