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弘忍及其禅法（第4页）

或许正是因为弘忍有解围之劳，功在国家，名至朝廷，因而高宗李治两次请其入京，弘忍坚辞，便敕赐医药就冯茂山供养。此事尚有可疑处，弘忍有功于朝廷，禅宗应该大书特书，为何其亲传弟子均未见言其事，只有后来的《历代法宝记》这一孤证呢？

此事可能相当微妙。弘忍固然有解围之功，然而却未免嫌疑。城围数重，飞鸟难入，可见贼势甚盛，大师何以以一人之力，令其奔散？无量金刚力士以杵退敌，自是大师法力感召，此说未必为朝廷所信。或许有人怀疑东山与贼有所钩连，是以大师能令贼人退散，即便必无此事，东山聚众千人，亦必然导致朝廷疑虑，万一为贼人所乘，岂不养成大患！是以高宗的征召，名是礼请，实含胁迫，弘忍断然拒绝，就是看穿了其用心。

五祖虽然拒绝征召，但来自官府的胁迫并未终止。在这种情况下，五祖只好在其尚且未老的情况下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即提前付法。五祖于龙朔元年（661）令诸学徒呈偈述心，最后付法于惠能，既有得遇龙象的机缘，又是朝廷使压，不得已如此的结果。

五祖不仅付法于惠能，还有意令神秀等诸大弟子分化一方，使禅宗遍及天下。据《六祖大师缘起外纪》附载：

张商英丞相作《五祖纪》云：五祖演化于黄梅县之东禅院，盖其便于将母。龙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众入东山结庵。有居人冯茂，以山施师为道场焉。[27]

这表明五祖在惠能南归后，做出了解散僧团的决定。如果这只是后世记载，不足凭信，那么早期史料中也有其端倪。如《传法宝记》谓五祖“既受付嘱，令望所归，裾屡溱门，日增其倍，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28]，暗示五祖实际开法度众不过“十余年”，恰是自永徽二年（651）至龙朔元年（661）。玄赜《楞伽人法志》亦有所透露：“玄赜以咸亨元年，至双峰山，恭承教诲，敢奉驱驰，首尾五年，往还三觐。”玄赜咸亨元年（670）始至双峰，他当然愿奉驱驰，听教诲，却又在五年之间，三度往还，不恒其志，这是为什么呢？联系上说，自可迎刃而解。当时五祖已经不再公开传法，因而玄赜没有办法长期随侍，只能不辞辛劳，数度往返，以免引起麻烦。据玄赜所述，五祖临终时“乃将宅为寺”，这是暗示五祖晚年住于俗家之中，身边当然不宜有太多的门人。这也是其终老时诸大弟子都不在身边的重要原因。

《历代法宝记》亦谓六祖“去三日，大师告诸门徒：‘汝等散去，吾此间无有佛法。’”[29]表明五祖在付法后便遣散门徒，不再公开传法。

龙朔元年（661）时五祖便散众独居，其诸大弟子皆已离去，所谓咸亨年间六祖得法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其时五祖身边已是侍者寥寥，不可能有七百人乃至千人共住的盛况了。

虽然五祖散众归家，然好像其僧众还是免不了饱受迫害的命运，神秀之遭到“迁适”，被迫流亡十余年，惠能之长期隐遁，可能均与此有关。不过后来五祖诸大弟子均能为一方师，如神秀、惠安、智诜、玄约、玄赜、道俊等皆为朝廷所重，尊为帝师，惠能、法如等亦影响很大，这与五祖当初的深谋远虑有很大关系。

五祖付法艰辛，其得法亦颇不易。据《传法宝记》之道信传：

永徽二年八月，命弟子山侧造龛。门人知将化毕，遂谈究锋起，争希法嗣。及问将传付，信喟然久之，曰：“弘忍差可耳。”因诫嘱，再明旨赜。[30]

据此似乎道信是在最后才确定弘忍为其传人的，而且好像对之不是特别满意，只是以为他“差可”而已。这可能并非由于弘忍悟解能力不够，而是对其能否服众有疑。弘忍“性木讷沈厚，同学颇轻戏之”，他常勤作役，给人一种只会做苦力的印象，而且“生不瞩文”，使人觉得他文化水平不高，他的这种性格似乎不适合充当佛教领袖，同学之中有人不服气是很正常的。他在继位之后不居双峰，自于东山另立禅院，大概是为了不与人争，免伤和气，然而众人皆归附之，表明他的水平和威望还是足以领袖群贤的。

五祖于四祖卒后迁居双峰东边的冯茂山，称为东山，故其禅法被尊为“东山法门”。五祖继承道信的禅法和宗风，养性深山，坐禅修道，“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后世弟子集其言句而成《最上乘论》[31]，又名《修心要论》，《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宗镜录》等亦录其言句。今主要依据《最上乘论》略述其禅法。

