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中日恩仇数百年（第2页）

近代史上的一大特色，简直让人忍俊不禁：清政府和革命志士都把日本看做靠山。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政府从来都没有打算做任何将中国拉回复兴轨道的事。草田男有诗曰：“回首柳暗花明引泣，但慨初生牛犊无惧。”在中国人看来，这句诗甚至有点儿狗屁不通，日本从近代开始就一直因中国缺乏“无惧”，而产生了民族优越感。

日本人笃信的武士道精神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更多道理可言。山本常朝提道：“很多人说，无目标的死，没有任何意义。但在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是否能按照原先的目标去死？以目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了不值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

他进一步解释说：“报仇很简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上去，杀了对手就可以了。如想着万一不能战胜对手，此念一出，就会以对手人多势众来为自己辩解，甚至不了了之。真正的报仇，即便对手上千，只要有见一个杀一个的决心，报仇也可以实现。”

在师法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并未全盘中国化，而是仅仅吸取了自己需要的部分，对中国文化中被其判定为“糟粕”的部分，一概拒绝。日本人一直认为，只有强者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北条时宗坚持不回复蒙古国书，成为日本最伟大的历史篇章。1274年和1281年，日本两次靠台风保佑，在蒙古骑兵在亚欧大陆肆虐之时，得以幸存。

反观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和日军的对抗又体现了什么呢？

一、朝鲜战场

1894年9月15日，日军对中国驻军所在的平壤发起总攻。双方交战仅仅一天，日军就攻进了平壤，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战局的发展体现了坚忍的重要性。本来，日军对左宝贵部实力估计不足，伤亡多于清军。在攻下牡丹台和元武门后，日军已经弹尽粮绝，无力再进一步。此时，中方前线指挥叶志超却被左宝贵战死的消息吓破了胆。他在当天下午四点派出一名朝鲜人，准备以平安道监司的名义投降。日军虽未接受，但当天停止了前进。在叶志超看来是日军同意了自己的投降要求，实际上日军这时也是强弩之末，迫不得已休战。

当晚叶志超不顾众将反对，率军轻装撤退，结果被调度得法的日军趁势劫杀，死伤两千人，被俘数百，远远超过白天和日军正面对抗时的损失。叶志超的举动引起了朝鲜军队的忿恨，他在撤离时，还曾遭遇朝鲜友军的袭击。

最让日本人趾高气扬的是，他们在清军丢下的遗留品中，发现了卫汝贵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这可能是军事史上最荒谬的书信之一。一位将领的妻子处心积虑劝告丈夫保重身体，不要杀敌，首要目的是保全自己回来享清福。日本政府迅速将这封家书大肆宣扬。日军毫无顾忌地追赶清军，直至后者退入中国境内的九连城，此地已经距离平壤五百多里。至此，北洋陆军拱手将朝鲜全境相让。

二、海战

1894年9月17日下午，黄海大战。“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做法更加离谱。此前他从丰岛战役中逃生，显然日军的实力让他产生了畏敌情绪。见到“致远”舰沉没，方伯谦称本舰受伤，慌不择路逃窜，居然将友舰“扬威”号撞成重伤，以致后者被日舰轻松击沉。“广甲”舰管带吴敬荣也随之逃跑，中途搁浅，吴敬荣弃船逃生，几天后日军击沉了这艘被弃的“广甲”舰。“广甲”舰排水量一千两百余吨，在北洋舰队参加海战的舰艇中排名倒数第二。当时，日方参加海战的舰艇总吨位、射速、人数均超过清军，但日军舰队中排水量最小的“赤城”仅有六百余吨，被安排在战斗阵列左侧。海战开始后，“赤城”被吨位巨大的“定远”、“镇远”（排水量均为七千余吨，是其十倍）轰得体无完肤，但并未出现主动逃跑的现象。这次海战，日方舰艇没有被击沉一艘。

