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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社会居然有教育

民国人物还普遍保留了笔记写作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晚近以“现代文学作家”为书写核心，大量印刷、商业出版、市场运作以“结集成书”的思维是很不一样的。

笔记写作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天文地理历史政治诗论词学街谈巷议食单花艺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深刻独到者、文笔清雅优美者，或者是作者另有不替之名而籍籍于世者，往往一部小小的、随兴的手札也被当作古典文学的翘楚而流传着了。

但是绝大部分从事笔记写作的人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只是惯性地视著书立说为此生思见付诸后世公断的一个必然手段。大多数不能藉“孔门四科”之目以扬名声、显父母，浮沉于士绅、庶民之间的读书人，只好凭着几枝秃笔，只字点墨地述志抒怀。在清末民初生长生活的几代人，往往因时潮冲刷、身世飘零，更具复杂坎壈的怀抱，也因此而多于笔记之作中留下冰炭满怀的迹证。

一九六八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稼青丛稿》，作者伍受真，稼青其号，江苏武进人。书前小序有“旅台廿稔，刻书五种，敝帚自珍，盖亦书生结习也”以及“文不足观，惟纪人纪事，率以略有裨于文献者为归”之语，可见作者肝鬲。

这本《稼青丛稿》正是从前述五种著作中剔搜而成，有文录十二篇，副以诗存、联话、语剩等各一卷。在文录中，有这么一篇《记先叔博纯先生》。若非此文，后人不易得知在民国之初，所谓“社会教育”这样一个概念以及实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不得已而形成”的；但是，即使为先人立传而其书不能传，似乎也在数十年后徒留惘然。

伍受真的二叔伍博纯，本名达，字仲良，生于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也就是“民前三十一年”。大约是因为家道不好，五岁由母亲开蒙、授以“三百千千”之后，便被送进一个张姓大户人家的私塾寄读，虽然课业优良，却在那儿受了些刺耳言语的委屈，说什么也不肯继续读下去，后来辗转跟着个叫吴德生的老儒学制艺，二十岁上就中了秀才。

在当时，这样的成绩算是夙慧英发了。但是伍博纯童年时期受的窝囊气并没有消除，他对教育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体会——在他看来，功名科考、科考功名显然只是猎取个人身家地位的排他手段。除了在心理上开始同情康有为式的变法图强之外，他更对新学有了兴趣。由于秀才身份，勉可家给人足，他还和同里的三五友好合资聘请了一位日本教师，以手谈的方式跟从受学，内容包括日文和数学、理化等科目。

这个经验显然让伍博纯感受到两个面向：教育与功名是可以切割的，教育与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分割的。在一个现代宪法国家，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在朱门半掩的旧中国，这种基于对知识的好奇和分享所获得的体认却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这时我们会问：国民教育，不就是普设学校，让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能够均沾雨露，获得知识的浸润，并且奠定学习的基础，不断在人生的道路上开启智能吗？不过，伍博纯的设想还多了一层：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受教育，却已经卷进了大社会的变局之中，而且缺乏谋生和求知能力的成人又该怎么办呢？在新式小学堂、中等学堂已经广为国人甚至官僚所注意的时候，若是根本没有顾虑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盲，则下一代真能安心受教育吗？这确是一位先知的视野。

用伍博纯过世之后，中华通俗教育会北京分会所题的挽联来形容，的确惊动世人耳目：“社会居然有教育，国民永不忘先生。”

仅仅从伍博纯早年求学的经验上查考，便可以理解：那一代在青壮之年入民国的“小知识分子”，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得不然、也不得已而然的速成教养环境之中。

如前文所述：五岁始由母亲授开蒙之数而识字，到二十岁中秀才，这十五年间，伍博纯还是在一种“对于科名并不重视”的心情，以及“科举之在当时，早成强弩之末”的背景下从事学习。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惊讶：仅凭二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与三五好友合聘日籍教师学习日文和数理的能力，他居然编著了一本《最新文法教科书》，和一本《简明药典》。

虽说内容大部分取材自日文书籍，是一种“针对国情而改译”的专著，但是能够在上海两家颇有规模的书局印行，公开上市，销路还很不错，这样的成绩，在今天受严密分流、分科、分系控制之教育出身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文法学和药学在今天的学术体系里根本不可能毕集于学习者一身；更何况，伍博纯之所以出版这两本书，还纯粹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由于用功过勤，病肺咯血，在家养病，而得暇以兼之的缘故。出版了这两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书，大约也为伍博纯带来了相当不恶的声名，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六年之间，他已经可以出入桐城吴挚甫（汝纶）家，担任西席之职，其“才学贵重”可知。

