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国际电影界知名人士访谈录(第3页)
马克·甘尼斯: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是不外乎围绕一个问题:它能不能赚钱,在这个问题背后,你要考虑什么样的电影能够超越语言的障碍,什么样的电影能够超越国界的障碍,什么样的电影能够超越文化的障碍,也就是什么样的电影才是真正国际的电影。如果我们审视这些国际发行的电影,我们看哪些电影卖得好,哪些电影卖得不好,对我们就会有一个启发,我们会思考什么样的电影能够真正地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圈以后,或者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语言环境以后,它的信息还能够有效地传达。
AICCC:您认为什么类型的电影比较容易被国际市场接受?
马克·甘尼斯:喜剧,动作喜剧。如果这个喜剧是一个靠对话支撑的喜剧的话,它很难在另外一个语言和另外一个文化圈里放的很好。但是如果这个喜剧是基于动作,甚至基于身体动作的话,那这个喜剧电影通常很容易超越语言的障碍。
AICCC:您成功地把《变形金刚》推到中国市场,您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什么?
马克·甘尼斯: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你问我关键在于什么,我想首先它背后有一个大的产业背景,有着全球顶级的制作团队,有着经典的人物形象,这些都是卖点。当然,它在中国卖得好,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比如,它不是一个以对话为主的电影,它是一个以动作为主的电影,一个以特效为主的电影,一个有着全世界都能理解的故事主线的电影,这样的一个电影,这样的一个故事主线,这样的主题是全世界普遍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这个主题就是善恶之争,也就是好人怎样联手打败邪恶之徒。
AICCC:您怎样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这个问题?
马克·甘尼斯:刚才已经谈到,不论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在它被发行到国际市场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谈到电影走出去成功的原因。对于中国电影来讲,中国电影现在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我说它是关键的时刻?是因为中国电影业差不多是历史上第一次,它的票房收入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中国电影人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让全世界关注中国电影。
(采访:杨卓凡翻译:杨卓凡)
国际电影界知名人士访谈录(五)
——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教授专访
访谈人物:白乐桑(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
访谈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AICCC)
访谈时间:2013年11月4日,下午15:00
访谈地点:法国第八大学阶梯教室
AICCC:刚才听您的演讲,发现您对中国电影还是比较了解的。
白乐桑:当然我不是行家,不是电影专家。可是我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电影在我们法国教育体制里,在汉语课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我很早就看中了,所以我自从2006年任命法国汉语总督学,我在汉语课程当中,给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史一定的位置。
AICCC:您能不能用汉语再谈谈您说的那个“交叉口”?
白乐桑:交叉口,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崛起时间是当时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片子。第二个崛起时间也就是说80年代以后的。这两个是交叉口,也是一个交融或交互处。第三呢,最后我的一张图片,我觉得中国文化的传播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电影植根于中国文化,在这个转折点上,是以具有富有创意的中国电影来反映中国现实传播中国文化呢?比如我列出很多这样的中国好电影,是不是以这个为基础去传播中国文化?还是说去以一种比较古板的方式去传达没有活力的中国文化呢?我觉得中国文化往外的传播处于一个转折点。
AICCC:那您觉得前者是最有效的?
白乐桑:那当然了,因为毕竟不是中方或者我来决定外国人是否接受。我现在特别关注法国现在的青年,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这是非常有活力、非常真实的文化。所以我希望,中国正好因为有这样质量很好的电影,我觉得中国电影业可以起作用,起很大的作用。
AICCC:您觉得作为法国的普通观众而不是您这样的专家他们会喜欢《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样的电影吗?
白乐桑:对,那当然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克隆电影,观众多不多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很难传播自身的文化。
AICCC:观众多不多是另外一个问题?
白乐桑:对,法国的崛起电影、意大利的电影,还有其他国家电影,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好不好,跟观众人数多少没有关系,比如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没有朋友推荐,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我去了,在北京一个小小的电影场,观众没有多少,可是真实。
AICCC:您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做好国际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除了您刚才谈到的缺乏创意,还有哪些方面?
白乐桑:我不是电影专家,跟别的国家一样,要回避克隆现象,那就跟电视游戏一样,有的电视游戏有全世界不同的版本,可是这个游戏本来是来自哪里就不知道了,这些是比较负面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关注创作。创意,跟克隆现象是矛盾的。如果,拿来主义,现在尤其是艺术方面不行,科技方面可以。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只有有一定的个性,才能吸引人。
AICCC:您刚才谈到《马路天使》还有《小城之春》,曾经有人说原来新现实主义不是在意大利,是在中国,您认同吗?
白乐桑:认同,这些电影反映了中国的个性,包括《洗澡》。我记得当时法国评论员都是这么说,这太像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这不是中国学意大利的,比意大利早。这可能是因为意大利和中国、法国和中国的共性,民族性有共同之处,包括文化方面当然有差异可是也有共性,而真正有创新精神的电影才能反映出这种现象,所以当时很多很多懂行的,发现中国电影和意大利电影新现实主义确实有共同之点。跟日本电影不一样,因为是有质量的电影才能反映出自己的身份认同。
AICCC:就是今天谈到的主体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白乐桑:这个话题最值得谈,当然是很复杂。如果简单地说,观众看一部美国电影,一眼就看出这是美国电影;观众看一部欧洲电影,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部欧洲电影。日本电影也有它的个性。法国电影有时候是偏向个人的内在世界,内在的心理。
AICCC:人的内在世界、内在心理,存在人类共通的东西,所以能打动其他国家、其他种族,您觉得是这样吗?
白乐桑:对,可是法国电影的拍摄方式不一样。意大利和北欧电影是两回事。为什么,我刚才提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听声音,你看一个电影,有时候至少能说这不可能是北欧电影,或这不可能是意大利电影,这肯定是反映了一种思维和一种观察周围事物的方式。包括艺术也一样,德国古典音乐和法国古典音乐也是有差异的。
AICCC:我看您写过的书是中国的70年代,包括您喜欢鲁迅,是什么打动了您?
白乐桑:我觉得只要能保持一定的民族性,就会打动我吧。
AICCC:在您看来中国的民族性具体是什么?
白乐桑:很难概括。
AICCC:您可以列举一些关键词。
白乐桑:第一,“视觉文化”,当然是来自于汉字,具体来讲,比如中国的传统诗歌,中国把传统诗歌放在最高的位置,可能相对的比其他的国家放得更高,这个我觉得跟视觉文化不是没关系的;第二是“农民大国”,这跟法国比较相似;第三就是“古典思想影响”,尤其是道家,含蓄的特点。
AICCC:您比较欣赏道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