弘忍继承前代的思想，故其禅法以“守心”为要。此心即“本真心”，与慧可“守一”之“一”、三祖“圆同太虚，无欠无余”之心、四祖与佛无异之心完全一样。五祖更称之为“自性圆满清净之心”，以之为“本师”，认为念心“乃胜念十方诸佛”，这完全是承继道信思想而来。道信改造了一行三昧，将这一念佛法门改为念心法门，因为心即是佛，念心即是念佛，五祖更言念心胜念佛，即此意也。

五祖又引《十地经》日轮之喻（慧可亦曾引此段），说明自性清净心如同日轮，“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若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自心本来清净，同于诸佛，圆满具足，无有欠缺，因此只要守心，即可见性成佛。故守心，守自本心是习禅的第一要法，也是成佛的唯一途径，“三世诸佛无量无边，若有一人不守真心而成佛者，无有是处”（二祖慧可亦有此类语句，只是此句将“不因坐禅”改为“不守真心”）。

五祖又多方面宣示守心的意义，认为守心不仅是“入道之要门”，还是“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据《宗镜录》卷九十七：

第五祖弘忍大师云：“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经之根本。唯有一乘法，一承（乘）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无形色，诸祖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又云：“一切由心，邪正在己。不思一物，即是本心。唯智能知更无别行。”[32]

此与《最上乘论》完全一致，表明确实为五祖教法。

他又为学者讲了几种守心的方便法门。如言初学坐禅者，当“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并善调气息，勿令粗细不匀。夜间坐禅时应不著诸相，见一切善恶境界知其是空，“摄心莫著”。不能得定，且不见诸相时，心亦莫怪，“但于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真心”，如此则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证道得果。

他指出：

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炼莫住者，即自见佛性也。于念念中，常供养十方恒沙诸佛，十二部经念念常转。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义自现，一切愿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后有。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舍此身已，定得无生，不可思议。[33]

守心的关键在于自识本心，了此心源，并且要时时守心，念念莫住，不能有一丝妄念生起，则不失本心。此即“常觉不停”“守一不移”，与前代所述一致，表明了禅门极为严肃的作风。

五祖又为弟子更示守心方便：

好自闲静身心，一切无所攀缘，端坐正念，善调气息，征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好如如，稳看看熟，则了见此心识流动，犹如水流阳焰，晔晔不住。既见此识时，唯是不内不外，缓缓如如，稳看看熟，则返覆销融，虚凝湛住，其此流动之识飒然自灭。灭此识者，乃是灭十地菩萨众中障惑。此识灭已，其心即虚，凝寂淡泊，皎洁泰然。[34]

此是通过观心看识，使流动不止之妄识消融净尽，从而显示出“皎洁泰然”的本真之心。

上述两种方便法门都很具体，前者直言念念守心，以了心源，盖为上根而说，后者言看心明心，除识显本，盖为中根以下而说。此二方便，更开南顿北渐之源。

此论多处引述《楞伽师资记》所载二祖慧可的法语，并尊之为经，可见弘忍对二祖非常尊重，亦见其学说之渊源。弘忍将二祖的无事净坐，精诚内发，识心自度，解释为守心，这是符合二祖原意的。此论又言“此喻我所心灭，趣金刚三昧”，可能弘忍对《金刚三昧经》致力颇多，其所谓“守心”便是《金刚三味经》之“存三守一”之“守一心如”，而与四祖道信“注意看一物，专精常不动”的“守一不移”法门在形式上稍有不同。弘忍直承慧可的“守一心如”的法门，不再偏重道信源自达摩的住境守心、“守一不移”之方便法门，直言“守心”，使最上乘一心之旨从内容到形式、从禅理到禅法完全融为一体，使道信心即是佛之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弘忍还将本真之心与当下自心融而为一，此心既是本来清净常住之心，又是当下存思之自心，即自性本心，此为六祖“自性是佛”之义奠定了基础。

尔坐时平面端身正坐，宽放身心，尽空际远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初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证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逈处独一高山，山上露地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35]

这种方便法门强调的是证得无边法身，法身遍世界，无有边畔，故自在寺中坐禅，山林树下，亦有自身（法身）坐禅，无边境界，尽是法身，故《楞伽经》云“境界法身”。此法身即是本心，心如虚空，能含万法，无有边际。但不可据此认为无情坐禅，佛有三十二相，瓶、柱及土木瓦石无情之类并无佛性，亦无三十二相，土木瓦石不能见色闻声、著衣持钵，不能见性成佛。法身广大，无非本心。如若错认土木瓦石为法身，以虚妄三界为真心，就会心入死寂，身随轮回，后世禅门对此特加说明，六祖更言“无情无佛种”，即恐学者错会。

[1]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6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印顺：《中国禅宗史》，83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

[2]大正藏，85册，1289页下。

[3]《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见《唐文拾遗》，第67卷，《全唐文》，第五册，3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唐）杜朏：《传法宝记》，见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179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