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乡试策问与朝廷时政（第1页）

第三节乡试策问与朝廷时政

乡试毕竟是元代科举三级考试的第一级，作为会试、廷试的预选考试，乡试自然会关注后二者的命题方向，因而朝廷时政，也是乡试策问的重点问题。

一、探讨当朝急务

不同时期朝廷面临的紧要政务，经常是乡试策问的重要考题。泰定前后的三史编修、天历年间的赈灾与恢复治安，就属于这样的策试问题。

泰定三年（1326）大都乡试策问，着重提出宋、辽、金三史的纂修问题：

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其君臣媺恶，其俗化隆污，其政事号令征伐礼乐之得失，皆宜传诸不朽，为鉴将来。然当世史官，记传丛杂，不可尽信，虞初稗官之书，又不足征。昔《晋书》成于贞观，唐史作于庆历，盖笔削之公，必待后世贤君臣而始定。圣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1]

前朝史的修撰，始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初立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即提出编纂辽、金史的设想。[2]至元十三年（1276）平南宋，又收集“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3]以备宋史纂修。仁宗延祐间，宋、辽、金三史修撰再次提出，并在朝廷集议，终因“旧史多阙轶”，[4]及“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而未能举行。然三史纂修，实为元朝的当务之急。时任太常博士的虞集于廷议云：“三史文书阙略，辽、金为甚。故老且尽，后之贤者见闻亦且不及，不于今时为之，恐无以称上意。”[5]明确指出修撰三史的紧迫性。英宗即位，右丞相拜住“独秉国钧”，“欲撰述辽、宋、金史”，责成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袁桷。[6]袁桷草拟《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上奏朝廷，详细开列征寻书目，并提出宋史修纂原则和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看法。[7]至治元年（1321），袁桷担任礼部会试考官，在其命题的策试中探讨《尚书》《春秋》《史记》《通鉴》四书的编修特点，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的源流演变，最后云：“我国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礼乐方兴，纂述万世之鸿规，敷阐无穷之丕绩，吾儒之事也。故乐与诸君子讨论之。”[8]显然有意为三史编修征询建议并抡选人才。

修史之事，虽因“南坡之变”、英宗和拜住被杀而告终止，不过，三史修撰应为朝廷急务，已是当时诸多有识之士的共见。袁桷的思想，也影响到其门生翰林国史院属官宋本。宋本（1281～1334），字诚夫，大都路（北京）人。幼年，从父官游学杭州、归州、武昌、江陵等地，曾补江陵路儒学弟子员。延祐七年（1320）参加大都路乡试，以第一名中举。至治元年（1321），又以左榜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泰定间，历任监察御史、国子监丞、兵部员外郎、中书左司都事等。宋本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曾参与编修《仁宗实录》，并受知于袁桷。而袁氏命题的至治元年会试，又是宋本所亲历。泰定初年，袁桷虽已辞归，然有关三史修纂的廷议仍在举行，“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泰定三年，宋本受聘为大都乡试同考试官，遂承继袁桷，在策问中进一步讨论宋、辽、金三史的体裁、凡例与正朔，为朝廷纂修三书提供借鉴。

至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病卒，蒙古贵族之间，为拥立泰定幼子或武宗之子而爆发大规模战争。天历二年（1329）四月，战事以武宗之子的胜利告终。八月，文宗毒死兄长明宗，正式登上帝位。战争的破坏和连年的自然灾害，造成民生凋敝，社会动**，应对灾荒与恢复治安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天历二年江西乡试的两道策问，即针对当时江淮亢旱不雨，赤地千里，米价腾涌，社会动**，提出应对灾荒和辖制军队两个问题。其中有关荒政的南人策问云：

