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遗传与生理因素（第2页）

德国精神医学家霍夫曼从遗传生理学的立场来研究人格，他对历史上各种人物性格进行了系统考察，试图分析人格结构中的遗传因子。他认为父母会遗传给孩子一些相互矛盾的性格，如残暴与温情，但二者可以互补。德国精神医学家克瑞奇米尔（Kretschmer，1925）在《体格与性格》一书中，将体形分为4种体形：肥胖型（pyknic）具有活泼、友善、合群的人格特征，表现为躁狂性气质；瘦长型（asthenic）具有孤僻、沉默、严肃、神经质、多虑的特征，表现为精神分裂性气质；健壮型（athletic）具有固执、认真、冲动的特征，表现为癫痫性气质（黏着气质）；畸异型（dysplastic）是身体不协调的体形。但他的理论的致命弱点是以精神病患者为依据对象的，所以不能推广到正常人身上。

美国心理学家谢尔顿（Sheldon，1944）以正常人为研究对象，发现了体型与性格的关系。他对18至21岁的4000名男大学生从前、后、侧三个角度拍照，对身体的17个部位进行测定分析，将体型分为三种：内胚叶型（endomorphy）、中胚叶型（mesomorphy）和外胚叶型（eorphy）。谢尔顿用三个系列数字来表示被试身体特征归属于哪种类型，第一个数字表示内胚叶型，第二个数字表示中胚叶型，第三个数字表示外胚叶型，每个系列的数字为7点评定等级；如果一个人的评定数字为7—1—1则表明他属于内胚叶型，如果为1—7—1则表示他属于中胚叶型，如果为1—1—7则表示他属于外胚叶型，如果为4—4—4则表示在三种类型上居中。关于气质类型的评定，谢尔顿划分了三种类型：内脏紧张型（visia），肌肉紧张型（somatotonia），头脑紧张型（ia）。谢尔顿在体型与气质之间求得相关，结果形式在表1-5中，可以看出，内胚叶型与内脏紧张型存在高相关，中胚叶型与肌肉紧张型具有高相关，外胚叶型与头脑紧张型呈现高相关。

表1-5体形与气质之间的相关（N＝200）

表1-6谢尔顿人格类型模式

续表

但是，体形与性格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年龄、营养等因素都会影响人的体型。所以，这类学说均受到普遍质疑。

二、生理因素

脑科学的研究为探讨人格的生理基础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近十多年所取得的成果对于理解大脑的不同区域的功能、神经递质在人格中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一）生物化学

具有T型人格的人们往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外向、创造性和追求探新、寻求刺激的人格特性。这种稳定地寻求高刺激水平的人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生理学基础？心理学家基恩·约翰斯加德认为这些具有T型人格者，他们可能生来就有一种“寻求刺激”的基因，使得自己需要经常性地保持强兴奋状态。1996年1月《自然遗传学》载文说明了这一观点。以色列、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种人体内的一种基因，这种基因使大脑对神经传递素多巴胺的反应特别灵敏，它会给多巴胺受体发出指令。约翰斯加德称这个受体为大脑的“感觉良好区”。当人从事刺激性的活动时、吸毒时，这个区域就能感受到刺激。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可能对神经传递素的快乐诱导效果非常敏感，所以他们需要维持较高的多巴胺水平。其他研究也证明，对新异事物的探求倾向与D4多巴胺受体等位基因的变化有关。T型人格者通常大脑中的一种酶——元胺氧化酶B（MAOB）的水平偏低。这种酶具有控制激动、抑制快乐的作用。当使用药物抑制其活动时，常会发生溢乐状态、强攻击性行为、焦躁不安和幻觉等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使一些科学家们假定，元胺氧化酶B水平低的人由于“低激动水平”，反而使得人脑产生对兴奋的强烈渴望。随着今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格的这些生物学基础将会得到不断的验证。

布鲁纳等人（Brunner，Nelen，Breakefield，RopersandvanOost，1993）发现，在一个大家庭中许多男性出现有规律的暴力冲动行为，并发现他们身上的单胺类氧化酶A的基因发生了简单突变。这种酶参与了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破坏过程。研究者推测，在男性中这种酶的缺乏，有可能与侵犯性行为有联系。

