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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让现代文明的精神之光，照亮中国银幕并提升其在东方文化主体性上的凝聚力

中国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十余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受惠甚多，迅速以一个现代文明型大国崛起于东方；但与此同时，它所遭遇的经济全球化新秩序的挑战，无疑也是相当沉重而艰窘的。

但是，曾经君临世界的这种全球化“新秩序”，自身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处与并存中，一种现代文明的精神之光正在冉冉升起，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必将以多彩、平等、包容、互鉴、和谐作为新的准则，这势将深刻地改变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并重构一幅新的世界文化版图。

由于多重复杂的历史成因，面对世界文明的现代性进程，在中国与欧洲、北美洲这个大三极之间，事实上，文明的冲突是十分现实并无所不在的。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中美两国文化的关系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两年前，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2012年2月），由此开启了所谓“中美电影新政”互动的新格局。

面对世界文明的现代性进程及其当下文化语境，中美电影在博弈与汇流中呈现出诸般错综矛盾的景观，需要质疑的是：中国电影及其产业发展的大方向与大趋势，是否与中国作为现代型文明大国崛起的时代步履协调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高扬现代文明的精神之光及其叙事智慧，摒弃踩着好莱坞脚印亦步亦趋的幼稚走势，**涤“泛娱乐化”世俗潮汐的污泥浊水，照亮并锤炼中国银幕在东方文化主体性正能量上的凝聚力，从而提升中国电影在跨文化国际主流市场上的传播力及其话语权，这诚然是关系到中国电影及其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唯GDP至上的误区

——中国电影内在的民族文化主体原创力，不但并未携GDP增长之机遇而日渐强盛，反倒受GDP增长之煎迫而日趋下滑与萎缩

近三五年来，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上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机遇期，2013年的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去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长了27%（2012年增长了36%），达到36亿美元，是首个票房超过30亿美元的海外市场”。[1]毫无疑义，好莱坞对这个正处于“井喷”状态的“海外市场”，给予了高度的期待；但与此同时，这个市场其实远未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高度，竟无可回避地陷落于剥离文化而唯GDP至上的误区。人们竞相角逐的无非是中国本土高端票房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电影作为精神产品的第一属性。以GDP论英雄，让GDP成为衡量电影产业成败的决定性指标，这意味着什么？这必将造成信仰迷失、价值错位，并令以先进文化来引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流为一句空话。迫在眉睫的现实教训便是，中国电影及其产业的文化品位正日趋下滑，银幕上的诸般乱象，无不源于GDP决定论而令金钱主导一切，进退之间，显然与中国深化改革大时代的脉搏南其辕而北其辙。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眼界，似乎只看重本土市场频频报捷，并为“200亿元”而志得意满，却无暇顾及海外市场的窘迫。去年中国在48个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举办了113次电影节展活动，共展映了影片951部次。计有45部电影出口到49个国家和地区。在出口海外票房排行榜上，位列前五名的依次是：

1。《大闹天宫3D》——排名榜首，票房3。4亿元人民币（均折换为人民币，下同）。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这部作品，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20世纪60年代初出品的上、下两集动画片，今天用3D重新翻制而成。切不可张冠李戴，妄自将甄子丹主演的商业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拿来替代此片[2]；

2。《十二生肖》票房2。7亿元人民币（含：美国票房59万元）；

3。《一代宗师》票房1。5亿元人民币（含：美国票房4143万元）；

4。《西游·降魔篇》票房7591万元人民币（迄今未在美国、欧洲上片）；

5。《激战》票房7578万元人民币（迄今未在美国、欧洲上片）。

而中国电影2013年在海外的总票房，只拿到14。14亿元（折算为人民币）的惨淡纪录。[3]本土与海外，俨然冰火两重天。这就给中国电影及其产业造成了结构性的危机。

人们看到，中国在加入WTO后的十多年来，电影产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并渐次深化，推进了内地电影产业最初的兴旺发达和电影创作多元竞胜的大好局面。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国年度故事片总量稳定在640部左右，城市影院观影人次冲上6亿，较2012同比增长1。5亿。新增银幕5000多块（以二、三线城市发展领先），全国银幕总数已达1。8万多块。全国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高达218亿元左右。更令人鼓舞的是，国产影片与好莱坞影片之博弈，也由劣势而转优势，其份额占到近128亿元，占比约达60%，实现了一次堪称大气而富于民族尊严感的亮相。[4]

不错，中国电影市场繁荣了，这繁荣竟被好莱坞惊为罕见的“钻石矿”而纷纷前来攫金。就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电影生态环境的现状而言，中国目前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电影生产国以及票房产出国。但是，在电影市场繁荣的背后，却同时潜藏着文化浮躁化、粗鄙化、庸俗化的隐忧。不妨以清醒的文化思辨来考量，特别是近十余年间，随着国内与国际主流市场逐渐贯通无阻，中国无可回避地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在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凸现出一种新的张力关系。事实上，举凡登临中国市场高端票房的影片，大多数为取悦于中产式消费文化的需求，似乎与现实主义精神早已划界分割，为打造剥离现实、剥离精神的娱乐快餐或盛宴而前呼后拥，紧紧地跟风好莱坞而在“泛娱乐化”的潮水里载沉载浮。