国家土宇之广，岁入之丰，而调度实繁，郡县寡储。年或不登，则所在告匮，茫然不知所措，赈救一仰于兼并之家，至不爱名器以假之，丁未之灾，亦可监矣。比岁水旱相仍，间有乐土，民仰懋迁，未至大困。今夏亢阳，徂秋不雨数月，江淮南北，赤地数千里，米价翔贵，饥馑之忧，兆于此矣。朝廷虽设义仓，有司漫为文具，缓急不可倚也。《周官》荒政十有二，可历举而讲求欤？开仓发粟，伺得请则常缓不及，当早计而先定欤？督籴劝分，使民重困而无实惠，何术而能周防欤？儒者之虑，常失之过。今之灾未若丁未之甚，然有备无患，亦不可以缓也。继今而后，义仓之政，若何而无弊？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亦在所当行欤？诸君子以经术、时务出为世用，其毋以过虑为嫌，出位为讳，悉心以陈，将以转而告之上。[9]

元朝荒政，包括蠲免差税、朝廷赈贷、常平义仓、督劝富户平价粜粮或施赈等措施，其中前二者是赈灾的主要方式。蠲免差税，需要地方申报灾伤情况，经朝廷验实，确定减免的额度。朝廷赈贷，也必须呈报中书省核实批准，才能开仓赈济，地方官无权根据灾情便宜处置，故常常迟缓不及。常平仓、义仓制度，始于世祖至元六年（1269）。义仓设于乡社，“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是民间备灾粮仓。常平仓立于路府，“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是官府救灾粮仓。二仓设置的初衷，是“使饥不损民，丰不伤农，粟直不低昂，而民无菜色”。然而“行之既久，名存而实废”，[10]到天历年间，早已是“有司漫为文具，缓急不可倚”了。此外，劝率富户平粜或施赈，原本也是赈灾的权宜之计，但是由于官吏贪暴，强制实施，反而“使民重困而无实惠”。至于地方官府，由于元代赋税收入绝大多数输送中央，郡县存留无几，故一遇灾荒，除仰仗兼并之家外，毫无御灾能力。天历二年，大规模战事刚刚结束，文宗新近复位，未暇顾及大范围的灾荒和社会混乱，更增加了救荒的困难。面对大旱和随之而来的饥馑，策问要求考生借鉴《周礼》记载的十二项荒政，重点讨论当今的救灾事宜：朝廷赈济，如何预先措施以免延误；劝富粜赈，如何避免强迫而有实惠；常平、义仓，如何恢复旧制而去除积弊，以供江西行省从事救灾。

辖制军队，恢复治安，也是天历年间当政的要务。帝位更迭导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为了征讨支持泰定幼子、拥兵抗命的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文宗先后调发湖广、河南、江浙、江西、山东等地军队，造成各省的动**混乱。天历二年江西乡试的备用策问，就尖锐地指出：“我朝承平，兵久不试，边徼材武所萃，备则严矣；内郡武臣，继袭者多不更事，兵惰律废，殆无所用之。去岁西陲小警，江淮遣戍，命下，或群起剽劫杀伤，城邑震扰，野无居人。部统者莫之谁何，甚则纵之为奸，未获分毫之力，而良民先被其害。”事后，当政又“不敢痛惩，务为姑息，此风甚不可长也”。策问认为，出现混乱局面的原因，在于军队平时缺乏训练教化，不明义理所致。因此，策问要求诸生考察《周礼·大司徒》记载的军事训练方法，汉、唐两朝选拔将领的规制，近代武举对兵法方略和军事技能的考核，以及军士孝悌忠信的教化，使军队闲习有素，训御有方，临事足以折冲，仓卒可以无患，为国家长治久安服务。[11]

