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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中日恩仇数百年
日本人向中国学习了两百多年后，又转向西方，逐渐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19世纪日本曾经有过攘夷的情况，但一旦开始“脱亚入欧”运动后，在《世纪之交的日本》那幅木刻画所表现的亚洲战争场面里，日本人都魁梧高大，皮肤白皙。
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Diamond）认为，不同的民族遵循不同的发展道路，原因在于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他关注气候，认为农耕文明之所以在亚欧大陆达到最高水平，因为亚欧大陆是个“横向”的大陆，而非洲和美洲都是“纵向”的。因此，一种粮食作物被驯化后，可以很快在亚欧大陆上传播开来。
戴蒙德的“自然条件决定历史进程”的理论如今相当流行。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获得了1998年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没有远涉重洋去朴次茅斯，而英格兰人总是驾船四处游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不同反应。或许，日本根本不属于亚欧大陆。
1853年，美军舰队由佩里（Mattheerry）率领来到横须贺（YOKOSUKA，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南东部三浦半岛的城市中部东岸，北邻横滨，扼东京湾口，为首都东京的门户），用坚船利炮逼迫日本人打开国门。后来，日本人却把侵略者佩里当成一个恩人来纪念。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佩里，日本可能继续闭关自守，沦为殖民地。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到现在为止，福泽谕吉仍然是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头像。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没有很好的农业基础、没有足够食物的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换，最终竟然大半都获得成功，而且其成功极其辉煌，远非重视国内粮食产量的国家所能比。英国、荷兰、日本以及瑞士等国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1743年，乔治·安森来到广州，他走后，中国官员的想法是，这些人不过是“过路的神仙”，事实上此后外国人经常不请自到。凡提及辛亥革命和晚清历史，就难免提到中国和日本这对东亚兄弟，如何在历史的长途赛跑中互为师友，造就了后来的复杂关系。
菅原道真是中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以个人的力量中断了日本的遣唐使制度。
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到日本。他们向天皇报告说，大唐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应该派使节赴唐学习，以增加日本国的竞争力。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位遣唐使。从630年至895年，日本朝廷一共发布任命遣唐使共十九次。其中，任命后因故终止三次，实际成行十六次。这十六次中，其中一次仅抵达朝鲜半岛的百济国，还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陪同唐使前往中国），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居未归，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名副其实的遣唐使仅十二次。
菅原道真在日本的影响很大。现在在日本，凡是考试的人都喜欢去北野天满宫朝拜，上书“请菅公保佑”，云云。天满宫在日本共有一万三千多家，菅原道真对日本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894年，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使，但他以大唐处于内乱时期为由，建议取消遣唐使制度。从7世纪开始从未中断的这一制度，因菅原道真“怕死”，真的被取消了。
遣唐使制度之所以被废止，除唐政局动**以外，还因经过两百多年的引进移植唐代文化，日本已基本上完成自我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萌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本国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何况，每次遣唐活动耗费巨大，路途艰辛也让使臣心存畏惧。唐朝赴日贸易不断增加，客观上可以弥补以前靠遣唐使捎带唐货的需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菅原道真的奏请，第二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从那时起，日本开启了国风文化时代，平假名和片假名开始盛行。
在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并没有放弃对中国教师地位的挑战。
龙朔三年（663年），天智天皇以援助朝鲜半岛的百济为名，命人率日军精锐两万七千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日军进展顺利，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
九月初八，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人渡海而来，准备在白江口登陆。唐军大将刘仁轨领兵率先到达白江口。二十七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两军遭遇。当时唐朝水军为七千余人，战船一百七十艘；日本水军万余，战船一千多艘（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唐水军舰船比日军舰船更大）。二十八日，日本诸将和百济王与唐朝水军初战，被击败。但日军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错误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不观天气变化，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这场主动进攻给日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战船被毁四百多艘。百济再次得以平定，只有迟受信据守任存城不降。
