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龙的出逃（第1页）

第二十五章龙的出逃

段祺瑞于1924年11月22日进入北京，没有带领军队。张作霖随后于23日进京，只带了一个随身保镖。24日，段祺瑞开始担任“执政”一职。由于议会已不复存在，没有举行总统选举的宪法方案，所以他就取了这个头衔，而继续使用“总统”这一职务。执政意味着临时、暂时的执掌政权，所以段祺瑞担任的是政府临时首脑的职位。

第二天，中外报纸刊登了以下公告：“昨日，段祺瑞元帅就任临时执政之职。上任后，他首先取消了对清朝皇帝引起公愤的限制，并通知帝师庄士敦先生可以去见皇帝了。”

随后他又发表了另一项声明，大意是：“奉段祺瑞元帅命令，冯玉祥的手下昨天从醇亲王王府撤走了，换上了市警察司令部派来的护卫队。”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让民众更为感到奇怪的事。张作霖抵达北京后，拒绝会见任何满族皇室成员。但他说“他对皇帝外国老师的作品很感兴趣”，很可能会见他。

所有这些公开发表的声明都是真实的。我接到执政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说我可以去见皇帝了。几乎与此同时，皇上派人给我送来喜讯，说冯玉祥的士兵果然从北府消失了，要我立刻去见他。

我开车去了北府，立刻得到了召见。皇帝正在院子里等我。他抓住我的手，激动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个密室，进行了一次长谈，细节如何在此不必赘述。我们谈话的时候，张作霖元帅派人给我送来一封私人信件，请我天一黑就去见他。我回口信说必定前往。天黑前我一直和皇帝在一起，在我离开前，他给了我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和一枚镶钻黄玉戒指，让我把它们交给张作霖。

到了六点钟，天要黑了，我便驱车前往城西的元帅司令部。我唯一的同伴是醇亲王的管家张文治。他是元帅的老朋友，虽与元帅同姓，但不是亲戚关系。到达后，我们穿过由全副武装的保镖把守的层层庭院，才见到元帅。张作霖友好且不拘礼节地接待了我们（他穿着中式裤褂），在场的还有他的副官们，简单嘘寒问暖了一阵后，他请我们到了一间很小的私人书房。在随后的一小时谈话中，门一直关着，甚至连平常侍奉茶水的下人也没有进来过。

我把皇帝的礼物交给了元帅。他拿起照片，若有所思地端详了很久，然后又看了一眼戒指，便还给了我。然后，他详细地解释说，冯玉祥及其同僚对皇帝采取的行动太过无耻。他希望能帮助皇帝，以消除已经犯下的罪恶。但他表示不可采取任何会在共和圈里引起怀疑的行动，叫人觉得他志在恢复帝制，而这一点很重要。接着，他描述了一项计划，借此皇帝可以被认为是凭借满族人的支持而恢复特权，而不带任何其他色彩。这项计划恕我不能详述。大可以指出，他希望蒙古人、满族人以及那些出于忠诚或出于民族荣誉感而认为不应单方面取消或修改优待条款的中国人打响第一枪。为了使他的计划奏效，某些资料最好能转达给外交机构。原来，他和我讨论这件事，主要目的是要我把资料送给友好的国家公使们。

我同意照他所说的去做，于是他让我过几天再去拜访他一次，并把我在使馆区的活动结果告知他。

会面结束后，张文治回去向皇帝和醇亲王汇报。我则回家准备了一份采访备忘录，以供外国外交官参考。我准备了三份，当天晚上便亲自交给了三个曾在11月5日为了皇帝而迅速行动的人，他们分别是英国、日本和荷兰的公使。荷兰公使是外交机构的元老，地位很高。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可以把我的备忘录交给其他外交同僚传阅。至于他有没有这样做，我就不得而知了。而在我的备忘录交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不宜随便讨论。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一切进展顺利。我每天都去拜访皇帝，他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忍受着危险和焦虑，表现得勇敢而高贵。他自然厌恶那帮人对待他的态度和侮辱，却始终极为乐观，因为他相信冯玉祥、王正延及其同盟者在宣称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发言人的时候，并没有说真话。而且当他从我这里了解到外国媒体一致对他们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时，他表示很欣慰和满足。

