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册 第八章 一九三二年一月（第3页）
“正是如此。十九路军是国内头一等的精锐，你瞧，他们剿匪与抗倭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为什么？因为打日本人，他们知道打的是谁，为谁而战。”项松茂说到这里，右手按住礼帽，难得抱怨道，“政府天天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个账都算不明白。日本人都骑到脖子上来了，还左一口‘绥靖’右一句‘亲善’，到头来，还得让颜院长和我们这些人组织自救。”
两人正说着，忽然看到数辆悬挂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从远处虬江路开过来。车队看到方三响佩戴的袖标，主动停下来，一个穿着黑袍、挂着十字架的法国人从车上走下来，这人身材颀长，可惜只有一条左臂，冲方三响用力挥动着。
方三响认出他是饶家驹，是一个法国神父。早年间饶家驹在徐汇公学任教，带着学生去佘山放烟火，结果不慎被扎伤，被紧急送到红会总医院。当时实施急救的，就是方三响。虽然饶家驹的右臂最终没保住，但两人因此结识，还加入了红会。
近日闸北开战，造成许多难民流离失所。饶家驹自告奋勇，趁两军停战之时，带着几辆救护车冲入闸北，让受困难民往安全区撤。
方三响朝车队后头望了一眼，这几辆救护车里，塞满了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有半大的孩子趴在车窗边，有一脸愁容的女子闭目不知所措，也有满脸皱纹的老者，手还紧紧抓着包裹。他们原本的生活贫困，但至少安定，不过朝夕之间，骤成难民，很多人还是一脸懵懂。
饶家驹问方三响去哪里，方三响说去吴淞路那边去救一批平民。饶家驹看看左右，用熟练的汉语提醒道：“你要小心，日本人不是太讲规矩。”方三响心中一沉，饶家驹这么说，必然是经历了什么。
可惜两边都赶时间，不容细聊。饶家驹临行前叮嘱了一句，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尽量往苏州河那边去，他的车队会在这条线上持续收容难民。他的法国身份，多少能起到一点庇护作用。
望着车队远去，项松茂叹道：“饶神父真是个好人。可我们在上海，居然还要靠一个法国人才能得到庇护，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方三响眼神闪动，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青山下那一句撕心裂肺的疑问。
“魏伯诗德先生，这么多年，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心中的一个稚嫩声音，懊恼地沉吟道。
两人很快来到了老靶子路。这条路早年是租界商团武装组织训练的靶场，因而得名。后来靶场搬迁，这里建起了一座工部局警察医院，但名字沿袭下来。五洲药房的第二支店，正好距老靶子路与吴淞路的交叉口不远。
他们走到店前，看到整个药店门洞大开，里面空无一人，柜台上的药品俱在，柜台上的进销账簿摊开着，连旁边的墨水瓶都来不及盖住。可见当时事情发生得极为匆忙。
项松茂俯身从地上捡起一页月历。这是他和一位叫孙雪泥的画家联名推出的《抗日月历》，上面题了八个字“煮豆燃萁，内争可耻”，正是项松茂亲手书写。
“所有抗日相关的东西，都没有了。”项松茂道。这页月历上还印着一个军靴脚印。
自“九一八”之后，项松茂代表五洲药房与其他五家药房曾发布声明，抵制日货，并定制了小旗、标语、月历、海报等物料，在自家商店内陈设。眼下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到底是谁干的，不言而喻。
方三响警惕地走出药店大门，环顾四周，注意到附近砖墙上有三四个弹孔。他正要蹲下查验，却听到旁边“扑通”一声，似乎有什么人。他飞身过去，正好撞到一个扛着卦幡的算命先生。
