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其他文学社团的创作（第4页）
“妈妈，这比以前大得多了！两棵怕就有一斤。”
妈妈那想到屋里还放着明天早晨要卖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妈妈的帮忙，妈妈终于不出声的叹一口气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灯，然而当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过了多少次的，所以听了敲在城里响在城外的锣鼓，都能够在记忆中画出是怎样的情境来。“再是上东门，再是在衙门口领赏……”忖着声音所来的地方自言自语的这样猜。妈妈正在做嫂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欢喜赶热闹，那情境也许比三姑娘更记得清白，然而对于三姑娘的仿佛亲临一般的高兴，只是无意的吐出来几声“是”，——这几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来了：“刚才还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实在是站起来了，一二三四的点着把数，然后又一把把的摆在菜篮，以便于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卖。
见了三姑娘活泼泼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为什么那样没出息，不在火烛之下现一现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妈妈。人一见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余的什么也不记得，因为耽误了一刻，三姑娘的莱就买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里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后留给我的印象，也就在卖菜这一件事。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能够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过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三姑娘在我们的眼睛里同我们的先生一样熟，所不同的，我们一望见先生就往里跑，望见三姑娘都不知不觉的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了铜子，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终是很习惯的，接下铜子又把菜篮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卖青椒。这时青椒出世还不久，我们大家商议买四两来煮鱼吃，——鲜青椒煮鲜鱼，是再好吃没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称，我们都高兴的了不得，有的说买鲫鱼，有的说鲫鱼还不及鳊鱼。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
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三姑娘是不吃我们的饭的，妈妈在家里等吃饭。我们没有什么谢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
我这样说。然而三姑娘也就赶跑了。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雾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
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
——王风编：《废名集》（第1卷），117—1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原典点评
本篇将废名小说在朴讷蕴藉中表现淡淡情愫与清纯诗意的空灵风格，基本上表现出来了。小说的写法既不同于宋元话本以来的中国小说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小说传统，中西小说的共同特征或者以人物为主，或者以故事为主，然而废名小说更像是中国诗歌传统演化而来的散文。小说虽然是以三姑娘为主人公，但与中西传统小说中将人物放在情节的发展或者与他人对话中的表现方法不同，而是选择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加以表现。不以故事情节取胜，淡化乃至取消情节的结果，使得他的小说看去就像蕴藉淡远的青山。
五、狂飙、莽原、未名与高长虹、向培良、台静农