在分子遗传学技术方面，将神经递质和神经症联系到了一起。五羟色胺（5-HT）被认为与焦虑和抑郁有关（Barondes，1993）。1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简单基因为5-HT的载体的编码，这个载体控制5-HT在突触处被释放后的重复使用。这种载体的两个等位基因已经被发现，一长一短，短的等位基因与较高的神经质水平相联系。在一项有505名被试参与的研究中（Goldaal。，1996），无论用《大五人格问卷》（NEO—PI）还是用《卡特尔16种人格量表》（16PF）测量都是这样。这个等位基因还与焦虑、愤怒的攻击和敌视、抑郁、NEO—PI的神经质方面有关。这个基因解释了3%～4%的所有神经症的变化和7%～9%的遗传学变异。但是，另一项研究没能发现在这个和那个与5-HT有关的多形性变化之间的任何联系（Ball，et。al。，1997）。

（二）脑功能定位

如果假定人格是脑功能的个体差异的一种表现。人们可能会质疑，人格的某些方面，如社会性相互作用的风格也会直接与脑组织的运作相联系。如果用计算机作比喻，人们会认为对复杂行为的控制取决于个人具体的学习经验即“软件”方面，而不是依赖于脑这个“硬件”。但是数例因脑损伤而致的人格变化证明了脑的重要性（Powell，1981，Zu，1991）。在其他的人格改变的病例中，前回的损伤可以导致消极情绪和神经过敏症。然而，人格心理学家通常更关心人格与脑功能正常变化之间的联系。

习栏1-4

脑伤后的性格改变

杰出的神经学家AntonioDamasio（1994）在解释生理与人格关系的时候，是以PhineasGage的例子来开始的。这个人是一名建筑工头，曾在1848年的一次事故中被一根3。5英寸的铁杆刺穿头部，且奇迹般地生还。Gage在铁路上从事建筑工作，当时他承担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要从坚硬的岩石中间炸开一条路。他先在地上钻了一个洞，填入炸药粉，然后嵌入一根铁杆，再然后点火。那时Gage被描述为一个艺术品鉴赏家，但当时他分心了，炸药炸到了他的脸上，铁杆冲入了他的左颊，刺穿了颅骨深处，横贯脑的前方，再从头顶穿出。不可思议的是，PhineasGage并没有死，只是晕了过去，他还能够走路和说话。的确，他可以描述所发生的全部细节，也可以与人正常地交流。不过，故事继续下去，“Gage的脾气，他喜欢和不喜欢的，他的梦想和渴望完完全全地改变了。他的身体还活着，而且健康，但是那里面存在的是一个全新的灵魂。Gage再也不是原来的Gage了”（Damasio，1994，p。7）。Gage不再严肃，不再勤奋，不再充满活力，也不再负责任，现在的他不负责任，不考虑别人，缺乏计划性，行动不顾后果。那根刺进他脑部的铁杆已经大大破坏了他前脑区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Damasio说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脑对于人类特性的重要性。身与心，生理与人格存在内在相关的观点已经由来已久。

资料摘自L。A。Perviy：theoryandresearch，2001

最早研究脑与行为的关系的人是哥尔（FranzJosephGall），他被看做是颅相学的奠基人。颅相学就是要定位出负责各种情感和行为功能的脑区所在。这一观点曾在19世纪初盛行一时，但后来受到了质疑，被认为是骗术和迷信。事实上，哥尔是一名不错的解剖学家和严谨的学者，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颅检查术或者脑的生理学。哥尔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脑，并对其进行检查。后来他试图将病人生前的能力、秉性和特质与尸检所发现的脑差异联系起来。特别是关注人格与所检查到的脑外伤之间的关系。虽然哥尔的工作常被人认为是愚蠢而徒劳的，但也有人认为他所做的是人格功能脑区定位方面的早期的严谨的尝试。而如今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了神经科学的一部分。

图1-11颅相学的人格功能脑定位

艾森克（Eysenck，1967）认为，影响外倾性的大脑系统是皮层网状结构。根据艾森克的理论，外向性格与内向性格的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生理刺激等级，特别是所在的网状上行激活系统（ARAS）存在差异。这一系统控制着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S）的刺激的级别。内向的人的感觉阈限较低，只需要少量的刺激就会放大地传递到中枢神经，这会使得他们在行为上更加喜欢平静，甚至孤僻。相比之下，外向人的网状上行激活系统接受刺激阈限较高，致使他们追求各种活动以增加刺激的丰富性与强度。所以，外向人比内向人更加积极地与人交往，参加聚会等社交活动。艾森克与同事们通过测量脑电图和心电图来检测验证理论，他们发现，以一种低频率语调应答的内向人其脑电图更富于变化，表明了他们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刺激阈限较低。

