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布政施教 官学私学与书院教育（第1页）

第三节布政施教:官学、私学与书院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反映了一种综合性的大教育观，既重政治教化，追求道德自律，也重知识的学习，且与选官制度密不可分。《易·贲卦》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教育———无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百工技艺教育———均以人文教育为其本质特征这一重要事实。而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三种教学方式。

一、官学的持续

中国古代官办教育起源很早，夏、商、周三代已立有学官。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滕文公上》）。西周的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又按年龄分成大学、小学两个阶段。天子所设大学称辟雍，由太师、太保、太傅主持学务;诸侯所设大学称泮宫。据《周官》记载，周代教育内容以礼乐教化为主，涉及“三德”（即“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六艺”（即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乐德”（中、和、祗、庸、孝、友）、“乐语”（兴、道、讽、诵、言、语）、“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等方方面面。

西周以及上代的商、夏，都是官学时代，少数贵族垄断着文化教育，加之当时“惟官有书，而民无书”，这种情况决定了学在官府，而平民庶人没有求学仕进的机会。

图2-3-1《西汉丸剑宴舞图》

至春秋战国，诸侯称霸，官学衰微而私学兴起。秦朝统一中国后，奉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化政策，造成官学不修、私学禁绝的局面。直至汉元朔年间，武帝接受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官学遂得以复兴。

汉代的官办教育机构，中央有太学，地方有郡学。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以五经博士为教官，以儒家经学教育为主，教授齐、鲁、韩三家《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氏、孟氏、梁邱、京氏《易》和公羊、穀梁《春秋》。自武帝后，太学的规模不断增益，东汉最盛时人数达三万余人。

郡学始自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立学官，天下靡然风向，武帝后遂成制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

汉代还开办了贵胄学校、宫廷学校和鸿都门学等一些专门学校。贵胄学校、宫廷学校主要面向外戚和贵族子弟，也接纳匈奴王子弟留学。这类学校待遇优厚，在太学之上，开启了魏晋门阀教育的先声。东汉末年，为打击朝臣和太学生的力量，灵帝开创了鸿都门学，教学内容以辞赋、小说、尺牍、字画为主，突破了独尊儒术的藩篱，成为一所艺术专门学校。

图2-3-2《春秋穀梁传》书影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教育上私学大盛而官学趋于衰微，这一阶段的官学，与汉代经学教育的鼎盛无法相比，但仍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是国子学的设立凸显了门阀教育的特点。晋代于太学之外别立国子学，其宗旨就是将士族贵胄的教育与庶族子弟的教育区分开，这一点从生源及教育官的配备上即可看出端倪。国子学只招收五品以上子弟，设祭酒一人，博士一人，助教十余人;而太学生的来源极其复杂，地位也较低，分为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则开设了经、玄、史、文四馆，即庐山处士雷次宗于京城北郊鸡笼山所立儒学馆、何尚之所立元（玄）素馆、何承天所立史学馆及谢玄所立文学馆。就课程设置而言，伴随着玄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南朝增设了黄老、庄老、太史公、楚辞、汉赋诸内容而不限于五经;北朝则承续了汉代官学教育的方式，以经学传授为主，崇儒重学的风气浓厚。

古代教育制度，在唐代臻于完备。中央直属学校除弘文馆、崇文馆外，主要有六学，即国子学（生员为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学习内容为经、史及文字学）、太学（生员为文武五品以上子孙，学习内容与国子学相同）、四门学（生员为文武七品以上子弟和庶人之俊异者，学习内容除经史外，尚有时务策）、书学（生员为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通其学者，学习内容为《说文》《石经》等文字学）、算学（生员同上，学习内容为《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缀术》等）、律学（生员同上，学习内容为律令，兼习格式法令）。与魏晋南北朝相较，唐代的中央学校已兼顾士庶，加之与科举制度的紧密结合，为出身寒门庶族者提供了从政的可能。