上引两道策问皆出自江浙学者吴师道，不过，这并非吴氏避居于书斋的杞忧，而是亲历赈灾抗暴之后的深刻思考。师道是江浙行省婺州路兰溪州（浙江兰溪）人，自幼习儒，曾从许谦问学，以发挥义理、攘辟异端为先务。至治元年（1321）中进士，授高邮县丞，疏通水利，勘察灾情，有善治之名。泰定中，调宁国路录事。宁国路治宣城，自古为雄富之邦，又是江东建康道的治所，地大民众，政繁事夥。录事则“掌城中户民之事”，[12]佐路总管府和廉访司长官为治。据《吴师道墓表》，天历元年，“征兵江淮，以遏西师。掌兵者统御无状，军士肆为攘夺”，“人或忾不与，则纵火杀伤人。城人震栗，府县吏胥皆闭门自守，无敢谁何”。师道“乃单骑按行，捕杀伤人纵火者，榜掠市门外”。“会诸路兵涉道为暴，君昼则综理官事，夜则巡视营落，兵众詟服，城人以宁”。天历二年，“大旱，黎民阻饥，宣城一县，仰食于官者三十三万口。廉访使者议赈民，以君摄（宣城）县事，措置荒政”。师道首倡“礼劝大姓”，“平估而粜者一万余石”，又“籍其户为九等，得（施赈）粟三万七千六百石，以均赋饥人”。次年春，“二麦犹在田”，吴氏又预先“建白廉访使者，转以闻中书、御史，得官粟四万石，赃罚钱七百三十定”，并“劝分旁郡，得钞三万七千七百定”，“以等第分与民”，“三十余万人，皆赖以不困”。[13]由于亲自参与赈灾，吴师道对荒政利弊有切身体会，曾倍尝劝赈的艰难。一方面，“民之诉不能自食者余五十万口，老弱累累，日数千百，拥府县门不去”；另一方面，“豪民大家，方惧己削，显抗阴沮，怨怒谤讟群起”。以致师道曾与同事申彦直语“事之难，仰屋太息，继以痛哭”。[14]而为维持治安，制止军队横暴，吴氏又曾受到“必杀录事”的死亡威胁。因而，吴师道的乡试策问，绝非对时政的泛泛讨论，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荒政、治安二问，还只是吴师道对当朝急务的思考，至于他为江西乡试草拟的第二道备选策问，则展示出吴氏对文宗即位后朝政改革的期待和设想。这首长达八百言的南人策问首先揭明：“有国家者，必稽古以为治；为子孙者，必视祖以为法。”“远稽诸古，近法乎祖，而治道毕矣。”策问明确提出复行常朝、设置谏官、确定给事中职掌、兼用钱币四项应当恢复的古制，参用南北士人、科举荐征并行两项应当效法世祖的旧制。师道自至治元年中进士到天历二年的十年中，一直辗转地方郡县，尚未任职朝廷，但他以稽古制、法世祖为名，列举的朝政、官制、货币、铨选等多方面改革建议，却能切中元朝统治体制的积弊。尤其是皇帝不常朝，政事取决于少数大臣近侍；币制混乱，影响经济、财政；歧视南士，“一宪府掾亦屏而不用”等项，更是亟待更化的根本性弊端，反映了以吴师道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对朝政改革的深入思考。策问最后曰：“诸君子平居问学，有志当世，察于古今之宜熟矣。凡此历代之所不废，祖宗之所已行，有关于世务之要者，是用乐闻启告，以禆政化。”[15]要求考生对改制发表建言，意在造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促成新朝更化。然而，新即位的文宗并无意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吴氏的策问也自然束之高阁，未被主考官选用为当年的乡试策题。

二、注重士风经学

士人的风习时尚，经学的源流演变，关乎朝廷时政，也是历代策试的传统命题。元代乡试中的汉人、南人策问，亦往往涉及上述问题。

至顺三年（1332）陕西行省的一道乡试策问，即以士风为题。该策共设三问：其一，学以致用，自古而然。《论语·侍坐》，孔子亦许仲由、冉求、公西赤为邦之志。今科举之士，有志于用世，“当以何为体，以何为用”？其二，剖析孟子辟异端诸说，观察考生对异端学说的精察明辨。其三，科举考试，“言之者则皆谈仁与义矣，听之者亦取其说之合经矣，用之者自夫州县以达朝廷矣”，如何做到听言观行，循名责实。[16]上述三问，论及士人学养和异端辟除，其核心却在科举取士的标准与利弊。这是延祐科举以来亟待探讨的问题，为世人所关注。是年陕西乡试的另一道策问，对此作了更为明确地引申：