斯腾博格（Sterberg，1994）对外倾性和P300对图画的注意引出反应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40个年轻的成人的人格特质加以测量，将被试分成低、中和高外倾性三组。被试看计算机屏幕上的图画，有三个不同的任务要求，在第一种条件下他们只对白色图画做出反应（颜色任务），第二种条件下他们只对动物图片做出反应（动物任务），第三个任务他们只对白色动物做出反应（颜色和动物任务）。因为被试对一些刺激做出反应，忽视了其他事物，在刺激开始后大约400～500ms，所有三个任务有一个P300的组成部分。高外倾组的P300偏差的振幅最大，低外倾组的最小。被试的外倾分数与P300的平均振幅具有相关，相关系数为0。36。P300的振幅常常被看做是工作记忆更新的索引，暗示外倾性与支持这个认知活动的大脑有联系，即外倾者常在短时任务上做得比较好。

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部位。正如卡根（Kagan，1999）的研究显示，内向儿童的杏仁核兴奋阈值低，也就是说，内向儿童的回避忧伤反应是由于他们的边缘系统太敏感所致。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在动机和情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杏仁核在对所有情绪性刺激的反应中都是很重要的，而在负性情绪刺激引起的反应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一般认为，杏仁核在恐惧性条件反应和无意识情绪记忆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另一方面，杏仁核受到损伤的个体，对恐惧性刺激建立条件反射和记忆过去建立的恐惧性条件反射都出现了困难。由于杏仁核与情绪活动有联系，人们可以设想，它与人们的情绪表现（如恐惧）的差异有联系。

左右半球优势也是内外向人格研究的重点。依据卡根（Kagan，1994）的研究报告，内向的孩子的右半球表现出较高的活动水平，而那些非内向的孩子则左半球的活动占优势。一项关于个体间脑功能单侧优势差异的研究（Davidson，1998），发现脑功能的差异与积极情绪或者消极情绪反应有关。例如，让被试看两段能诱发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电影剪辑片段，在放映电影片段之前、之中，测量记录被试左右半球激活的情况；同时，被试还要报告自己的情绪体验。结果发现，不同被试的前额叶不对称的激活与心境的初始状态有联系，即左侧半球优势与积极性情感有联系而右侧半球优势与消极情感有联系。即使把心境的初始状态对半球激活的影响除去之后，左右半球的激活水平与情绪之间的联系依然明显：在初始状态下左半球前部激活水平高的被试对有积极意义的电影片段报告说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而那些在初始状态下右半球前部激活水平较高的被试对有消极意义的电影片段报告说产生了更多的消极情感。

