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民族志与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式与问题（第2页）

我们再看《妙峰山》一书中的教授自述，可以发现，在几位教授中，顾颉刚还是少数能够认识到缺乏民俗学方法的一位。当然他始终都没有提到民俗学方法的字眼。几年后，他创造了对孟姜女资料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将自己的妙峰山构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环境，其他学者也得出了一些不同于古代学者的体验，这反映在他们对田野作业现场效应的描述上。他们的其他一些总结，也能够成为现代田野作业史的经验之谈吗，像他们通过出版保管调查资料的办法，仍然是现在民俗学者的办法；他们当时申请田野作业经费的困难，仍然是现在民俗学者的困难等。

在妙峰山的集体调查之外，学者个人调查就很省钱。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等都曾私人还乡，在亲戚和熟人中搜集歌谣故事。这时他们都没有说经费的事[10]。但个人调查又缺乏计划性和团队合作，不能造成民俗学田野的普遍影响，未能呈现妙峰山考察那样的大气势。

（二）“改编”观念分析

20世纪20年代末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涌现了大批调查、研究西南和西北民族民俗的书刊，搜集了有价值的民俗民间文学资料。在西南国统区，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程憬、常任侠和马学良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了调查。他们采集少数民族风俗资料，对其中所包含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进行了记录和研究，并通过出版的形式对外介绍。许多西南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就是从这时起名声远播，飞出了闭塞的边疆，影响到内地。在这些成果中，有一部是光未然（张光年）在云南收集出版的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民间叙事诗《阿细人的先鸡》。据他回忆：“当时阿细部族中的青年男女，能够从头至尾唱完这‘先鸡’的全部的，已经不多了”[11]。十年后，随着一名主要演唱者的去世，他所记录的这个文本也成了绝唱。可见，这批学者的著述，是弥足珍贵的田野资料。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他们中间有些学者曾经改编民间行品。对此做何评价？这已成为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的一个老话题。光未然承认，他对《阿细人的先鸡》做过改动，主要是“润色或加工”。他认为，学者把少数民族语言诗歌，记录、整理成汉语出版物，就要考虑它是在更大范围内流通的问题。他就对彝、汉语之间的表达差异做了一些变通处理。不过，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翻译整理的方法”向读者做了交代的：

汉、彝语法上有颇大的出入，我主要地还是采用了直译法。但也有若干无法直译的地方，如第一句：“亲爱的小姑娘也！”原文“阿母索苏来”直译应为“别一家的妈妈所生的穷女孩子啊！”不但太啰唆，而且意义上还不够完全；因为这句话还意味着别一血系的、属于父亲母亲嫡系血统之外的，在宗法上可以允许结婚的别一家的子女而言。这样的情形，就无法直译了。……（我）编写时采取了自由诗的形式，押上了大致相近韵[12]。

现代田野作业要求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准确翻译，标准的样式是少、汉对译，对行列出，让少数民族群众和学者都能核对异文，了解原作。从引文可见，光未然的汉、彝文本调整，是要达到让外人了解的程度。他要使内部和外部的文化成员都能接受一个封闭山寨里的民族诗歌。在当时，换了另外一个中国民俗学者，所能达到的程度莫过于此。

光未然还不是民俗学者，他还有其他的改编工作。他看到少数民族诗歌中有“不精美”的诗行就忍不住动手要改，要帮助对方“提高”一番，要增强在汉族看来更好的阅读效果，这在民俗学上是犯忌讳的。他坦诚地举了个例子：

（我）整理的时候，删去了许多意义重复的地方，和许多重复的客套话，如“你真说得对，你真说得合”。“唱得真正妙，唱得真正好”之类[13]。

在今天，他要是民俗学者，他就知道，那些被他改掉的民歌的重章复沓之处，他看起来不舒服，其实正是口头诗歌的一个特点。他持作家文学的观点改编这段民间文学材料，是隔行的表现。

在西北民族地区，在抗战时期，在延安根据地，我党制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革命文艺工作者何其芳、李季和林山等带领同事或鲁艺师生深入陕北边区，搜集和记录民间文艺作品。他们还适应边区政治工作的需要，对一些民间作品进行了改编创作，出现了一批影响很大的代表作，如何其芳、张松如编选《陕北民歌选》、李季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林山等发掘的盲艺人韩起祥的说唱作品《刘巧团圆》等多种。

在投入搜集整理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中，有学者、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也有一批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学生青年。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有三个特点，兹以《陕北民歌选》为例说明。

第一，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重新界定民间文艺的性质。他们为了解放国土和建设人民的新国家，寻找民歌这种中国人能普遍接受的通俗语言。编者在该书的《凡例》中说：

我们编辑这选集，不是单纯为了提供一些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而是希望它同时可以作为一种文艺性质的读物。我们选择的标准是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可取之处。因此，从一千余首陕北民歌中，我们只选了这样一册[14]。

他们希望通过改编民歌，创造使用民歌语言的文学新样板。

第二，把民间文艺当作党领导革命舆论的工具，赋予其政治功能，强化党和群众的联系，发挥民间文艺的社会动员作用，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中来，跟着共产党走，消灭日寇和打击国民党。《凡例》又说：

编选的范围，大体以反映陕甘宁一带过去和现在的人民生活者为主……第一辑，“揽工调”，共十二首，其中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和他们的劳动生活。……第五辑，“骑白马”，共十三首，主要是反映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其中也有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暴露和诅咒[15]。