但接下来的两三天，天空又开始乌云密布。奇怪的谣言四起，都说很快可能发生另一场政变。冯玉祥从天津回来后一直很窝火，他之前说过要辞官，退隐到西山的一座寺院，在那里他只会见最亲密的伙伴，但没人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全世界都知道他颜面尽失。他的武装警卫被迫撤离北府，就是证据之一。众所周知，张作霖虽然把内战的胜利完全归功于这位“基督将军”对吴佩孚的背叛，但他却恨他，看不起他。事实上，他们二人间的“联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两个“盟友”早晚会开战。

没有人比冯玉祥更清楚现状，他一直宣称自己是个和平爱好者。因此，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怎么办呢？可行的方法只有一种，而且异常简单。冯的军队仍控制着北京地区，而张作霖只带了一个保镖。冯只需包围并解除这位保镖的武装，再邀请张元帅去他的司令部参加茶话会，让张元帅在内庭散步之际遇上点小意外，那张元帅不就永远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吗？

传言说“基督将军”正在谋划大事件，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当然，皇帝的一些朋友信以为真了。凭经验而论，我知道这些人接触到的信息源比外国公使馆获得的要可靠得多。当我在使馆区提到一些听到的谣言时，我总被认为是个散布谣言的人。当我告诉我的英国朋友，张大帅随时可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要么是发生了神秘的“意外”，要么就是乘火车或汽车匆忙逃往天津。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政坛很平静，元帅已经接受了英国公使馆的邀请，会在十天内赴宴，这证明了张暂时无意离开北京。

张作霖有许多非凡的品质，有好的也有坏的，而其中一个便是他对自己有无限的信心。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能从一个土匪成为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而这一地区的面积有法国和德国加起来那么大。他的另一个性格是面对危险总是嗤之以鼻，轻视对手。他对吴佩孚的傲慢蔑视，差点使他的辉煌事业陷入灾难性的境地。好几天来，他拒绝认真关注有关冯玉祥的种种阴谋诡计和可能带来的致命风险。这并不是表明他相信冯会遵守约定，相反，正如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认为冯敢于背叛任何人。但即便真凭实据摆在眼前，他也无法相信冯会揭竿反对他，毕竟他是东北的战神军阀。

皇帝的朋友们不认同元帅的乐观态度，我发现他们越来越担心眼前的光景。我们讨论了好几次，既然皇帝已不再是囚徒，他是否应该抓住这个随时可能失去的机会，离开他父亲的住所，到使馆区避难。然而，每一次讨论都以各位王公、帝师和内务府大臣的一致反对而告终。他们认为，就段祺瑞和张作霖为皇帝所做的一切，他去使馆区避难的举动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为他这一去，便暗示他觉得他们的政权并不稳定，也不相信他们心怀善意。

11月28日，郑孝胥和陈宝琛来找我商量事宜。获知他们非常信任的知情人传来的消息后，他们变得十分惊慌。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担心告诉了皇帝，皇帝吩咐他们最好在靠近使馆区的地方给他找个新住处。这时，有关北京将发生新一轮政变的谣言已传到外国报纸上，虽然中国报纸并非不知道这些谣言，却只字未提。我指出，外国公使馆似乎还很乐观，认为不会有任何迫在眉睫的麻烦，但这也没能安抚住他们。我们最后一致认为，必须冒险得罪段执政和张大帅。而且，第二天早上我们见面时，也许有必要把皇帝迁到一个比他父亲的住处更安全的地方。我们选中的是苏州胡同里一所很大的空房子，在哈德门[1]附近，靠近使馆区东边的入口。内务府出面谈判，将这所房子租下，作为他们的办公室用。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29日，我到达北府时郑孝胥还没到，陈宝琛正焦急地等着我。他告诉我，根据得到的最新消息，冯玉祥正在城内加强兵力，还突然把一些高级军官召集起来到他所在的西山寺院开会。他随时可能把被段祺瑞和张作霖赶走的武装警卫再派到北府来，要是这样，皇帝逃跑的最后希望就破灭了。即便现在离开，可能也为时已晚，因为冯玉祥在城里的每个角落都安插了军队。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能再拖延了，必须立即行动。他建议先把我们的计划告诉醇亲王。我坚决反对，担心王爷会认为皇帝一旦逃跑，他自己也会受影响，从而拖累计划。陈宝琛承认我的分析，做出了让步。