关于情绪失调研究结果显示，持续性情绪压抑的个体相对于无沮丧情绪的个体来说，其前额叶的激活水平降低；并且，左侧额叶前部或者左侧脑区损伤很可能会使人变得情绪压抑，而那些右侧大脑相同区域损伤的病人则很可能变成躁狂者。最后，通过测量婴儿的前额叶激活水平和他们的情感活动，发现那些与其母亲分离所造成的情绪压抑程度越大，右侧半球前部的激活水平越高；并且，与那些在同样情景下表现出悲伤情绪程度小的被试比较，这些孩子的左侧半球前部的激活水平低。在Davidson与其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他们给被试看电影片段，以娱乐一些被试，而使另一些感到厌恶。被试观看幽默或令人厌恶的电影的过程也被拍摄下来，同时还记录了他们的EEG。当被试看幽默电影发笑的时候，其左前额比右前额有相对更多的活动。同样，当被试表现出厌恶表情时（下唇下撇，舌头前伸，鼻子皱起），他们的右半球比左半球更活跃。在非常小的孩子身上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Fox和Davidson（1986）没有使用电影片段，而是将甜的和苦的溶液放在10个月大的婴儿嘴里，使其产生愉快和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对于甜溶液，婴儿表现出相对更多的左脑激活；而对于苦溶液，他们则表现出更多的右脑激活。在另一个用10个月婴儿所做的研究中，孩子的母亲把他们单独放在休息室里，然后一个陌生人进入（Fox&Davidson，1987）。在这一产生焦虑的标准化程序中，一些婴儿会变得悲伤，而另一些则不会；一些婴儿会大喊大叫，大惊小怪，而另一些则不会这样。研究者根据母亲离开时是否喊叫，将婴儿样本分成两组。他们发现，与不喊叫组相比，喊叫组孩子的右脑表现出较左脑更大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这种悲伤与否的（并且与EEG不对称性有关的）倾向是婴儿的一种稳定特征。Fox与其同事（Fox，Bell&Jones，1992）研究了一组7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在他们12个月的时候再次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时间段测量的脑不对称性EEG之间高度相关，这表明脑不对称性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在成人身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EEG不对称性显示出跨测验的相关，跨研究的相关系数为0。66至0。73（Davidson，1993）。这些发现表明，前额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足以看作是一种底层生物学配置或特质的指标。其他研究表明，EEG不对称性预测了对愉快或不愉快情绪的易感性。Tomarken与其同事（Davidson&Henriques，1990），以及Wheeler与其同事（Davidson&Tomarken，1993）检验了正常被试前额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与其对情绪电影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被试的EEG不对称性是在他们处于休息状态时测得的。然后给被试呈现开心、幽默的，或令人厌恶、让人恐惧的电影，被试被要求评定其对电影的感受，用这个作为因变量。研究的假设是，与休息时左侧相对活跃的被试相比，右侧活跃的被试（在看电影前测量）会报告对恐惧、厌恶电影有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反应。对于左侧活跃的被试，预测是相反的——他们会报告对开心、幽默电影有更强的正性情绪。这些预测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看电影前测得的前额不对称性，预测了随后对电影情绪反应的自我报告，右侧优势的被试报告他们对不愉快电影有更强烈的悲伤，而左侧优势的被试则报告有更多的愉快反应。

习栏1-5

侵犯性人格是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

对心理学家来说，人格特征遗传的范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面临的一个潜在问题。一些人暗示存在侵犯性人格特质，并认为犯罪性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而另一些学者对此则持否定观点。

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暗示遗传导致了40％的人在侵犯性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遗传确实对犯罪有影响。例如，从事相似的犯罪活动，同卵双生子是同胞兄弟姐妹的两倍。把被收养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同其亲生父母的反社会行为比较，发现遗传与犯罪性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从事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者，SarnoffMednick提出，“这些研究都暗示，让人们应该充分重视这样的观点，即一些能够遗传的生物学特性可能导致人们的犯罪活动。”

上述观点是否意味着在一些人身上犯罪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呢？不是的。亲生父母而不是养父母有犯罪记录，他们的孩子中间仅有少数人被法院判过罪。另外，已经知道，一些文化和环境因素对犯罪的助长作用超过了其他因素。所以，尽管遗传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发展有作用，父母的行为和社会条件也影响犯罪行为的发展。每一种情况之下，都存在先天的和养育的、遗传的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考虑人格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人格的发展总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功能表现；没有先天性就没有后天性，没有后天性也没有先天性。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可以把两者分离开来，但是这两种因素从来没有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

摘自：Lykken，1995；Psyarch1985。

虽然列举了上述研究证实了遗传生理因素对人格的影响，但是遗传基因作用到底有多大，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待于科学的进一步的探索。根据以往研究，对遗传的作用可做出如下评价：

1。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

2。遗传因素对人格的作用程度因人格特征的不同而异。通常在智力、气质这些与生物因素相关较大的特征上，遗传因素较为重要，如活动量、焦虑、支配、内外向、躁郁症、精神分裂、酗酒、犯罪倾向等（Holden，1987）；而在价值观、信念、性格等与社会因素关系紧密的特征上，后天环境因素更重要。

3。人格发展过程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存在“全或无”的情况。遗传因素影响人格的发展方向及形成的难易。

近些年来，关于进化和遗传对人类心理功能的贡献的看法又重新受到重视。的确，强调遗传因素的呼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学者警告在强调遗传的作用方面极端化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家不愿意承认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遗传的影响逐渐被接受。这对于人格领域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使得人格研究从简单的心理环境决定论中摆脱出来。然而，现在的危险在于，这种做法有些矫枉过正，容易使人走向另一极端——人格几乎完全是由生物学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