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吕公望心灰辛亥（第3页）

绝大而显得可笑的对比，是走一步却怀着两步希望的杨增蔚。他在获得所谓的“四大宝贝”的第二天，挎着他的安南刀，捧着他的岳飞像，搂着他的美妾，自己穿就打扮了一身戎装，也勉强有几分像张大帅吧，算是四宝俱全，到街头的摄影馆里去拍了一张照片，冲洗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张，到处分赠友人。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有如符咒一般的东西，受之无用，拒之非礼，只好唯唯以应，回家就“过化存神”了。却有一张落在当时位居管带的郭向天手中。这郭向天有个流落在京津之间的叔叔，不远千里回广州祖家来向亲戚故旧告帮，郭向天问起这位族叔：即将骏业大展的，究竟是什么生意啊？那叔叔一说是摄影馆，郭向天就乐了，忙道：“我能资助您的，比银子有用多了。”说着，连忙到里屋去请出了带刀的杨增蔚和美妾以及岳飞的合照，说：“老叔，这是大帅本人的照片，这就像是您摄影馆的门神了；有了他在门口，谁还敢不卖老叔您的面子呢？”

杨增蔚的肖像就这样流落到天津，北地老百姓在那段年月里知道杨增蔚的人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但是那一身军礼服，配上高帽隆缨、戴勋章勋表，管他是谁，又谁不敬畏三分？

这里就暂且打住，掉头说回袁世凯家去。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在一桩谁也不知道缘起的纠纷之中，从特务手里救过一个人，这人姓王。这人的孙子在打算找胡金铨导演合拍《徐光启传》的电影公司里干摄影助理兼打杂，已经很多年了。胡导演是老北京出身，由于接接送送认识了，聊得特别起劲。有一天无意间叙起旧来，这老王将当年袁二爷搭救他爷爷的故事说了一个通透，还说：“没有袁二爷，就没有我爷爷；没有我爷爷，就没有我，这恩情大了。”老王能想到的报恩方式，就是有那么一个像胡导演一样的人，能够把袁寒云袁二爷的那些个事儿拍成片子，给表扬表扬。

这应该是在《徐光启传》拍片计划中道夭折之后，让胡导演想起袁世凯这个题材的关键。

在袁寒云自己的笔记《丙辛秘苑》里记载过：当时的步军统领江朝宗是个特务头子，要抓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那孩子原先是天津日本租界一家摄影馆的学徒。那是大清垂暮之时，袁世凯与庆王政争失败，放归洹上，休养“足疾”。袁世凯特意找了这摄影馆的郭老板给拍了张《蓑笠垂钓图》，取景中岳嵩山，表示自己已经绝意仕途，一心归隐。

那可不能用图片背景作假欺罔，得真到嵩山走一趟。

一行人到嵩山拍照的时候，郭某还带着俩学徒，其中一个就姓王。袁世凯看出这拍照的事儿其实玄机不少，很能大加利用。小照拍完，就把郭老板的和这个姓王的学徒留在府里当差，日后袁家再发迹起来，多少张刻意流传出去的照片，都是这一郭一王师徒二人拍的。姓王的小徒弟后来就一直跟着伺候袁寒云，也随着这位袁二爷住在一个叫“流水音”的园子里。

可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持卷要捉拿这孩子也不冤枉——他本来就同情革命党，仗着读过几年书，会写几行字，在报纸上投稿子骂人，叫人给举发了。江朝宗到流水音捉这孩子原本也是分内。

然而，袁二爷一向看不得江朝宗这般仗势凌人的奴才嘴脸，登时抓着根拐杖，把江朝宗连带着一帮侦探，全数揈了出去。老王的爷爷保全下来，几十年岁月流逝，辗转有了老王。

老王念念不忘要对一个在历史上号为巨奸大恶者的儿子报恩，胡金铨当然不会为着聊这么一段闲篇儿就拍一部电影；但是，藤井贤一却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也有往事，他的祖上也有往事，这些往事，在某个基于时间与空间的巨力冲积作用下，竟然乱针交织，粗具可以辨认的画面。

此时，我还不能将藤井贤一与东三省在民元前后的时局史事发展联系到一处，但是他却似乎早已经审慎而坚定地掌握了我身后的乱针图案。我们在丧礼之后的某一天下午约在新生南路的紫藤庐茶馆一间小小的榻榻米包间见面。他是习惯盘腿而坐的，我则始终局蹐不安。才寒暄了几分钟，我的两条腿就酸痛得要麻痹了，直到他忽然提起一个名字：“薄无鬼。”他保持着低沉的声调，说了第二遍：“薄无鬼——这个人，张先生应该是认识的吧？”