鲁迅在语丝社中是孤独的，他在语丝社之外另组了莽原社与未名社。莽原社其实是包含了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与安徽籍作家的未名社两部分人的，他们的共同纽带与领袖就是鲁迅。狂飙社是高长虹在1923年暑假与人组织的文学社团，1924年9月高长虹创办《狂飙》月刊，引起鲁迅注意。年底他与鲁迅结识，深受鲁迅器重。1925年3月《狂飙》停刊，4月在鲁迅与高长虹、向培良的筹划下出版了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同时也宣告了莽原社的成立。于是《莽原》的作者既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等狂飙社成员，又有稍后鲁迅发起成立的未名社的安徽籍作家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等成员。初时鲁迅对办刊奔走最出力的高长虹大加青眼，也欣赏他的才气，但是《莽原》作者来自不同的阵营，加上高长虹极强的个性，埋下了冲突的种子。1926年高长虹离开北京去上海办《狂飙》；鲁迅则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接编《莽原》的韦素园因不发狂飙社成员高歌与向培良的稿子，引起了高长虹以狂飙社领袖的姿态在《狂飙》上对韦素园的讨伐，并让鲁迅裁决。高长虹对鲁迅的裁决并不满意，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之高长虹主编的《狂飙》上时有利用鲁迅的文字，鲁迅就以《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对高长虹进行了某种讽刺，因为早先高长虹对于报纸上出现“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是很反感的。在“退稿事件”后，狂飙社成员退出了莽原社，实际上莽原社与未名社就合二为一了，这就是未名社的刊物会是《莽原》半月刊的原因。
高长虹（1898—？），原名高仰愈，山西盂县人。他是推崇歌德又深受尼采影响的狂人，想在现代中国发起一场狂飙运动。他很有才气，也很有个性：为鲁迅所看重者是为此，与鲁迅闹翻也是为此。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曾将《莽原》创刊时高长虹的文章猜成鲁迅的文章，鲁迅回信更正，并夸高长虹“很能做文章”。然而“退稿事件”发生后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开始升级。高长虹1930年黯然神伤地离开文坛而出国，与鲁迅的冲突是一个重要原因。抗战伊始他奔赴国难，后来他又投奔延安，延安开始给了他很高的礼遇，但他极强的个性很快就给他带来厄运：他拒绝出任边区“文协”副主任，他是唯一收到毛泽东与凯丰签名的文艺座谈会请柬而予以拒绝的人。国共内战爆发后他更是运交华盖，甚至被当成精神病，以致竟不能确定他何时辞世。他在五四时期的诗歌收在《精神与爱的女神》《给——》等诗集中，散文收在《光与热》等集中，另有诗歌散文合集《心的探险》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后来原谅了高长虹的年少轻狂，否则无法解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赞高长虹为《莽原》“奔走最力者”及其对“狂飙运动”《宣言》的大篇幅引用：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
——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高长虹的狂飙《宣言》，几乎是他五四时期几部诗集与散文集的画龙点睛式的精要。而且比起未名社的安徽作家群来，高长虹才是鲁迅真正的精神苗裔，这表现在他那卓然超群的个性与批判精神等多个方面，对此可以比较一下高长虹与台静农在大陆与台湾的不同境遇。高长虹后来转向小说创作，但狂飙社与莽原社最有才华的小说家是向培良。
向培良（1905—1959或1961），湖南黔阳人。1924年结识高长虹而加入山西作家群的狂飙社，稍后成为莽原社的骨干成员。鲁迅曾有邀请长虹、培良喝酒大醉的记载，可见当时与鲁迅的关系之密切。鲁迅编辑的“乌合丛书”，将他的小说集《飘渺的梦》编入。向培良的短篇小说《飘渺的梦》在恋嫂的情节中，隐含着精神分析的恋母情结。“我”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订婚对象，也有自由恋爱的女友。然而回到家，看到新嫁来的筠嫂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当我淋了雨，筠嫂就给我以温存。此后有事没事就往筠嫂的房里跑……小说在浓浓抒情中回味着一种美的不伦情感。短篇小说《六封书》以书信体形式，表现了“我”对现代的厌弃：“人与人没有情义，没有关系，不相识似的”。厌倦之极的他想寻找“温情的人间关系”，羁鸟恋旧林式地要归家。然而他真的归家，父亲、兄弟及故乡给他的却是冷漠，儿时的玩伴也没有旧情，而是很礼貌地称他少爷。他决计离开故乡，浪迹天涯。在中篇小说《我离开十字街头》中，一个虚无的反抗者出现了：
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自己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天二哥》先写天二哥死后人们怕鬼的恐惧心理，后面才追写天二哥因有病而败在小柿子手下，但他确实是“天”二哥，即使是忍着病痛，也能打得小柿子告饶。《红灯》写的是得银被三千七拉下水偷东西被人打死，作为慈爱化身的得银娘为使得银的魂得以超度，拉下老脸到处借钱，终于做成了一个红灯，但当红灯点亮时，引来的不是同情而是看热闹者的调笑。这个老妈妈令人想到《水葬》中骆毛的老母。《新坟》控诉了军阀的罪恶：四爷死后四太太盼望着自己的儿女长大成人，然而女儿被兵奸死，儿子被兵打死，四太太发了疯，到处请人喝酒，说着“新郎看菜……”《拜堂》中的汪二在哥哥死后与嫂子**，嫂子已怀了他的孩子，再私通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拜堂成亲；然而从嫂子在哥哥灵前的激动，表明他们的结合也是为了生存而非爱情。台静农的小说几乎都是运用白描的叙事方法，很少浓墨重彩，正如乡间的悲惨生活恰好适宜拍黑白片，拍彩色片反而失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