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 两种倾向两种话语并存（第1页）

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两种倾向、两种话语并存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理论成绩与错误并存，两种倾向同在，两种话语同在，但一种倾向与话语压倒另一种倾向与话语。文学理论作为当时“时代的风雨表”，所产生的起伏，所经历的风雨，使人能够从一个侧面，来回望共和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走过的富于理想而又充满失误的艰难历程。

（一）主导的倾向——文艺从属于政治

20世纪50年代文学理论是在“五四”以来文学思想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带着历史的惯性发展而来的。从21世纪的视点看，它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毛泽东的政治化文艺思想的时代。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指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创作。其中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生活源泉问题、艺术高于生活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等等，在50、60年代成为全国指导性的文艺思想，所取得的成绩是应该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至今，它们仍然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重要成果。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从当时看，的确是站在政治高度，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角度，对以往文艺斗争的总结和发挥。我们应该从20世纪的整体高度，从我们民族在20世纪所经历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需要的角度，充分加以肯定。

实际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起步就是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补充论述。客观地看，《讲话》以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问题论述的内容包含两种思想因素，其大体框架是这样：

文艺方向——工农兵方向；

文艺性质——从属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

文艺源泉——社会生活，文艺反映社会生活；

文艺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文艺加工——典型化，即“六个更”；

文艺思维——形象思维；

文艺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

文艺家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

文艺功能——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文艺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论学习对象——苏联文论；

文论价值取向——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

以上十三点，包含两种元素、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强调文艺的方向必须是政治性的，如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服从政治”……在这些理论前提下来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就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另一种元素和倾向就是承认文艺和生活都是美，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承认“继承与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摹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提出文艺创作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过程，提出革命文艺要求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提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政治力量的”，提出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诗要用形象思维，等等。不难看出，前一种元素和倾向是重视政治的统领文艺的作用，重点要强调的是文艺的方向、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客体、文艺与党派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等等，大体上属于文艺的外部规律的问题；后一种元素和倾向则重视文艺的特殊性，重点承认文艺的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象思维、文艺的主体精神，反对文艺上面的教条主义，大都涉及文艺内部规律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理论界面临一种对毛泽东《讲话》以及后来的文艺问题论述的解读和选择。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又面临当时内部敌人的反对和外部敌人的挑衅，如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不得不进行“肃反”运动，美国挑起的朝鲜战争，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等等。就是说，虽然建立了新的国家，但“战争”在内部和外部并未结束。在这种情势下，当时文艺界领导和主流理论家出于对政治的热情都选择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前一种元素和倾向，同时忽略了后一种元素和倾向，这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后一种元素和倾向，不但受到压抑，其部分探讨者也遭受了无情的批判与斗争。

就是毛泽东自己，也主要是强调其文艺思想的政治方面。特别是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1]当然，就这些话来说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方针政策是否应当有所调整呢？这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提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2]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但是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其他运动，这个重要的方针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实现。

从今天的观点看，不论当时还遭遇到多少内外挑战，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点毛泽东曾早在1948年3月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指出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我们就会站不着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新中国成立后，也明确了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在思想上是否也要立足于建设；在文学理论上，是否应该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后一种元素和倾向，是否应该有新的视野和思考，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1956年提出文艺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8年冲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论“宪法”，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1965年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此外还提出“共同美”问题等，都力图挣脱苏联文学思想的束缚，从新中国文艺的实际重新加以思考。但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坚持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思想，丝毫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变。随后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所以不久又发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尤其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甚至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更加深了人们对于政治裁判学术是合理的印象；但另一方面，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提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3]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这种主张似乎又开辟新的思考和新的方向；这就使人们不能明确地判断他的思想走向，加上当时他的崇高威望和人们的绝对推崇，再加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政治热情的持续发酵，在整个50—70年代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是如此强大，主流的理论家不允许人们从其他视点来解释文学，文学仍然固定不变地看成是从属于政治的。终于，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念，从1949—1956年的泛政治化文艺倾向，演变为1957—1960年的批判右倾的文艺思潮，演变为1962—1966年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最终演变为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文革”。

因此，从主导的倾向上看，当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领导者，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相反让人家想到苏联的“拉普”派，想到庸俗社会学，想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简单公式。这不能不是历史的悲哀。

当然，就是在上述“文艺从属于政治”为主导文学观念的时期，也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状况。这就出现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文艺思想“早春天气”的活跃和1960—1961年文学思想的“调整”时期。虽然这两段时间很短暂，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思想，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与推进，但遗憾的是这里新问题、新思想只能成为一种非主导的倾向与话语。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观念的另一个推动力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在新中国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在文学理论方面全面学习苏联成为一种潮流。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小册子都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得到广泛传播。苏联50年代初期的文论也是政治化的。如典型问题就提到苏共党的代表会上去，并认为是政治问题。从理论专著、论文、教材到理论教员的全面引进和学习，使得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完全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文论的后面。50年代流行的苏联的文艺思想，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总体看来，这些文论体系对文学的性质、特征和功能的阐述，普遍存在着教条主义、烦琐哲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端。

过分政治化的文艺倾向与苏联的文学理论一拍即合，成为一种主流的话语，时续时断统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新时期”开始近3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往往成了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文艺被看成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如前所述，1951年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1954年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批判运动；1955年掀起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最后演变为全国性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一批著名的作家、理论家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又发动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其中受批判观点主要是“人情”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连“文革”也是从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开篇。文艺思想成为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入手处和策源地，文学理论竟然家喻户晓，成为全民注目、关切、学习和谈论的问题。政治化、阶级斗争化使文艺思想视野狭窄化，使思想自身的品格丧失，文艺思想的尴尬与失态也因此显露无遗。终于酿成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的“极左”文艺路线对新文艺事业的严重破坏。

因此，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思想，从主导的倾向上看，当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领导者，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他们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重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学思想和方法论，如“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文学观念和“美学的历史的”方法论及其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等，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我们只需阅读作为文学界的领导者或理论家的一些重要著作，如1957年为反对文艺界所谓右派“反党”集团而发表的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6年发表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会立刻感到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因此根本谈不到他们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

（二）非主导的倾向：对人与人性的呼唤，对艺术规律的探求

1949年到1966年的历史并非没有起伏，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1960—1961年，对于研究新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的人来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正是在这两个时段，当时中国的部分领导人和一些学者，接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并部分回答了文学理论在中国遇到的新课题，从而推进了文学理论。只可惜持续的时间都不长，而且很快就被占主导的思想和势力压制下去。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可以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春天来了”。毛泽东的“春天来了”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它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即经过几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全面开始。“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4]毛泽东在这一年发表他的《论十大关系》，所论述的就是这种转变。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在这一年召开。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实，毛泽东早在1956年1月25日就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5]就是说，在1956年，建设的主题凸显出来了，阶级斗争被认为“解决”了。这种巨大的转变不能不反映到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方面。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朵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6]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下来。如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精神，并更为系统和具体：“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意见的自由。”“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争论。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们写检讨的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关于文艺工作陆定一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7]

这不能不给包括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文学家更是敏锐，认为这是“早春天气”，于是开始针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多年的禁锢而开始“鸣”与“放”。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发表了一些具有新感情、新思想、新格调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作品，这些作品或者是对于社会的消极现象有所批判，或者写爱情而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当时有争论，但属于正常现象。毛泽东还多次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表示支持。

在文学理论方面，1956—1957年上半年，批评教条主义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文章，对于当时流行的导致文学创作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具有学理性的讨论。这里的突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