是的，GDP的增长是中国电影及其产业向现代化升级的经济基础和必要物质前提；然而，一旦剥离了中国民族文化主体创新的内核，GDP指数尽管可以扶摇直上，破百亿元或破双百亿元，但却由于与民族文化精神血脉相割裂，无疑对我国电影产业的现代性升级构成了潜在的、深层的危机。事实上，电影文化产业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双重属性，一是文化的属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电影作为以文化精神为第一性的产品，它关乎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二是资本的属性，它以市场为其生命线，为保障电影产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日渐繁荣兴旺，其资本的属性竟无限膨胀，乃至大有可由GDP来主宰市场并扭曲电影文化之根本属性的趋势。按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必须由文化来引领产业发展的方向，促使产业走向高速、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而现今的情形则似乎显得颇为难堪，我们的文化不是引领产业发展，反倒成了它的某种点缀或花边；中国电影内在的民族文化主体原创力，不但并未携GDP增长之机遇而日渐强盛，反倒受GDP增长之煎迫而日趋下滑与萎缩。

警惕中产消费文化的“陷阱”

——冷眼看市场票房“井喷”背后的阴影

2013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诚然是我国电影产业繁荣的一个新表征，它呈现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文化产业上一个辉煌的侧面。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概括出当今中国经济环境如下三个新的特征：

其一，201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00美元左右，已经位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的任务；

其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如以前有利，一方面是因为高收入经济体出现结构性疲软，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经济规模相比其他经济变得很大；

其三，中国经济自身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7%～8%这样一个台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萎缩造成的；产能过剩程度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是严重的。

他就此归结说，“金融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整带来的下行风险在迅猛增大”，尽管如此，他的结论则是：“看空中国经济向来是愚蠢的。”[5]

而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的一篇文章则中肯地提出：“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件充满国内和国际意义的大事件。其经济增长显然已放缓，低于预期的工业产出和出口是最新证据，全球股市对此紧张应对。但某种程度上，增长放缓并非中国的过失，而是可以预见的。其解释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并强调称：“不要弄错：‘中等收入陷阱’不容小觑。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它是件重要的事情。”[6]

由经济全球化视角来观察，近三五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井喷”现象及其为满足中产文化消费需求而走向浮躁化、粗鄙化、庸俗化，诚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恰恰标示出，这类中产式的文化消费样貌已经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日渐衍生开来，值得引起人们的郑重反思。认真地看一看我们当下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国电影及其产业，突出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三个：一是中国大片遭到好莱坞大片的蚕食与同化，并无可挽回地走向整体性的沉落，到去年我们竟拿不出一部真正具有时代分量、并能为世界上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大片。中国大片跨文化反弹的锋芒乃遭到致命的挫折，所谓“走出去”工程俨然成了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二是唯GDP至上的市场方向，逐步形成了一种“市场金本位”的定势，而“金本位”的思维则与泛娱乐化的潮水互为表里，由此构成了中国电影及其产业的深层危机；三是唯3D或IMAX电影崇拜，将3D等高技术奉为制造视觉奇观的圭臬，当叙事被掏空后，剩下的无非是近乎杂耍的“炫技秀”，导致电影产品日趋媚俗、弱智和文化贫血症。

当今的中国银幕，由于受到西方中产式主流娱乐狂欢风潮的裹卷，受到此种“世界流行色”的浸染，再加上中国本土电影市场资本的活跃、强大及其无孔不入，现实的文化景象往往并不能令人乐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观念的嬗变，当下中国也跨入了“新媒体时代”。特别是新兴的互联网的优势和张力，更为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的来临添柴加薪，新、老传媒交错而不断地拓宽了原有媒体的场域，形成了众声喧哗、竞争激烈的新格局。然而，此等喧哗与竞争，无不借助于3D或IMAX制造的图像奇观来吸引人眼球，并紧紧地围绕着“唯GDP为王”而令资本急剧增值并无可遏止。

综而论之，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普遍流行的是这样三种主要的类型片，即：灵幻片（非关科幻与民族经典神话）、动作片与喜剧片。“泛娱乐化”盛行无阻，烂片扎堆，山寨片接踵而来，很难聚合为一种现代电影产业的大数据和大能量。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GDP黄金指数的背后，我们的文化承载究竟是厚重化了抑或轻薄化了，加上若干低俗的港台片纷至沓来，对GDP黄金指数展开了内讧式的争夺，从而出现了某些自相撕扯的不良文化裂隙，令人顿生无可奈何的嘘唏。

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曾向人们做出一个伟大的预言：“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引用这则预言的著名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这样说：“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进而论述道：“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7]

大片沉落中的“炫技秀”

——高端票房与文化贫瘠的非对称倾斜

21世纪伊始，以《卧虎藏龙》《英雄》为代表的中国古装武侠大片崛起，原本是为了在市场上与好莱坞相抗衡，展现出一派文化“博弈”的锐气与风采，具有历史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自《赤壁》以降，中国大片在民族文化底蕴上不但去中国性而且向西方横移，在海外市场上早已一落千丈，再也难翻过身来。为什么从《赤壁》《让子弹飞》《金陵十三钗》到《画皮2》，它们在国内市场屡创高端票房，一到海外便陷于水土不服，票房惨淡。说到底，就是缺乏人文的原创性，缺乏一个中国“原型的特质”，找不到自身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脉而流于东施效颦。这个以牺牲民族文化主体性来换取的高端票房，更伤害了中国电影产业总体的良性建构与发展，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切不可不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