国家设进士之科，于今七举矣。廷对入官者，不啻五百人而多，其政事文学卓然见称于时者，仅不及半。将遴选之不精而侥幸欤？抑既得之后自满，弃其旧学犹弊屣欤？或为利欲所牵，而不能守其素欤？莫可得而究也。今欲使人人奋励，精白其心，益黾勉其学。居馆阁者，其文章足以黼黻皇猷；登台省者，其政事足以贞固干事，化民善俗；居守令者，其廉足以律身，而抚字无愧于古之良吏：将何道以致之？夫前代以词赋设科，得人犹有可称者。矧今日以其浮华纤巧废之，而专尚经学，宜有敦厚朴实任重致远之材。今乃如是，况敢望制礼作乐，以兴太平之治欤？学者当无负圣朝作养举用之意，详悉以对，庶得观其志焉。[17]

自延祐肇开科举，到至顺三年乡试已是第七届，以进士入仕者439人，能以文章、政事著称的却不足半数，其原因究竟何在？是遴选不精？还是士人抛弃旧学，或为利欲所诱？策问要求诸生就此进行讨论，以期科举之士能不孚众望，在各自职任上都做出卓越成绩，甚至辅佐朝廷制礼作乐，以兴起太平之治。策试的问题并不复杂，却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有元科举在世祖时即已正式提出，并经集议，订立程式，成宗、武宗朝，又有大臣、学者多次建言。但是，由于朝廷中守旧的蒙古、色目权贵及少数出身吏员的汉人官僚的反对，迁延近五十年未能实施。仁宗即位，虽科举得以正式下诏颁行，反对的声音却并未止息，“上而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才数人耳”。延祐之后，凡帝位更迭，辄有动摇科举的议论出现。“盖设科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之者。庚申之春（英宗即位），则剥复之机系焉。癸亥冬（泰定登基），惴惴几坠”。[18]科举兴废始终是朝廷激烈论争的重大问题。攻击者或言儒士迂阔，可任用者寥寥；或曰“科举取士，实妨选法”；或指责科举之士冒认籍贯，虚报年龄，“有假蒙古、色目名者”，“举子多以赃败”，[19]甚至“有人取凡败于货瘝阙官者列于朝”，[20]“群然鼓簧，谓士不足用，科举无补于国计，不罢不止”。[21]实际上，元朝吏道杂而多端，选官的主要途径，“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22]而科举这一传统的入仕渠道则壅滞狭仄。朝廷规定科举三年一届，每届取进士100名，相对唐、宋、金各朝名额都要少得多。而且至顺之前的六届，取士皆不满额，累计不过439名，平均每年不足25人，远远不能与通过怯薛（宿卫）和吏员入仕的官员相比。何况有幸中进士者，亦只授翰林国史院编修、检阅、集贤院修撰、秘书监校书郎、典簿等文学侍从，或路府录事、州同知、判官、县丞等地方小官，根本不能握持权柄，影响政局。正如揭傒斯所言：“新荑稚蘖不足以胜夫深根固蒂，牛羊日夜又从而牧之，信道笃者类指为迂阔，稍出芒角为国家分忧者尽格之下位，急功利者遂从而弥缝附会，觊旦夕之余景，而不知已为他人所衔辔矣。”[23]这才是进士出身者难以政事、文学著称的根本原因。在无能触动基本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只能首先保住科举制度得以延续，而其希望所在，则是通过获得科名者卓有建树，方可改变视听，影响朝局。故士人的风习德行，不仅涉及个人的荣辱，更关乎科举的兴衰。正是在这样严酷的背景下，坚守儒学传统，加强自身修养，检束个人德行，成为科举之士必须首先讲究的内容，这就是上述两道策问的主旨所在。