唐代的地方学校可以划分为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四类。京都学所辖为京兆、河南、太原，学习内容为经学和医学;都督府学、州学均按人口区分为上、中、下三等，学习内容亦是经、医;县学则划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京县、畿县除外），专习经学。从地方学校的设置可以看出，唐代已开始确立医学等自然学科的专业教育和训练。

唐代官学完整的学制体系，吸引了大批留学生，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都派遣子弟入国学。日本数量最多，随遣唐使而来的留学生就有十三批，广泛学习中国的科技、制度和文化，造就了中外交流在教育领域的彬彬之盛。

宋代的学校教育也分国学与乡学，无根本变化，但是还有值得称述的事件。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倡导兴学，主张科举考试应以学校教育为本。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颁定《三经新义》，并创立三舍法。根据三舍法，太学被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部分，成绩优异者可由外舍升内舍、升上舍，还能免去乡试、省试，直接补官。王安石新法后来虽遭废除，但徽宗时又被蔡京部分恢复。

元代虽承袭前代置国学、乡学，在乡村则别立社学，是一种创举。“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年高晓农事者，立为社长”（《新元史·食货志》）。“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元代的社学之制，被明、清传承，对乡村教育的普及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从明、清两代的教育制度看，国子学变化较为显著。招生范围不再像前朝那样有品第的局限，生源更为复杂，并且出现了例监（亦称捐监）制度，用钱即可捐买国子监生的资格或身份。课程设置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增设了诸如俄罗斯学、琉球学等内容。

二、私学的发展

夏、商、周为官学时代，学在官府，教师之职多由官员兼任，官师不分，而学生的来源多为贵族子弟，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至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革，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崛起，周王朝的文化典籍和许多掌握文化知识的官员纷纷流向各诸侯国家，加之私人藏书的出现，为士阶层广收门徒、传授知识和自己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人生见解提供了必要条件，教育自此走向民间，私学得以产生，“有教无类”的新思想开始萌生发展。

当时自由的学术环境，催生了众多的学派，而诸子收徒讲学的方式，使其主张私学，并广泛传播，如墨子弟子“充满天下”;许行“有徒数十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同时，在每一学派内部，又出现了若干分支。如“子思氏之儒”、“子夏氏之儒”便是孔门的两个传授系统，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即承袭了子思一系。

私学与诸家学派相伴而行的密切关系，使得自由讲学和学术论辩的风气愈演愈烈，战国齐稷下学派堪称典范。稷下学派始创于宣王时期，因设在稷门附近而得名，所谓“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刘向《别录》）。因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故而聚集在稷下学宫的学者有数百人，尹文、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孟轲、荀况等最为著名。稷下学士往来论辩，阐述自己的见解与主张，这种教育模式为齐国培养了不少人才，造就了威王、宣王之世“齐最强于诸侯”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教育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出现了一批教育家和系统的教育理论思想。在当时众多的私学中，孔子私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孔子倡导“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意即不以出身地位来区分教育对象，给平民庶人以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同时也暗含着无论华夏或少数民族，均可成为他的学生，说明了教育的广泛性，较之前代“有类之教”，前进了一大步。孔子将这一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在他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所收生徒打破了华夷的界限，他们来自于鲁、卫、晋、蔡、秦、宋、吴、楚各国，且大都出身“贫且贱”，如颜渊居于陋巷之中，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论语·雍也》）;子华“为其母请粟”（同上）等。由于“有教无类”，造就了孔门“弟子盖三千焉”（《史记·孔子世家》）的庞大规模，对教育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关于孔子的教学内容，后人持不同观点，一说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一说为“六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中亦有涉及，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又“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概括而言，孔子教学内容涵盖了道德伦理、文化知识与生活技能诸方面，全面而不单一。

孔子能够培养出众多“身通六艺”的人才，成为兴教最有成就的学者，应归功于他的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等，后人将其归纳为: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举一反三、学思结合、循序渐进。

除孔子外，墨子、孟子、荀子等诸家亦开办私学，收徒授业，也是私学教育的成功者。墨子收徒的原则是“匹夫徒步之士”，其教育对象更着眼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在教育方法上，墨子非常重视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如《墨子·所染》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已，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