这就像某人忽然问你：“你认识令狐冲吧？”或者“你认识任我行吧？”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思绪，告诉他：这是一个在近代民间历史著作里面经常被提及的名字，但是作为一个人物——而非角色——的薄无鬼，我还没有把握用“认识”二字加以叙述。

然而，我却万万没有想到，藤井贤一却立刻接着说：“那么，我们就先从比较接近一点的人说起好了。王岷源先生，您应该听说过的吧？或者是王静芝先生，您应该认识的吧？”

王岷源，关外金州永江出身，曾经在清末民初的十数年间出任过不计其数的官职。民国成立，受知于张作霖，代理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岷源一力提携的一个本家后进秀异青年王镜寰，也曾经在张作霖入关前后历任东北行政与财政要职，镜寰公的二公子，就是我大学时代的系主任及经学通论、诗经、韩非子等课目的授课老师，静芝先生。

“岂止认识呢？我是静芝老师的学生。”

认真说起来，静芝老师也是我亏欠最深的一位老师。

应该是本世纪开张之后不多久，我到处接着些电影公司编剧顾问之类的活儿，那是一段看起来我还相当活跃的时间，忽然长出了不少白头发。有一回应大学、也是研究所同班同学陈美妃之邀，到她任教的学校做一场文学本科生如何增加就业能力的演讲。

昔年陈美妃对我一向不理不睬，我原本也不想应付。可是转念再思：总是老同学了，岁月如梭，距离大学毕业已经要以一个十年、两个十年来计算了，何不见见？就算是彼此惊看老态，也不为无趣。

果然，讲座完后散步出校园，陈美妃先嘲笑了我的白发，又向我礼貌性致谢，之后忽然面色凝重地对我说：“有一件事我不吐不快。”接着，她反而沉吟起来，好半天才半低着头说：“应该说不是你的错，但是我怪罪了你二十年，虽然你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非常不安，总想跟你说说。”

当年在校之时，我和美妃虽然同窗六七年，却很少过从。尤其是进了研究所之后，我一直在报社打工，平日所事，不是撰小说，就是编剧本，甚至写政论；行有余力，才有一搭没一搭地准备准备学位论文。美妃所谓的什么有错没错、该罪不罪的事情，应该和我都无干系。但是，人家这么郑重其事地追忆起往事，即使有什么误会，我也只能暂作洗耳恭听之状。

“进研究所之后，我非常不谅解你。”

“我怎么了？”

“我刚说了，不是你的错。”美妃的神情坚定得近乎严厉，说：“是老板。”

“老板”一直是我们背后给静芝老师的昵称。

“当时我急于自立，只想进了所里，可以兼一份助教的差，那样生活压力会减轻许多。可是，老板却一口回绝了，说他要把‘位子’留给张大春，留给你。”美妃这个时候稍稍恢复了平静而略无表情的面容，说：“没有别的原因，只说男生比较不麻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大学里的系所主任的确还能够堂而皇之地跟前来求职的女学生说：“你们女生太麻烦了，将来一结婚生孩子，系里面的事就要一团乱……”这话，可以想见。然而，我所知道的原因还不只性别问题。

其实，应该就是在陈美妃去见静芝老师之后的一两天之内，他请系上较熟识的老师打电话把我找了去。那是我第一次进入研究所的办公室，但觉庄严宁静，别有一种既让人瞻慕，也让人却步的气味。可是那一天静芝老师根本没有提让我担任研究所助教的事。他先问过我的里贯，问我知不知道张姓的堂号，还问了家中祖上琐事，闲谈无端，还说他的大哥本名也叫大春，而他的母亲则与我同宗，也姓张。最后又问我进了硕士班学程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有没有什么计划？他的问话相当笼统，日后对照起陈美妃的话仔细想来，静芝老师似乎并不以为我会对就任助教有任何异样的想法。然而事实上，我早就答应进入当时号称台湾第一大报的《中国时报》副刊去兼一个编辑的差事。

“学术这条路是冷清的，”静芝老师长叹一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如你们运气，一个大学可以念好几次都毕不了业，那都是因为战乱的缘故。而我们这一代人就算想要作学问，都开始得晚；有人甚至根本没有机会——”

“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你们作学问，兴教育，有的是时间，但看发愿如何而已——把这拿回去看看——”就在这个时候，他拿起了书桌边沿上的一个铜钵儿，那钵儿底下压着一本薄薄的小书，他抽出了书，递给我，封面上印着毛笔字题签“稼青丛稿”四个大字，作者伍受真。静芝老师接着说：“教育不是天经地义成就的，教育是要有人能发愿助人、救人的事业。”

那一刻，我觉得老板的话真是老生常谈之极，而那钵儿，金光晶亮的，真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