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2页）

2013年，在东、西方之间，中产式的娱乐狂欢俨然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去年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多达32部，并且类型也较多元。而在年度票房排行榜名列前十名的影片里，国产影片占了7席，这里既有3D巨制《西游·降魔篇》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也有冯小刚备受争议的贺岁喜剧《私人订制》，更还有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中等规模投资的青春类型片以群体性阵势登场，而好莱坞大片则处于下风，仅占到3席。这样看来，诚然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但这里需要提问的是，缘何《西游·降魔篇》一片独大，竟以12。46亿元的票房拿下了年度票房冠军。作为一部与香港的合拍片，它所以能在内地逞雄，靠的就是3D奇观化的“炫技秀”。但它们在海外的命运又如何呢？《西游·降魔篇》迄今尚未在美国或欧洲发行放映，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去年在北美的票房总和也仅为：55。30万元（折换成人民币），如此区区小数，提起来也不免令人汗颜。

由此而引发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原属与“末”，而文化则属于“本”。仅从《西游·降魔篇》《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等3D影片狂卷市场的风潮来看，3D式或唯美的技术元素竟压倒了人文性的深度开掘，暴露出由好莱坞刮来的3D炫技之风竟也深深浸透了我们中国的银幕。不可忽视的是，当今世界正进入以电脑信息为基点的新媒体时代，由好莱坞领衔而凭借CGI虚拟镜像，鼓动起以3D或IMAX高技术所开启的奇观式书写以及“娱乐狂欢”，并渐次构成当代国际文化流动性（含生产与消费）的主潮。应当看到，3D新技术革命来临，无疑为拓展电影艺术的创意及其表达的潜力，提供了巨大的新能量。但3D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3D原属于技术之“末”，它是为表达艺术的内容和创意服务的；一旦本末倒置，将3D奉为制造视觉奇观的法宝，当叙事被掏空、人物被虚拟而成为奇观符码后，差不多将杂耍式的“炫技秀”做成了娱乐的主菜，不经意间似乎就出现了向电影史前期“杂耍时代”倒退的迹象。

是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全球性文化生态环境里，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国际文化的流动性，在全球与本土之间早就声息相闻、互为牵动而“蝴蝶效应”则频频发生。当今风行于世界电影市场上的奇观化镜像，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奇观或者奇观化的表征就是图像。但是，在当代，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即借助于技术，世界被视觉化了。海德格尔称这一图像化的过程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尼尔·波斯曼早在22年前就曾清醒而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而“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并深刻地强调说，“在蔚为壮观的技术胜利如日中天之时，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危城”。[8]其必然的趋势便是：技术高歌猛进，人文信念贬值。不妨来看，在刚刚逝去的近二三年间，由好莱坞3D或IMAX电影强势登陆中国电影市场，乃迅速形成了一股观影热潮，这类特种商业大片对我们电影市场的冲击以及对于当下我们“80后”、“90后”市场观影主体受众心理定势的**和影响，无疑正在建构起一种虽隐而不显、却深具渗透力的“唯3D或IMAX拜物教”。

毫无疑义，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需要借重高科技来提升自身文化表述的力量，这也是实践我国电影产业向现代化整体推进与提升的必要步骤。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万万不可盲从好莱坞而陷于“唯3D或IMAX拜物教”的泥淖。当下我们电影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由“GDP挂帅”替代了过去的“政治挂帅”，由技术垄断挤掉了人文的创意，导致中国电影产业整体性文化素质趋于奇观化、时尚化、碎片化、平面化和贫困化。诚如尼尔·波斯曼清晰地做出的论断：“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9]

以青春的当代性凝聚文化的正能量

——诗意的升华抑或耽于物欲的碎片化

回眸2013年，作为中国银幕上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现象，竟被媒体称作：挡不住的“青春热”。自早春到盛夏，骤然兴起了一股青春书写的新风尚，激浪排空地涌来了一脉青春电影的小潮汐，标示了一些初为导演的年轻人在艺术上可贵的探索与突破。人们注意到，或许是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中国大片在这期间正陷于无所作为的沉落期，市场似乎为青春片预留了可以施展身手的空间，让青春片赢得了一次“以小搏大”的可观票房业绩。作为去岁备受瞩目的一种文化热点现象，青春片创作的得与失，也就在媒体和学界引出了种种争议性的话题。

