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理论及相关的两种偏颇（第2页）

其代表人物左拉论述道：

自然主义小说不过是对自然、种种的存在和事物的探讨。因此它不再把它的精巧设计指向着一个寓言，这种寓言是依据某些规则而被发明和发展的。想象不再具有作用，情节对于小说家是极不重要的，他不再关心说明、错综或结局。我的意思是说，自然主义小说不再插手于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从一块整布上再制成一件东西。自然就是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从这个观念开始；必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不从任何一点来变化它或削减它；……我们无须想象出一场冒险事件，把它复杂化，并给它安排一系列戏剧效果，从而导致一个最后的结局。我们只需取材于生活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4]

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中，自然主义的出现也许有某种层面的“拨乱反正”意义，但“矫枉过正”，理论上就难免偏颇，实践中也难能长久。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为反对“造作”而过分强调“自然”，这就从本质上违背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最起码的品格。

对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指出：

须知绝对的真实、不搀水分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因为谁也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教我们这样或那样去看待事物。想描写得真实、绝对的真实，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妄想。人们至多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感受能力，确切地再现所观察到的东西，按照我们所见过的样子描绘出来，至多只能根据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形象记忆力，把我们获得的印象写下来。[5]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批评自然主义的另一观念时写道：

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6]

普列汉诺夫将人的行为举措只归结于“由社会关系所决定”，未免也有疏漏，但他对自然主义只在生理或病理上研究人的偏颇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

自然主义因其具有一定的“即时”意义与针对指向，所以不该轻易地全然否定。当然，若不看到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环境，而一味茫然推崇、极力效法，也将使文学艺术走向歧路。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没能长久地保持强大的活力，概因于此。

下面，再审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理论与运作方面对现实主义的“反对”或曰“误导”——

如果说自然主义对现实主义有过影响（或曰干扰），但毕竟为时不长，则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观念对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扭曲与侵害，就因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极需总结与反省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上：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7]

高尔基对此作了更清晰的说明：

“资产阶级贵族的现实主义”，就是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正是这一点——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批判态度——列宁才赞扬了托尔斯泰，恩格斯和马克思才赞扬了巴尔扎克。而我们的现实主义有可能和权利从事于“肯定”，它的批判专注于过去以及过去在现时的反映。而它的基本任务是借助于形象地描写劳动过程中的事实、人们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来“肯定”社会主义。[8]

从上述说法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特意强调的一点，就是：它虽然要求反映现实，但目的必须十分明确——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以“肯定”的态度表现社会主义的“革命发展”。

我们不完全排除它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即时”政治作用，因此“情有可原”。但作为一种指导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理论观念，则毋庸置疑，它本身就已经存在偏颇。再连及苏联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恩格斯“现实主义必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句名言为权威依据、所进行的一连串文学（乃至政治）批判运动，我们就更不能不严肃地从创作与批评两方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实际运作中的偏颇，进行一番反省了。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西蒙诺夫就指出其中的问题。他首先同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必须“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的正确性，但接着便对“‘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句话，谈出下面看法：

我觉得，这个本意是想作明确规定的第二句话是不确切的，甚至反而容许有歪曲原意的可能。它可能被了解为一种附带条件：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真实地描写现实，但是“同时”这种描写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好像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正是对这条定义的这种任意的理解，在战后时期，在我们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里特别经常地发生，他们借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向来表现，力图“改善”现实。[9]

西蒙诺夫很清楚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在苏联文艺界的影响——就是用“教育”作用与“导向”要求来制约、改善现实主义的结果，势必产生“人为的现实”，其实质则无异于对真正现实主义的“反动”。

确实如此。

真正的现实主义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与具有科学地体现历史进步的规律性与趋向性。简言之，只要是“真实的”，就必然是“积极的进步的”。而强加在“真实”前面的一切规定、制约或遏制，必定适得其反。

苏联及当代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比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积极，因而要求文艺只能“歌颂”，而绝对不能有任何一个层面的“批判”（比如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极“左”现象的批判等）；比如要求任何作品都必须起到对劳动人民的教育、改造作用，因而将文艺等同于政治宣传、革命鼓动；比如因必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工农兵形象必须“高、大、全”，每一具体的文学情境必须与社会革命的历史主脉相一致，否则便会因“不典型”、“歪曲社会主义时代生活”而被批判，等等。

结果呢？相当时期内，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粉饰文学”、“虚假篇章”甚嚣尘上，政治图解、观念演绎式作品，被视为正宗。最终，使文学艺术受到损害。鉴于此，我们对“现实主义”一定要有科学的理性把握，在具体运用中，应极力避免上述两方面曾有过的失误或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