策问作者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陕西行省兴元路南郑县（陕西汉中）人。早年居乡教授，“以濂洛诸儒之说倡于汉中”，曾为郡儒学正。蒲氏为学，“务自博以入约，由体以达用，真知实践，不事矫饰”，“教人具有师法，大抵以行检为先”，是讲求操守、重视践履、富于识见的儒家学者。皇庆二年至延祐七年（1313～1320），蒲道源入朝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进国子博士，“以性理之学施于台阁之文”。而其子蒲机，适中延祐五年进士，“士大夫尤以为荣”。[24]这又是蒲氏策问关注科举与士风的个人因素。事实证明，策问所及绝非蒲道源的杞人之忧，不过三年，后至元元年（1335）十一月，守旧的蒙古权臣伯颜、彻里帖木儿等，即以种种理由要求顺帝“诏罢科举”，[25]而且一停就是两届。直至至元六年顺帝清除伯颜势力，科举方得以重新举行。

《六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因而，《六经》的源流演变，自然成为科举策问的重要内容。尤其元朝科举，标榜“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因而元朝“专立德行明经科”，[26]经学为首要考试科目，遂更为士人瞩目。“执事先生发策秋闱，问以六经之学，俾条陈以对”，这是至正元年（1341）常州无锡学者王寔的乡试对策，尽管该策问未能传世，但据王寔对策，仍可了解当年江浙乡试南人策问的宗旨。王寔，字安节，少励志于学，曾参加乡试，以直言未能中选，遂以著述为事，至正间以文名江南。其对策首先指明：“六经载圣人之道以行于世，犹万古行天之日月也”，“不明六经，不足以为吾儒之致用。”而从事科举者“方以经术用世”，故必须对《六经》之学考核精详。对策依《易》《书》《诗》《春秋》《礼》的顺序，逐条阐述《五经》及其注释的渊源流变。其《诗》说云：

《诗》之《集传》，考亭子朱子晚年笔力，一洒汉、唐训诂之陋，诚可谓无憾者矣。而序文之去，断断然以为非孔子所作，其浅近反戾于经，有不合者，朱子则既屡辩之矣。若夫协音韵以谐其读，分经纬以释其辞，而宏博硕大之学，本诸古而得于心传之妙，不可轻议之者。若齐之辕固、燕之韩婴、鲁之申公，亦皆有所授受，则或失之繁，或失之偏。而苌之学，以其列诸国而无不备，国风、雅、颂无有或偏，所以独行于世，而不可以齐、燕、鲁三国之《诗》并言也。朱子取之，其以是欤！

对策虽也论及齐、鲁、韩三家诗的失传与《毛诗》独行的原因，但其重点，却在说明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羽翼和汉唐注疏的纠正之功。非但《诗经》如此，其他各经，对策虽也略述其渊源，最终则无不以程朱理学注释为归依。以为“六经之道，赖圣人修正而后明；六经之传，得考亭训释而大义阐”。可见，对策虽以六经之学入手，其主旨乃在论证以程朱理学传注为元朝科举标准的合理性。至正元年的乡试，是顺帝恢复科举后的首次乡试，科举程式作了部分调整：一方面，经学传注仍以程朱理学为中心，这是不容更改的原则。即“方今设科取士，俾各专一经。《易》则主于程氏、朱氏，《诗》《书》则本于朱、蔡二氏，《春秋》则兼用三传、胡氏”。只有《礼记》一经，由于没有适合的朱学注释，仍“用古注疏”，“尚有待于大贤之生，以启后学之愦愦者”。[27]另一方面，在经学考试中，削减《四书》的份额而增加《五经》的比重。非但汉人、南人《五经》试题重于《四书》，而且原本只考《四书》的蒙古、色目人，现在也必须选修《五经》之一，才能参加科举。这说明，随着科举的发展，“《四书》赋题，世已括尽”，不得不兼用“五经为疑问”，[28]以增加经学考试的难度；也反映出蒙古、色目人儒学与应试水平的提高。而此年江浙乡试策问，强调《六经》源流和程朱传注，显然意在与新调整的科举程式相因应。