事后，总理衙门收到了李鸿章的电文。“（济远）管带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吴敬荣被革职，叶志超被定斩监候（死缓），卫汝贵因没有阻止叶志超撤兵以及落有家书被斩首。

三、辽东战场

11月9日，金州沦陷。之前，九连城几乎一触即溃。在听说金州沦陷后，旅顺的“隐帅”（形容其实际上是旅顺的控制者）龚照玙立刻决定逃跑。龚照玙出身富足，和李鸿章是合肥同乡，由监生捐纳府，加捐同知，保知府，再捐道员，仕途顺利。1890年，他保二品顶戴，成为总管旅顺船坞的官员。

从龚照玙逃跑的时间来看，他甚至成功预计了金州的陷落。11月6日，龚照玙乘坐“广济”急速出逃至烟台。在这一年，北洋水师的舰船多次成为将官出逃的私人交通工具，军心大乱。

龚照玙最初得到的处罚只是留职查看，后因山东巡抚实在看不过，继续弹劾，清廷才命兵部以“失守要隘”的罪名判处其死刑。结果，处死之前他再度被免死。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显然其同乡李鸿章起到了作用。

旅顺失守后，日军野蛮屠城，死者两万余人，惨不忍睹。

吴大澂当时的心态也代表了普通中国人的心态：在交手后，终于意识到日本的强大。很快，中国青年就像当年日本的遣唐使一样，留学日本，希望从“同文同种”的日本人那里学到真本事。

进入21世纪，一名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写下一本书，书中提到他很佩服在日本新宿街头拉客的中国人，怎么能在街头的芸芸众生中找到同胞，而不是那些不值得浪费时间的日本人（其实，单凭眼神和走路之快慢就可以）。而且他困惑，到了冬天，日本中小学的女生都穿着长不过膝的短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为此曾询问过很多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偶有人回答他：“因为别人都这样。”而倘若问晚清的中国人，他们就知道这是斯巴达式培养，而且放在中国，叫做“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精髓有过深入吸收，比如必要的礼教。黑泽明回忆自己的父亲异常严格，母亲上鱼放错了位置，就会呵斥：“浑蛋，这是打算让我剖腹自尽吗？！”给剖腹者上的鱼，鱼背向着人；而一般进食，鱼腹向人。

宋教仁幼年丧父，家庭贫苦但刻苦好学。他曾经在日本游学，十年没有回国。那时，他的母亲年过七旬，经常写信让他回来，并责怪他“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宋教仁得到母亲书信后，往往捧书涕泣，长夜不眠，但迫于学业不能动辄回国。宋教仁任农林总长后，有一次去见袁世凯，袁见他西服又脏又破，问已经穿了几年。宋回答说：“留学日本时买的，已穿十年了。”袁感叹之余，赠以银摺扣让他购置新衣。宋教仁婉辞不受，解释说：“贫者士之常，今骤然富贵，哪能忘其本？衣服虽褴褛，但尚可蔽体，没必要太华丽。”

不管任何国家，都有无法“感化”的侨民。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其间衣服被褥从来没洗过！众所周知，他在国内就是著名的“邋遢大王”。逗留上海期间，章太炎的妻子王氏不在身边，无人浆洗衣裳。于是他就干脆不洗衣服，一身衣服“油光可鉴”。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章太炎有鼻息肉（其死因分析，可能即为鼻息癌变），长年呼吸不畅，鼻涕频出。这位兄台率性而为，经常用衣袖公然擦拭，旁人惊讶不已。

初渡东瀛，章太炎还闹过一个笑话。中国人随时随地吐痰，他更不例外。日本房屋都铺着木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被整理得很干净。章太炎对此全然不顾。他在屋内随心所欲，经常四处吐痰，吓坏无数日本人，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日军和中国交手的历史，也是日本国际化的历史。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时，俄国记者扬契维斯基（Янчевецкий）在他的《北京陷落纪实》中写道：“……在第十一天就攻打了北京。北京是由两个忠实的盟军，俄军和日军，用血汗攻克下来的。在枪林弹雨中，我们与日本人，第一次体验着战争的情谊。”

