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影视创作（第2页）
1947年由中国昆仑电影公司摄制，编导：蔡楚生、郑君里。主要演员：白杨（饰素芬）、陶金（饰张忠良）、舒绣文（饰王丽珍）、上官云珠（饰何文艳）。摄影：朱今明。
本片是中国电影史上公认的一部经典之作。在上海公映时，连续三个月盛况不衰，观众近80万人。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这在美国好莱坞电影充斥电影市场的当时，绝无仅有。于是，认真探索其成功的原因，就非常有意义了。
总括其成功原因，可以用一句话：因为它出色地运用了典型化原则创造出了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现实主义篇章。
这部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在民族危难关头，处于纷繁动乱社会中各阶层的真实面貌，概括了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活内涵，塑造出了众多富有时代特征、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影片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一扫抗战胜利后中国影坛浓重的阴霾，受到当时进步舆论的热烈赞扬，被称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座丰碑。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对生活本质的逼真勾勒、对人物内心的生动展现，是本片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芒所在。影片描述了抗战八年以及此后二年间的社会现实与人间沧桑，它以形象生动、寓意深刻的画面，显示了沦陷区老百姓受尽凌辱、民不聊生的苦难境遇、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行径、大后方官僚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劫收”群丑贪赃枉法的丑恶嘴脸、善良人们的悲惨命运及幻想的破灭……
总之，高度概括地表现了这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同时，刻画了贤惠善良的素芬、忘恩负义蜕化变质的张忠良以及宠浩公、王丽珍、何文艳等性格鲜明、各具不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素芬与张忠良，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编导者以细致的笔触，描画出素芬由充满希望、坚毅忍耐到理想破灭、绝望投河的心路历程中的每一丝颤动；也同样勾勒出了张忠良在步步蜕变中的内心挣扎，并通过精心设计的银幕画面，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国民党苟且偷安、消极抗日的政策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是素芬一家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根源，也是张忠良由一位抗日青年沉沦堕落成人间罪人的决定性因素，给整部作品打上了鲜明而深刻的时代烙印。
通过典型化方法，以虚构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展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规律的影片相当多。像我国影片《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祝福》等，像美国影片《正午》、《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末路狂花》以及苏联影片《夏伯阳》、《一个人的遭遇》、《乡村女教师》等均是。
虚构的故事影片，需要典型化的艺术叙事——这，一般人都能认可。而对于纪实类影片或纪录影片，是否也要依照典型化原则，就可能有人怀疑了。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即使是纪录片，也不宜背离典型原则。因为只要是艺术作品，无论是虚构，还是纪实，它都要向观众传达作者的某种主观意向，因而必然含有作者的刻意组合、人为编排。而在这组合与编排过程中，就应该运用典型化原则，以求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与普遍涵盖。否则，尽管打着真实记录的招牌，也可能是对现实的某种程度的歪曲。
纪实作品典型化原则的体现，一般有两种手段。
其一，选取的纪实对象本身，就具备很大程度的典型性。这样，只要真实地对对象（人物或事件）稍加整理、编排，删减掉不必要的枝节，进一步突出重心或主干，进而体现其本质、精华即可。
比如引起重大反响的拍摄于1993年的美国影片《辛德勒名单》，就是在真实人物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艺术编排创作出来的。
辛德勒确有其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残忍屠杀犹太人，也是事实。但作者并没有一切如实照搬，而是作了明显的艺术处理。比如在结构上采用了片段组合式手法，各个片段间有意不要必然的逻辑联系，也非戏剧化地讲述一个故事，而是以辛德勒这个人物为线索，将整个宏大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采撷出来，服务于对人性的透视和对战争的重新思考。
另外，在色调设计方面，本片也有着独特的艺术构思：在长达193分钟的影片中，有意识运用了以黑白摄影为主调的纪实手法，不仅突出了历史的真实感，也象征了犹太民族的那个黑暗年代。而贯穿影片始终的红色烛光，则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寓意；小女孩红色的身影更不仅强化了个体生命的脆弱和宝贵，同时还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促使辛德勒思想升华的关键因素；当犹太人获得新生、走出地平线时，银幕上突然出现的彩色画面，这就给观众传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影片结尾处，则以长达3分36秒的犹太人祭奠辛德勒的场景，将全片情绪推向**……
如此等等，均可证得纪实影片不可或缺的人为人事编排与艺术处理。
此类作品，像我国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像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像法国影片《Z》、美国影片《巴顿将军》，等等，均属此类。
其二，对于社会生活中散乱芜杂的某一范畴，以既定题旨为中心，进行人为的选择、梳理，进而体现典型化原则、完成影片的创作（制作）。
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当推1965年苏联拍摄的《普通法西斯》。
这是一部艺术政论纪录片，根据苏联、民主德国、纳粹德国及其他国家拍摄的新闻片和纪录片片断剪辑而成，表现了德国法西斯形成、发展及灭亡的历史。本片是苏联纪录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的创作动机在于通过影片使观众思考：为什么20世纪出现了法西斯这个怪异现象？为什么希特勒能够掌权并蛊惑那么多人为其卖命并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影片研究了法西斯思想体系，这就产生了更深刻的揭露力量。
本片不是按时间顺序拍摄的普通纪录片，而是一部艺术政论片。它按章节构成，每章有一个主题，各有自己的开头和结尾，有的章节的标题就显示了本章节的主题，如“我们属于你”、“曾经有过另一个德国”，等等。这种结构原则可以使影片不受时间发展顺序的限制，而集中、突出作者所要表现的问题，进而使影片有一个更鲜明的内在逻辑，以淋漓尽致地表现法西斯的历史过程与暴虐本质。这是影片第一层面的内容。
第二层面，则是表现法西斯周围的世界。它使观众不仅看到了希特勒上台前后西欧的政治形势，看到了一些国家政府的机会主义态度，而且看到了当时德国的进步力量，看到了革命者的活动以及德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与遭到镇压……这一切，使人们更清楚了当时的力量对比，看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和德国法西斯的微妙关系与相互影响。
影片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表现战争结束2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世界。除了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外，还有军国主义势力的蠢蠢欲动，还有法西斯组织东山再起的企图。
因此，如果说影片表现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30年的世界历史，说影片是一部史诗性作品，不是没有道理的。影片甚至把观众的思绪带到遥远的年代：当人们还在茹毛饮血时，他们已经知道创作，已在岩壁上作画；而几千年后，法西斯却在践踏人类文化。这种对比、这种跨越时代的思考，正是史诗的特点。影片还指向未来，更确切地说，影片本来就是为未来拍摄的，它推动观众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人类的未来——它早已超出表现一段历史的命题了。正因为如此，尽管影片中有大量的表现法西斯罪行的镜头，但它给观众的已不全是凄惨或恐怖的感觉，而是一种历史的沉思了。
本片的创作过程更说明了典型化手法的不可或缺。本片全长3600米，而为了创作这部影片，编导米哈依·罗姆共看了200万米胶片的素材。开始，他也考虑按年代顺序编排内容，但很快放弃了——因为那只能创作出一般性的而且别人已经拍过的历史纪录片。他于是将各种素材按主题归成几大类，然后再对大量的素材进行围绕主题的精选，使每一段落，甚至每一镜头都非常典型、具有普遍涵盖并表现出深层的本质与规律。
总之，在汗漫的散沙中挑选有用之物，再将它们按既定构思，筑造成雄浑的艺术大厦，这便是《普通法西斯》的成功所在。
这类影视作品也很多，像中国的《沂蒙九章》、《话说长江》，像美国与苏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影片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