说来讽刺，上海的医院和药房附近，总会有一两个卦摊。人们依靠科学尚不踏实，总要求助于神灵来做验证，才放心去治疗。
方三响揪住那个算命先生，问他这里发生的事。这个算命先生比较蹩脚，没算出自己今天不宜出门，被这个铁塔大汉唬得瑟缩成一团，半天才讲明白。
原来在前一日，虹口有一个日本的居留民团耀武扬威地从老靶子路经过，突然从药店方向传来几声枪响，打死了两个人，民团吓得一哄而散。开枪的是谁，算命先生并不知道，也许是爱国义士，也许是失散的十九路军士兵。过了一阵，开来一支日本正规军，不由分说冲进药店，把十一个店员全都拖走了。
“日本人大概觉得，这个药店里反日气氛这么浓，一定在包庇枪手吧。”算命先生哆哆嗦嗦。
“他们被抓去哪里了你知道吗？”项松茂从药店里走出来，一脸焦急。
算命先生眼珠骨碌骨碌转了几圈，职业习惯使然，他觉得这是个要钱的好当口。可方三响眼睛一瞪：“那些店员是因为抗日被抓，这种钱你也要赚吗？”算命先生瑟缩着双肩，两撇鼠须哆哆嗦嗦：“不敢，不敢。我不是要钱，我是真不知道。不过……”
“不过什么？”
“给军队带路的是个和尚，头戴着圆而深的斗笠，斜披着袈裟，好像不是中国僧人呢。”算命先生对细节观察得颇仔细。
“那是三度笠，典型的日本僧斗笠……难道是西本愿寺？”
项松茂最先反应过来。他告诉方三响，就在第二支店几百米之外的乍浦路上，有一座日本西本愿寺在上海开设的别院。这座别院是去年才建成的，满铁、正金、邮船、三井等大企业的社长经常驻足，是日本人在虹口经常集会的场所。
西本愿寺与军方关系十分密切，每次战争都会派遣随军僧人，为战死者举办慰灵法事，甚至直接参与战争。这次中日在上海开战，这十一个店员，很可能就暂时被扣押在这座别院之内。
两人放过算命先生，当即沿着老靶子路朝着北四川路方向赶去，没走多远，便看到了那座别院。其实根本不用刻意去找，和周围低矮的中式房屋相比，它的大白造型实在是太醒目了。
一靠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华丽的东山墙。墙体纯白，下半截是一排排棋格布局的圆菊凸雕，上半截的拱券则是由禽鸟浮雕和十六片双层排列的莲瓣组成一个半圆，拱卫着中央一扇大窗，一只石雕雄狮高踞其上，连接到院内气势恢宏的马蹄形大厅。
“日本人可真下血本啊……”方三响来虹口的次数也不少，还从来没注意过，里面还藏着这么一座建筑。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绝不只有武力，宗教亦是渗透手段之一。”项松茂低声道。
此时别院的大门半敞开着，进进出出的既有戴着斗笠的僧侣，也有军人。这里距离中日交火的北四川路极近，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处军事据点。而在别院的门口除日本军旗之外，还悬挂着一面红十字旗。
这是日本赤十字旗，日本赤十字社也跟随日军来到上海。方三响走到门口亮出红十字袖标，申明找这里的负责人。哨兵一见，果然没有为难，把他们两个带了进去。
颜福庆让方三响跟着项松茂，用意即在于此。一个中国商人，在中日交战之际去找日军交涉，风险实在太大，有红会中立人员陪同会相对安全一些。
别院的布局，与西本愿寺本山毫无二致，别说御影堂、阿弥陀堂这样的建筑，就连两棵大银杏树也在同样的位置。这里的赤十字社负责人叫酒井，和方三响算是旧识，当初关东大地震时，酒井因为懂一点汉语，担任过与中国红会对接的联络员。
有了这么一层关系，酒井态度便大不相同。方三响问他是否知道五洲药房的店员下落，酒井看看四下无人，小声告诉他，最近军方以维持治安的名义，抓了一批闹事的中国人，都关在别院东南角的仓库里，至于有没有五洲药房的人就不知道了。
他带着项松茂和方三响走到仓库前，项松茂隔着透气栅栏望了一眼，立刻认出了支店副经理的身影。他快步上前，呼喊对方的名字。那些店员正惶恐，见到总经理突然出现在外面，无不惊喜，一起朝窗口拥来，纷纷伸手呼救。同样关在里面的其他中国人不明就里，也朝这边拥来。
附近的卫兵被惊动，跑过来一边呵斥一边用枪托狠砸。一个店员缩手不及，一下被砸断了指骨，惨呼一声倒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