攻城的第一天，日本攻打齐化门受挫，不得不通过俄军攻克的城门，再通过中国人放弃的哈德门，再沿着城墙去齐化门。

四年之后，日军和俄军在旅顺展开了大战，中国人以复杂的心态见证了他们“战争的情谊”。乃木希典的儿子保典亦在二〇三高地死亡，这是日军有史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

日军在日俄战争中得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因为这场战斗首先是由于俄国对占领东三省过于急切的心态造成的，第一时间激起了中国人的反对情绪。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东三省不过是两条狗争夺的一块骨头。

1903年春，俄国进军东三省，向清廷提出七项新要求。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哗然，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钮永建当时在东京突发奇想，准备组织拒俄义勇队。然而，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的主角们）等人，认为学生空谈误国，决无所成。而且动辄组织武装力量，容易引起清廷疑忌，拒绝了大家的要求。

最终，五百名各省学子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宣布“拒俄义勇队”成立。蒯寿枢、钮永建、叶澜、林长民、王璟芳等人上台演说，豪气干云，掌声如雷。学生们推举陆军士官学生蓝天蔚为队长，每日按军队规章操练，准备赶赴疆场。这些人还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他出面向俄国申明东三省主权，否则“与之决绝”。学生军对袁世凯承诺，如果开战，愿意以袁世凯部队属下的身份参战。

不出所料，清廷果然疑虑此事可能为革命党控制，最终授意袁世凯不作任何答复。在朝廷层面或平民眼中，都认为日军是可以解救东三省的力量。清政府因此与日方有默契，暗中协助日方作战。当时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的上尉吴佩孚，就曾奉命为日本人搜集俄军情报。

不知道当时的清政府为何认为日本人会为清廷流血，从逻辑上说，国事艰难之时，最多不过是希望二虎相争，看看是否能坐收渔利而已。

话分两头，当时留日青年们异常敏感，随时都可能被牵动起爱国神经。1903年3月，日本在大阪召开博览会，遍邀中国各省官商赴会，留学生秦毓鎏、侯保三、秦平甫等去参观。该博览会中设有人类学馆，让学生们惊骇的是，馆中居然雇用了几名中国人，表演中国的腐败旧俗（小足妇人、吸鸦片烟，等），以此代表中国全体国民，并且还是作为“野蛮人种”中的一种。在中国人的抗议声中，清廷驻神户领事蔡勋与大阪官吏交涉，要求取消这样的“表演”。最初，主办方之间互相推诿，并不真心解决。留学生会馆写信给贝子载振，请求中断中日商业、文化等外交。日本政府担心因此伤害两国商业往来，最终令大阪府撤去这类展览。

辛亥前在日本活动的中国革命志士，亡命天涯，多用日本姓名，以防止日人歧视。陈少白留日较久，最初用了一个名字，叫服部次郎。丁酉（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亦取名“中山樵”，这个名字用了好多年，之后改为“高野长雄”。当时，日本维新志士中有个医士叫做高野长英，孙中山的日友平山周对这些掌故都很清楚。平山周是黑龙会的骨干，之前被派到中国考察会党的历史。虽然当时没有黄飞鸿电影，但黑龙会的很多会规，后来也沾染了天地会的模式。这并不奇怪，日本人对中国古代的东西总是有特别的感情。如“剑使青龙偃月刀，书读春秋左氏传”，在21世纪初还是很多日本青年憧憬的生活。

孙中山改名是因为“中山”二字多为世人所知，故易新名以便秘密通信。甲辰（1904年）以前通函署名多用“中山”，甲辰以后则改用“高野”。梁启超亦取名“吉田晋”，因为他很倾慕日本汉学名士吉田松阴。

日俄战争（包括海上的对马海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击败了衰败的欧洲强国，也不仅仅在于推动了1917年俄国革命。其最终意义在于将日本引入了歧途，在东乡平八郎和乃木希典的光环下，日本人认为他们战无不胜，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