为什么说能在吴挚甫家当塾师是不容易的事呢？吴挚甫是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进士，更曾在曾、李幕府多年，当过直隶州官，更重要的是他在任官之地都开办了书院，亲自登坛授课。辞官之后，还在保定莲池书院任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还应张百熙之邀做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是一个“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人物。

伍博纯在教授旧学之余，除了继续自修日文以及由日文所负载的知识学术之外，还开始为上海《申报》写专栏，并因文名远播之故，在宣统二年应聘为家乡武阳（武进阳湖）劝学所的“总董”，大约相当于日后的县教育局局长，在他任内，武阳县增设了一百多所小学。然而，这只是他“发现”整个时代教育问题的一个开端。

想要谋一邦之长治久安、国富兵强，必须归结于教育，这是积弱百年所带来的痛彻之思。但是一般考虑教育为国族之知识力量奠基，多从近代以来的国民教育体系经眼入手，也就是悬望于孩童，务求确保新生国民普遍于成长过程之中不至于脱离教养机制，以迄独立于社会。可是伍博纯放眼所见，则总是那些从来就失学，即使废科举、广学堂之后仍然没有机会识字求学的广大黎庶。

民国成立之后，伍博纯原本有机会因蔡元培的提携而在全国教育行政部门施展身手，蔡氏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一月，接受大总统孙文提名，成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一月九日启用印信，十九日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办法”，并电召伍博纯赴南京帮办部务。这个“普通教育办法”的主要内容，除了进一步确认尽废满清时代的教材、教程之外，还颁发了中学以下的暂行课程标准，下一步——也就是伍博纯即将推动的，是如何更有效率地扫除成年人里的文盲；这种人，在数以亿计的国民之中占绝大多数。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伍博纯生不逢辰，他半生系念、与国本攸关的这样一桩大事，居然被一场临时发动的假政变完全戕丧了。

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蔡元培、宋教仁被南京政府派为代表，北上迎接袁世凯至南京就任孙文让出来的大总统之职，可是十一天以后，北京发生了兵变。说是一群汹汹其情、不受约束的部曲反对袁世凯南下，誓以兵事谏之阻之。这场闹剧，却是老袁自己发动的。看出来的人，都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能应付这样一则居心如此深刻却又如此浅陋的阳谋。

辛亥革命的成功，一夕而摧数千年帝制，不是值得大庆幸之事吗？

伍博纯是这样说的：“辛亥革命，不当谓之人民革命，而直当谓之军队革命。军队之所以革命，则惟少数贤豪之主持，与夫报纸鼓吹之力量，而与多数人民之智识能力无与。故此次革命之成功，为极欣幸事，又为极危险事。”

说穿了，这“极危险”三字，说的还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记载的那两句老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政体虽然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但是“事实上文盲遍全国”，而以一般的生活现况而言，根本不可能让广大群众再接受正式的教育。

宣统元年（1909），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确立“简易识字学塾”是专为年长失学和贫寒子弟之无力就学者设置的，有专门设计的语文课本和简易算术，两年毕业。第二年，光是江苏一省就办出一百四十九所学塾。

因为追随蔡元培而失去大展宏图的机会之后，伍博纯并未怀忧丧志，比之于“简易学塾”更上层楼，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就设立于江苏省教育会旧址。一同列名为发起人的不乏籍籍之士：蔡元培、宋教仁、张謇、马相伯、林森、熊希龄、居正、吴稚晖和于右任等等皆是。

这个庞大而繁复的文明再造工程还包括了“通俗教育用品制造所”的组成。单从一件琐事即可看出，伍博纯的观念之新颖、实践之开明，非但在当时足可谓前不见古人，即令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亦不多见有相等器识的来者。

根据他的侄儿伍受真的回忆，说的是武昌起义前不久，伍博纯忽然对伍受真说：“我很想叫你和冶白（伍博纯的长女）将来都去做舞台剧的演员。”伍受真回忆道：“他怕我不懂，又解释着说，就是去做戏，接着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当时听他这样说，心中很诧异，怎么叔父会要我们去做‘戏子’？……他又说，戏剧可以移风易俗，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一大工具。”

“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在各地设有分会，经营内容包括兴办补习学校，举办通俗演讲，创设阅报所、巡回文库，也成立图书馆，发行白话报，改编戏剧唱本。从今日的眼光视之，这一切都冠以“通俗”之名，似乎鄙俚不堪，难入格调；可是就当时的国情人事看来，非如此不易唤起大多数文盲的学习趣味，也不易引领成年之人在实用目的之外亲近文化活动，以成风尚，以见理想。

但是就在民元、民二两年里，这种几乎全靠热心人士赞助才得以在全国十多个省份维持下来的会所，却因为宋教仁的遇刺而停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