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陆上日本军队闻讯大惊。“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664年开始在日本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四道防线，以备唐军渡海入侵。
后来抗战中，学者傅斯年对罗家伦说，生了孩子要取名仁轨。有人追问，他说：“中国第一个在朝鲜取得对日作战胜利的人，就是唐朝的大将刘仁轨啊。”
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去中国化”刚好一千年后，便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
中日矛盾在19世纪70年代再次抬头。清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在台湾避风为高山族人所杀（当时日本已将琉球视为宗藩体系属国），命中将西乡从道担任台湾事务都督，带领三千六百人登陆台南，企图全面控制台湾。作为应对，清廷委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
1875年6月14日，“安澜”、“伏波”、“飞云”、“万年清”和“济安”各舰船在闽海集结成队。沈葆桢率领法国船政监督日意格、布政司潘霖、帮办斯恭塞格等随员出发，三天即抵达台湾。潘霖、日意格直接和西乡从道谈判。与此同时，沈葆桢本人加强防御工事，协调海陆军队积极备战，光是利用舰船运兵，很快就有超过一万军士渡海到达台湾。这样，清廷驻台陆海军总兵力明显超过了日军。
在实力上占优后，沈葆桢才施展自己的外交手段。他与日本司令官西乡从道相见时说，中日两国海军尚在萌芽状态，如果贸然开战，西方列强会看清双方底蕴，对彼此都是损失。他建议说，不如各自撤军，“二十年之后再见高下。”西乡从道“大为感动”（其实是不打无必胜之仗），于是罢兵北归。此后二十年，沈葆桢为筹措海军军费绞尽脑汁，而慈禧太后却挪用北洋军费修筑颐和园，南洋军费也被左宗棠移去治理河工。二十年后甲午一战，清兵果然大败。
1875年日军从台湾撤军，占尽了便宜。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当时相继抵北京谈判，清廷被讹诈五十万两白银。加上考虑到沈葆桢所说不无道理，日军这才撤兵台湾。通过这次交手，清政府的底牌已经被日本看得一清二楚。
西乡家族见证了日本发展为强国的过程。西乡从道之兄西乡隆盛被称为“倒幕元勋”，也是“维新三杰”之首，任陆军大将。在台湾事件后两年，西乡隆盛因不满政府发动叛乱。明治天皇下诏斥之为“贼”，命令全国之兵讨伐西乡。前后历时八月，西乡隆盛兵败剖腹自杀，史称“西南战争”。
这场战争惨烈异常，在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将其视为“叛乱”，至今未变。然而，对于叛军首领西乡隆盛，日本人则多敬其私德，认为他仅是与天皇政见不合的英雄人物。西南之役硝烟未散，政府军决战主将谷干城就前往西乡墓前赋诗凭吊，昔日对手胜海舟为之立诗碑。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撰文评论：若以绝对服从政府权威为衡量标准，则因“倒幕”建立的现政权亦属非法。五年后，西乡隆盛之子长大成人，明治天皇亲自出资送其到德国留学。八年后，宫内省次官提议，明治天皇带头，一共两万五千人响应，集资为西乡隆盛建铜像于东京上野公园，至今犹在。
如果说7世纪的唐朝的确给日本提供了师法之楷模的话，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视日本为老师。
日本人向中国学习了两百多年后，又转向西方，逐渐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19世纪日本曾经有过攘夷的情况，但一旦开始“脱亚入欧”运动后，在《世纪之交的日本》那幅木刻画所表现的亚洲战争场面里，日本人都魁梧高大，皮肤白皙。
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中国的竞争中，日本产生了影响民族性格形成的理论基础：武士道精神。1716年，山本常朝和田代阵基的《叶隐闻书》，奠定了武士道的基础。
山本常朝出生时，父亲已经七十岁了，他是由自己的大侄子带大的。这名怪才的理论，使日本人综合学习多元文化后，终于产生质变，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性格。以前，日本人视和中国攀亲为荣誉，如桓武朝的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在《群书类从》里就这样介绍：“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者，出自汉高祖皇帝。”
甲午战争中，清朝人的迂腐无能给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年已花甲的吴大澂奏请出关抗战。这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堪称爱国者，他曾在吉林边疆防御沙俄入侵，反对葡萄牙强占澳门和香山七村时，明确站在保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
光绪帝赞扬他“奋勇可嘉，著照所请”。吴大澂得令出征后，便公开发出如下的战斗檄文：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练习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立志效仿武侯七擒七纵，现实情况又如何呢？1895年3月初，日军接连攻陷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湘军损折大半。3月17日，清廷以吴大澂“言大无实”，撤去其帮办军务，又令他赴京听候处罚。3月28日，在廷臣朝议之后，清廷又改了主意，命湖南巡抚吴大澂“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来京”。
3月29日，吴大澂写奏折谢恩，对自己的书生意气感到沮丧，“伏念臣一介书生，未经战阵，徒以倭寇猖狂，迫于忠愤，不自量力，愿效驰驱。枪械尚未到齐，训练亦无成效，冀分宵旰之忧勤，罔计军情之利钝，谋之不善，咎实难辞。圣训谆谆，恩旨尚嘉其勇往；私衷惴惴，臣心实昧于机宜。在朝廷，曲于矜全，仍畀以封圻之重任，而夙夜弥深惕厉，更当图报称于将来。一息尚存，敢望补过尽忠之义；四夷未靖，犹切卧薪尝胆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