以青春为主题的书写，在文学艺术里，历来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话题。何以然？——无论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如何变迁，也无论中外文化环境如何不同，因为青春片所描述的生命现象无不涉及鲜明的当代性，涉及人的生命历程中多梦而多彩的乐章，它在银幕上总是与众多青年观众群体最有缘分、也是最受他们追捧的一个题材类型。

作为青春叙事的主体，正是作品所描述的主人公个体生命的现在进行式，它需要在时代光泽的濡染下获得自身的生命力和尊严。说透了，青春个体的生命轨迹，需要在与时代的对话和交融中，重启心灵之窗，凝聚文化的正能量，从而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说到这一次青春片小潮汐的兴起，追寻其来路，不妨归结到由新人滕华涛执导的那部青春片《失恋33天》（2011年），它的类型意识十分接地气，其叙事将年轻人失恋的困境转化为喜剧式的自嘲和挣扎，形成一种自我“疗伤”的精神格局和趋向，可谓形象鲜活、笑点层出。由此而引发了一种在文化与市场上的双向轰动效应，该片以890万元的中低成本，竟赢得了3。5亿元的高额票房，成了当时市场上罕见的一匹“黑马”。与此遥相呼应，由台湾新人九把刀执导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于2012年进入大陆市场，它以“小清新”的喜剧样式而标新立异，着笔于校园里初恋的生涩，在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岁月跨度上揭示出青春成长的诸多不同路径，让青春焕发出励志又带点儿感伤的气息，票房与评价俱好，堪称脍炙人口的不二之选。

而由徐峥执导的《人再囧途之泰囧》，赶在2012年的贺岁档推出，该片采用青春、喜剧与公路片杂糅的模式，由徐峥、黄渤、王宝强主演，并将故事背景挪移到泰国，以其异域风情而吸引眼球，尽管对青春的意义仅止于蜻蜓点水，却由于将两位都市白领职场男士“为利所惑”的钩心斗角，给出了生动而出彩的调侃，加以王宝强草根角色的插科打诨，出人意料地创造了12。6亿元的票房奇迹，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电影票房之最。

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进入2013年，一种青春书写的新趋势便不期而至，并以群体性的阵容闪亮登场。在这一波青春电影小潮汐里，先后出现了一连串新人的名字，如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赵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台湾的张荣吉（《逆光飞翔》），还有人届中年而自成一家的刘杰（《青春派》），以及在网络上红透半边天的郭敬明（《小时代》与《小时代2：青木时代》），连在香港素负盛名的导演陈可辛也赶来搭上了这次青春片的“顺风车”（《中国合伙人》）。青春片作为当下中国电影新的推动力，在市场上颇受青睐、顺势攀高，接连刷新了市场纪录，甚至盖过了同期上档的几部好莱坞大片，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兴旺增添了一把火，促成国产片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毋庸讳言，这一拨青春片创作在市场上的节节攀高，和全国电影产业新一轮“井喷”式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诚然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次青春片小潮汐的来头，也居然是大出人们意表而令人惊喜连连的。一些年轻导演的亮相，尽管对青春类型片给出了有效而创新的开拓，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探索意味，但在青春的当代性及其内涵的开掘上以及在思想、文化正能量的凝聚上，则显然尚存在着若干不同程度的问题，而其中有的片子甚至带有若干先天性的弱点，也并未能自外于西方“娱乐至死”风气的裹卷。

《青春派》在思想、文化正能量的提炼上，显然独具一格。该片的主创团队，以其炽热的主体情怀和贴近现实的当代性书写而令人备感亲切。其叙述角度颇为新颖，十分接地气。它描写了“90后”一个高三“留级”复读班里青少年男女学生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影片以丰富多彩的细节见胜，这些细节，无不来自高考的日常生活，既鲜活又独出心裁，仿佛每一个角色都为观众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窗，呈现出一幅幅励志奋进的青春画卷。

值得着重探讨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和《小时代2：青木时代》，尽管该两片在暑期档以接近8亿元的高票房而赢得冠、亚军的殊荣，其为电影产业做出的贡献固然值得给予肯定。但是，其叙述内涵与当代主流价值观的抵触以及它们渗透进骨子里的那种炫富拜金的迷狂，竟酿成该片的高端票房却与我们时代主体性文化的生长相撕裂。由此在媒体、学界和社会舆情上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使“小时代”成了一个现象级的话题作品。