有的儒学经典，虽未能列入元朝科举程式，却也因为其实际价值，受到士人关注。例如《周官》一书，记载先秦官制及政治经济思想。秦焚灭典籍，《周官》在西汉最为晚出，且其内容与《尚书》《礼记·王制》《孟子》等书多有牴牾，又残佚《冬官》1卷，汉人补以《考工记》，所以在先秦典籍中争议最多。西汉古文经学家刘歆，以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为王莽改制提供理论依据；而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则以为是“六国阴谋之书”，屏弃不取。唐代经学统一，贾公彦为郑玄《周礼注》作疏，《周礼》正式列为儒家经典。王安石新政，又特作《周官新义》颁行天下，以为变法基础和科举准的，更加重了《周官》的歧疑。元朝科举，礼学只考《礼记》，《周官》不列入经学考试科目。但是，对该书的讨论并未减少，虞集、柳贯、吴师道、苏天爵等人的科举策问或国学策问，都曾据《周官》命题。黄溍任江西乡试考官，更以专策探讨《周官》的性质、保存、缺补、记载异同诸问题。黄氏认为，“国家以经术取士”，是书虽“不列于科目”，然而“厥今朝廷内建六曹，盖古六官之遗意也”，“其成法固在所取”，“有可举而行者”。因此，“诸君子为有用之学”，《周官》一书亦当“熟讲之”。[29]可见，为朝廷的官制建设提供经典参证，是黄氏策问命题的真正宗旨。

由上可知，无论是士风的讨论，还是经学的辨析，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探讨，而是与科举制度、朝廷政事密切相关，体现了乡试策问仍须以时务为中心的特点。

三、咨询制度政事

为朝廷的制度完善与政事变革建言，也是乡试策题的重要内容。毕竟，策试以时务为主，在这方面，乡试与会试、廷试并无二致。而制度与政事，正是时务的主要内容。例如延祐四年吴澄为江西行省乡试拟定的三道策问，分别考察朝廷礼乐、法律和刑罚制度。[30]天历二年吴师道江西乡试策问，探究官吏铨选与荐辟。[31]至顺三年蒲道源陕西乡试策问，讨论礼乐、风俗与民食。[32]而孛术鲁翀大都乡试策问，关注礼乐、刑政与士农工商。[33]苏天爵大都乡试策问，征询古今历法。[34]黄溍上都乡试策问，追问人才、征徭、崇儒与吏治，[35]而他的江浙乡试策问，商榷古今赋税和选举制度。[36]甚至至顺三年征东行省乡试策问和高丽人李榖的对策，也是考究古今皇朝的财用盈虚和户口增减。[37]

礼乐制度，是古代皇朝的基本制度，也是科举策问着重考察的问题之一。乡试虽然是地方考试，但策问中相关的讨论并不少见。至顺三年（1332）蒲道源的陕西乡试策问，引征《论语》，论述礼乐与刑政之关系，还只是理论上的一般探讨。孛术鲁翀大都乡试策问，则进一步关注礼乐制度的古今演变。如礼由三代损益，到汉叔孙通定朝仪、唐开元礼及宋、金两朝的发展，乐在近古及元朝的变革等等。鲁翀（1279～1338），字子翚，女真人，居河南邓州顺阳（河南淅川东南）。以荐入仕，扬历中外，任职翰林国史院、廉访司、御史台、中书省、国子监、集贤院等机构。曾为太常礼仪院佥事、院使，参与纂修《太常集礼》，并佐文宗亲祀天地、社稷、宗庙，故对元朝礼乐制度有清晰的了解。他认为，“礼，天地之节也”，“乐，天地之和也”，纲常教化之所系，天下治忽之所关。因此，策问注重当朝礼乐制度的改革，以求“尽古昔之道，适时措之宜”。[38]上述二策，礼乐还只是问题之一，至于延祐四年（1317）吴澄的江西乡试策问，则是一道讨论礼乐的专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