何其芳在其他文章中还说，利用民歌能观察人民的生活和情感[16]。他不仅把民歌当作搜集作品，而且也当作了解民众生活文化的资料库。他的许多民歌见解被当作“新格言”加以引用，他的这些看法是他参与实地搜集活动，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搜集资料的结果。因此他们在选择要发表的搜集资料时，就选择那些反映阶级苦、民族恨的民歌，认为它们能调动民众的革命情绪和积极性；也能感动知识分子自己加速世界观的改造，使自己更接近民众的生活。在此之前，钟敬文受到早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也对民间文艺作品加以热情的肯定。不过他在当时和后来还接受了英国文化人类学、日本民俗学和法国社会学的影响[17]，在分析民间作品上，更具有职业民俗学者的倾向。在新中国初期加强学习苏联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后，钟敬文与何其芳的观点彼此靠拢[18]。比较两人的观点可见，在民俗文化领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民间文艺的实地搜集和推介，取决于学者把握人类文化的程度和多角度观察的理论品质。在这方面不懈努力，民间文艺作品就不致沦为简单的工具。

第三，搜集整理不完整。由于搜集者中许多是学生青年，缺乏基本的知识和必要的训练，加上时间紧迫，搜集回来的民歌作品只有歌词，没有曲谱。冼星海曾遗憾地说，这种民歌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19]。他们还把“有些民歌中的衬字衬语，凡夹在句中，读起来不方便者，在正文中都从略”[20]。这种嫌老百姓唱歌“啰唆”的念头，与前面提到的搜集者嫌老百姓唱歌“重复”的下意识，都是来自书面文学的偏见。自由地生长在田野中的民间文学作品被置于这种手术刀下，是无法不遭到厄运的。何其芳不是毫无担忧的人，他在《凡例》中也说：

由于我们能力的限制，特别是对于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风习和语言的生疏，在编选和注释上的不妥不周之处，都诚恳地盼望读者们指正[21]。

《陕北民歌选》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这种搜集资料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产生，成为另一种民间文艺出版物。它们对于学者意义，是帮助学者理解民众的贫苦生活和底层社会的文化需求；它们对于学术的局限，是无暇向田野作业理论和专业技术发展[2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者的田野作业工作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影响。苏联民俗学者尤·科鲁格洛夫的《民间文学实习手册》被引进我国，成为我国高校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教科书。在多种影响中，有一种影响比较突出，即将民间文艺搜集活动向群众文化运动推进。苏联理论认为，应把田野作业的对象和范围扩大到“现在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全过程”，并且应“从大学生中培养民间文艺学者”[23]。我国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受到这种影响，也与高校联合行动，在国内开展了相应的区域民间文艺搜集工作和多民族群众文化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政府陆续派出中央政府访问团到中南、西北和西南等大区访问。访问团所到之处，边深入各地社会进行表演和调查，边搜集当地民俗资料和民间文艺作品，边培养群众文艺的骨干分子。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间文学组的学者奔赴云南，收集、整理了《纳西族的歌》等作品。奔赴西北地区的学者还调查搜集到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等，收获重大。但在不久中苏关系恶化后，这种群众文化运动转变为“大跃进”民歌运动，则把田野作业彻底政治化了，成为一场以群众文艺形式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在民歌创作几乎已成全民性活动的今天，要收集记录民歌，为数不多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更是微不足道了。因此，收集记录民歌的工作，就应成为群众性的工作。事实上，业余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以及劳动人民自己，只要学会识谱和记谱，都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24]。

当时还受到倒计时的超英赶美的政治口号的激将，很多学者的田野作业观也跟着空想起来，想象成任何群众成员进入革命的高温炉就能熔化成民俗学者，这等于对田野作业的放弃。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针对这种滥用搜集口号的倾向，我国学界出现过批评文字，刘魁立发表了《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意见。他认为，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田野作业的学术活动和工作技术，应加强民众本位意识。该文在认识田野作业者的记录文本，建立专业搜集队伍和整理资料的意义方面，观点都有所发展[25]。在当时滚烫的政治热浪中，许多人被烤得睁不开眼，一时还看不出这些意见的分量。

改革开放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恢复了学科建设，接踵而来的，是民俗学者对它们的学术历程、包括田野作业的反思。这一阶段的学术著述都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性质，主要是强调学术工作要坚持学术原则。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出版，从回顾历史和面向现实的实际出发，首次对我国民俗学现代田野作业做了学术定位：

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是一项特殊的调查活动，也是民间文学领域内各项及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搜集工作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保存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免得它像一阵风似地消失。然而，保存是为了应用，并不是为了保存而保存。掌握可靠而充分的民间口头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科学研究的开展，优秀口头作品的传播，人心民情的了解以及文学创作的繁荣等，都是必不可少的[26]。

书中指出，田野作业的资料产品服务于学术研究，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的产物。该书还把发展民俗学高等教育的意见正式写进了大学教科书。

自1984起，我国开展了搜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浩大工程，在有钟敬文先生参与审查发布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手册》中，明确地提出了田野作业的学科地位和方法论价值：

民间文学工作是保存和发扬人民文化的工作。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是整个民间文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即是独立的工作方面，又是整个民间文学工作中的基础的工作。它为民间作品的编选、推广与研究提供了可能，成为保存和发扬民间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