综而论之，这一度青春电影小潮汐，显然与我们类型片创作意识的苏醒有密切的关系，尊重市场，遵循类型片的创作规律，注重观众的心理期待而将题材细分，以中低成本的格局而在市场上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值得称道。但是，在以GDP论英雄而偏于浮躁的市场空间里，在创造高端GDP的同时，我们的青春片在锤炼当代性的思想能量以及在美学境界的提升上，则显然还存在着若干问题和不足。有的作品仅仅满足于青春故事的时尚性编织，而对于精神层面亮点的开掘与提升则所涉有限。或者因过分自恋而流于灰暗、扭曲、缺少对未来的憧憬；或过度拔高而沦为浮夸和臆造现实，暴露出伪浪漫主义的病象。

客观地说，这一拨青春片在“全国化”市场上近乎“黑马式”的火爆，显然是难以复制的个案，还存在着某些过度营销的问题，在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却并不能与影片的艺术水准、文化品位保持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其一，在沿用青春片类型模式时，其出发点大都受到资本的制约而“唯GDP至上”，而独独缺乏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气度和胸襟，有的影片仅仅满足于青春故事如何出噱头、出彩头，而对于青春在融入社会时所遭遇的矛盾大抵浅尝辄止，甚至单一地徘徊在个体角色单恋与失恋的灰色地带；其二，有的影片则耽于物欲、剥离精神，或者浮光掠影地将生活的碎片予以拼贴，或者陷于拜金炫富的泥淖里，又谈何诗意的提升，更谈何时代精神对于主人公个体命运轨迹的濡染或引领；其三，主创者缺乏文化的自觉，并无视改革开放年代历史的真实境遇，竟然将青春奋斗与创业的个体经历，加以脱离生活的信手拔高，将高调的所谓浪漫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由此而沦为臆造与矫情，又怎能让青春回应时代而呈现出其独特的精神华彩。

再深一层言之，不妨打开所谓“全国化”的锁闭视角，而以“全球化”的开放视野来重新打量一番，这正如一枚铜币有两个“面”，翻过来看，则又透现出可以引出思考的另一“面”。由于这一拨青春片在类型模式的运用上，多数是踩着好莱坞的脚印亦步亦趋的（或者竟套用人家的核心叙事桥段），有的甚至出现过分无视现实的拔高或者任意臆造，这就带来了它们在跨界而与世界对话上显得十分弱势而不可被人接受。且看它们在国门之外的市场遭遇吧，特别在美国市场上竟一一遭到冷落和碰壁，颇为令人尴尬而无奈。如《人再囧途之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小时代2：青木时代》《非常幸运》这六部影片的海外票房平均仅20万元左右人民币。而《中国合伙人》在美国的票房则为“0”，根本不曾排片上档，该片仅在香港和新加坡发行[10]。这一拨青春片在海外如此一张成绩单，委实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尊严难以相称。

结束语：中国电影的前景和希望

——让中华文明顺应时代发展，提升其东方文化主体性的思想能量

面对世界文明的现代性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台上，做出了朴实而真切的表述：“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他还深刻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并展望道：“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1]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璀璨而悠久文明的大国，当今又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眼下我们这样的电影及其产业现状，诚然与我们作为现代文明型大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清醒地面对好莱坞文化霸权的挑战，面对世界性娱乐狂欢无边无际的泛滥，我们无疑需要葆有一种文化的韧性和定力，努力拓展前瞻性的国际视域，让中华文明顺应时代发展，提升其东方文化主体性的思想能量，以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接，在新的起跑线上与世界各民族实现文明的互鉴与和谐。

（黄式宽）

[1]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4年3月26日报道：《美影院老板拟推“特价观影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03-28。

[2]此处的误写误传，请参见：孙晖、刘汉文、宋嘉薇：《2013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之表8：2013年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排行前十名影片，载《当代电影》，2014（3）。

[3]以上数据，均由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提供，谨在此致以谢忱。

[4]参见：“中国电影报”编辑部：《2013盘点——全面深化改革，抓住黄金机遇》，《中国电影报》，2014-01-08。

[5]马丁·沃尔夫：《看空中国经济向来是愚蠢的》，载2014年3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03-27。

[6]罗伯特·J。塞缪尔森：《中国需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载《华盛顿邮报》，2014-03-19。转引自《参考消息》，2014-03-21。

[7][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20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28、30、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以上数据，均由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提供，谨在此致以谢忱。

[11]习近平：《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文明冲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载《文汇报》，201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