然后，我们来到皇帝的房间，告诉他时局很危险，已经决定让他马上去公使馆，接受某个外国公使的保护。他立即回答说，他把命运交到了我们手中，愿意做我们认为对他最有利的事情。我强调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那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北府的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皇后和他的父亲。皇后稍后也会跟过去，但如果她现在和我们一起走，肯定会引起注意，使计划受阻。皇帝赞同我们的建议。

为避免外人对我们的意图产生怀疑，皇帝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带任何东西，只是递给我一包珠宝，我把它们塞进了我皮大衣的内层。我们做好准备，走到前院时，才命令给皇帝备车。所幸，他的车并没有特殊之处。就在皇帝上车的时候，醇亲王的管家张文治突然从房里出来，问我们到哪里去。陈宝琛回答说，我们要去兜风。张文治似乎很惊讶，也很怀疑，问是否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没人反对他的提议。皇帝坐好了，请我坐在旁边，给司机指路。幸运的是，这司机是皇帝最忠实的仆人。另一个仆人是个年轻的满族男孩，他听吩咐上了车，坐在前排司机的旁边。陈宝琛把自己的马车打发回家，告诉车夫我们要到苏州胡同去。然后他坐进了我的车里，张文治也上了我的车。

大门打开，两辆车穿过大门开上了公路。大门口站着一队警察，他们是否会干涉我们，还有待观察。显然，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指示，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跳上了皇帝车的踏板，陪着我们上路了。

我现在要做的是绕开所有主街，以免碰到冯玉祥的士兵，更明智的做法是避开连接后门、景山和紫禁城的主干道。出北府院子前，我就已经告诉司机，我们打算去苏州胡同视察内务府打算租赁的那幢房子，所以车子要从东城区开过去。我们出发的时候郑孝胥还没到，于是陈宝琛给他送去一封密信，说我们要把皇上带到公馆去，把他暂时安置在那边的德国医院里。

我们走的路线曲曲折折。为了避开冯玉祥部队的两个小分队，我让司机改了两次方向。本来应该只有三英里多的车程，却绕了将近五英里。但我们还算幸运，行程也很顺利。天气对我们有利，风很大，空气中满是灰尘。哈德门大街东临苏州胡同，西接使馆区。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我突然告诉司机不要即刻就去苏州胡同，先右转，一直开到一家由一个叫哈通的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去，皇帝陛下想看看我曾给他提过的几张照片。

“我知道那家店，就在使馆区。”司机说。我回答道：“可能吧，直走，到了跟前再停车。”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没说什么，我不禁大为欣慰。

又过了两分钟，我们从东入口驶进使馆区，停在了照相馆前。我们下车走了进去，在店里转了转，买了几张照片。这期间我犯了一个小错误，所幸没有引起严重后果。出于习惯，我称呼皇帝为皇上。把店里的中国人吓了一跳，其中一个还跑到了街上。当我们离开时，一群中国人在等我们，但他们只是好奇地看着，一言不发，也没有做出任何伤害我们的动作。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前皇帝。

我自己的车一直跟在后面。看到我德高望重的同事陈宝琛带着平静而满足的表情，他的同伴却是一脸困惑，我觉得有些好笑。“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他兴奋地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去苏州胡同？”

我没有理会张文治，而是把头转向皇帝。“棣柏医生的诊疗室离这不远，咱们去看看他吧。”在此解释一下，棣柏医生是德国人，很有名气，在头一两年他经常被召到紫禁城诊病。他的诊疗室在公使馆里的德国医院，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只有一分钟的车程。

我们回到车上，开车去德国医院。到达后我把名片递了进去，要求尽快面诊。棣柏医生走出房间，认出了皇帝。我请他马上把我们带到一间单间去，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他带我们上楼，去了一间空病房。

我简要地介绍了发生的事以及我们的计划：“我现在还要去采访外交总长，就把皇帝交给你了，请务必保护他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