在孟子的教育理论中，自我教育所占比例甚大。他提出了著名的“养气说”，主张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保持操守。孟子也倡导环境教育，注重艰苦环境对意志的磨砺，他有一段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他认为坚忍不拔的意志是可以有意识地培养的。

曾在稷下学宫授业讲学并三次任学宫祭酒的荀子，其教育理论颇为著名。他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劝学》），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同上），讲的是良好环境对人的作用;“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同上），讲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

诸家学派虽各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但儒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则具有其他诸家不可企及的崇高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学派对周代礼乐制度的否定或怀疑，只有儒家以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为己任，以六艺为教，使其私学具有了补充、发展官学礼教的性质和意义，至汉代则形成了儒术独尊的局面。

汉代的私学，以经学教育为主，比战国时更为兴盛，也比官学更为发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和平日久，经济恢复发展，要求读书的人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官学招收的人数有限，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要，因此，私学成为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汉代经儒凡得不到从政或在官学任职机会的，多从事私人讲学，如董仲舒、马融、郑玄等。

两汉私学按修习层次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相当于太学，教学场地称为“精舍”、“精庐”;学习内容为专经研习;教师多为名师硕儒，如伏生授《尚书》、辕固生授《诗》、胡毋生授《春秋》;生源构成包括“著录弟子”和“及门受教”两种。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在学者门下著其名即可。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牟长受学诸生逾千员，前后著录万余人;及门受教即采取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形式，按《后汉书·马融传》言，马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即是典型。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与仕途紧密联系。学生经过精舍的训练，若能通一经，即可平步青云。诚如夏侯胜所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夏侯胜传》）

另一类是普通教育性质的学校，是教儿童的小学。教学场地称为“书馆”、“学馆”、“书舍”等，学习内容为《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目的是识字习字;教师称为书师。学生人数从数人至数十人不等。比书馆高一级的是“乡塾”，教师称为“孝经师”，学习内容为《尔雅》《孝经》《论语》。

私学教育在汉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积极影响并不逊于官学。在官学制度尚未建立的汉初至武帝元朔五年间的八九十年中，私学成为国家教育的主要形式，不仅使文化得到传承，也使大量的典籍得以保存。即使在官学制度建立后，由于汉代官学缺少蒙学机构，教育少儿的任务也多由私学来承担，其重训诂句读的方式已彰显出不同于先秦诸子自由讲学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王朝更迭频繁，但它对私学的影响却远不如官学那样严重，因而当官学衰颓时，私学却保持着兴盛。在门阀制度滋长的背景下，其表现形态则是诸强宗大姓家门传学的风气。如王淮之“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佛教发展的影响，南北朝时的私学，除儒学私学外，亦出现了佛学私学，扩大了私学教育的范围，学术风气也比较自由。

唐宋以降，私学教育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书院和家塾。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唐会要·学校》），颜师古、啖助等名儒都出自私门学问。至五代，私学蔚然成风。许多名儒大僧开学馆，立精舍，群居讲习。至宋、元、明三代，理学昌明，私学教育遍及城乡。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诸儒多曾接受过私学教育，也从事于私人授徒讲学的工作。据《元史·许谦传》载，许谦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学者都来受业。当时私学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的私学设置，可分为高、低两个层次:处于较低层次的是蒙学，或称小学、乡校、村学等，是识字和学习国学基本知识的场所;处于较高层次的是家塾和书院，主要面向年龄稍长、程度较高的学生，从事学问或修习科举文字。以上两个层次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的家塾教育即把二者贯通，著名者为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程端礼为元初大儒，其教学日程秉承了朱熹弟子辅汉卿所编《朱子读书法》的原则，按年龄分为八岁入学前、八岁入学后、十五岁后、二十（或二十一）岁后四个阶段，教学内容从《性理字训》到四书五经到史书、韩文、楚辞循序渐进，最后一个阶段则将学文“与举业毕贯于一”（程氏语）。“日程”还制定了读书要专一、时加温习、订每日功课纲要等读书方法，为宋以后私学授徒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蒙学教育是私学教育的一个主要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