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龙的出逃（第2页）

我把皇帝交给我的那包珠宝取出，交给了皇帝，然后便离开了，留下了他和陈宝琛。张文治没有陪我们上楼，他吓得说不出话来，或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或是二者兼有。他一个人匆匆离开了，跑回去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悉数报告给了同样惊惶失措的醇亲王。

我最先去了日本公使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外国公使中日本是最有能力的，他们不仅愿意接待皇帝，还愿意给予他有效的保护。

这时大约一点了。日本公使不在，去外面吃午饭了。于是，我又去了荷兰公使馆，但荷兰公使也不在。最后，我只得去英国公使馆。罗纳德·麻克类爵士没有出门。我简要地描述了事情的原委。我知道，英国公使馆强烈反对英国公民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于是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提到自己在皇帝逃跑事件中的作用，只说是奉命和他一起乘车去了使馆区。

接着，我承认已经去了日本公使馆，因为我认为如果芳泽先生同意保护皇帝，那他就会得到最好的保护。公使认同我的观点，而且考虑得很周到，他补充说，如果事情按照计划进行，他希望我以客人的身份住在英国公使馆，以便离皇帝近一些。英国公使馆差不多就在日本公使馆对面。

我再次回到日本公使馆，但公使还没有回来，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快三点钟了。他听了我的来意，当我请求日本公使馆接待皇帝时，他没有立即答应。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仔细考虑了一番，才把他的决定告诉了我。他愿意接待皇帝，但需要时间为他安排合适的住处，因此让我回德国医院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芳泽先生及其妻子为皇帝准备的“合适的住所”，是他们自己的私人公寓，这可是公使馆内最好的房间。

我高兴地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一个叫佟济熙的内务府成员刚到。他是内务府中少数几个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人之一，也是第一个跟随皇帝到使馆区的人。他问我皇上在哪里，我就带他上楼，半路遇到了一位德国男护士，问我们要去哪里。我说：“去找皇帝。”他回答说：“什么皇帝，皇帝不在这里？”我说：“胡说，我亲自带他来这里的。”

他看着我，似乎有点放心了。“皇帝是来过这儿，”他说，“但他已经走了。”

佟济熙和我茫然地望着他，我问道：“那他去了哪里？”

他即刻回答：“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已经安排好让他去日本使馆了。”我困惑不解。

“没错，他确实去那里了！”诚实的男护士还是说出来了。

听到这话我安心不少，却还是有些糊涂。“棣柏医生在哪里？”

“他已经回家了。”护士说，“他还告诉我，如果有陌生人来找皇帝，我就说皇帝不在这里。”

我向这位男护士致谢后便下了楼，和佟济熙匆匆赶回日本公使馆。我们见到了皇帝，但不是在公使的办公室，而是在日本公使卫队司令官竹本大佐的住处。郑孝胥和陈宝琛也陪在皇帝身边，却不见公使的身影。

很快，谜团便解开了。看来，那天早晨郑孝胥去北府的时候，碰见了陈宝琛的马车正往回走。车夫告诉他，他的主人、皇帝和我一起坐着两辆汽车去了苏州胡同。郑孝胥立刻坐着自己的马车赶到那里，却没有找到我们。他随即去了德国医院，见皇帝安然无恙，便松了一口气。

然而，郑孝胥仍然感到极其不安，因为皇帝本应尽快被安排到使馆区避难。竹本大佐已经对皇帝不幸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且很想施以援手，而郑孝胥本人和竹本的私交很好，他建议皇帝接受竹本的帮助，作为权宜之计，皇帝同意了。郑孝胥初次造访日本司令官住处的时候，我正在公使的私人图书馆。司令官同意收留皇帝。这给郑孝胥留下了深刻印象，以为他会立即把此事报告给日本公使，但是他没有那样做。

当时，郑孝胥返回了医院，把皇帝带上自己的四轮马车，前往日本使馆。不经意间，抑或不知道使馆的确切位置，车夫驱车沿着长安街行驶。也就是说，在距离使馆区几十码开外的路上行驶。幸运的是，当时是尘暴天，有风沙，这对我们有利，风沙掩盖了马车的行踪，不会有公众注意到车上的我们。几分钟后，马车再次沿着一条小溪从南面拐入了使馆区。小溪将英国使馆和意大利、日本使馆分开。他们到达的时候，日本司令官正在使馆门口等着。他们到达后不久，我也赶了过来。之后，司令官才和公使沟通。我抵达使馆后，公使芳泽先生打开门，迎接了这位贵宾。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一定会是这里的常客。

一小时之内，皇帝就在公使分配给他的房间里休息了。傍晚时分，在一间同样舒适的会客室，皇帝接见了他的父亲、一些贵族和内务府官员。他父亲紧张且兴奋，贵族们困惑，内务府官员则喋喋不休，责备、祝贺声交织在一起。醇亲王恳切地要求皇帝回北府，但皇帝礼貌地拒绝了。

皇帝逃亡的消息在北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仅次于他被赶出紫禁城。各家报纸众说不一，不过，由于信息的来源并不准确，因此描述的内容也大都是失准的谣言。当然，尽管日本公使在12月2日接受了多家北京报纸的采访，并直截了当地描述了如何接纳皇帝的经过。不过，他还是饱受指责。报纸把我也当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对我极尽辱骂之能事。最具侮辱性的报纸是《京报》和《晨报》。这两份报纸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京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晨报》则被看作是学生运动的机构。

两名警卫站在皇帝乘坐的马车两侧脚踏板上，随我们进入了使馆区。由于他们未能在中国管辖范围内阻止皇帝出走，怕担负责任，因此不敢复职。他们请求获许留在使馆区。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临时担任自己的随从。实际上，他们没有收到阻止皇帝离开北府的命令。让他们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这是人之常情。他们害怕冯玉祥重新控制北平，自己会遭到惩罚，这种恐惧是合理的。就在皇帝出走的第二天，当皇后试图和皇帝汇合时，她乘坐的马车被拦在了北府外门，有人委婉地告诉她，她必须待在原地。

皇帝收到了皇后写的一张抱怨的小纸条。皇帝给我看了，内容是哀求皇帝想方设法救她。芳泽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他的一位外交秘书把皇后从北府接来。不久，秘书从北府打电话告知一切安排顺利，但是急于离开的皇后未获批准。

芳泽先生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即命人备车，造访行政长官段祺瑞。芳泽先生委婉但坚决要求要求段祺瑞下令，使皇后在北府的行动不受限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芳泽先生的秘书就带着皇后得意洋洋地返回了使馆。

11月30日晚，我决定再次拜访张作霖。部分目的是履行我的承诺，应他的要求向他汇报我之前在使馆区采取的行动结果。部分目的则是向他传达皇帝的消息，尽可能婉转地解释皇帝在外国使馆避难的原因。

与几天前的张作霖相比，这次他的态度判若两人。我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位文质彬彬、招人喜欢的中国将领，而是一位傲慢无礼、言辞激烈的东北土匪。有多少态度是装出来的，这很难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在私密房间会见的我，而是在一个三道大门敞开的大客厅里。三个门口都站着感兴趣的听众。显然，张作霖不想对他所说的话保密。

没有任何常见的开场白，他立马就大加斥责我把皇帝带到使馆区。从他的话里推断，我估计北府已经把锅甩到了我的头上。我试图解释几句，但面对心神不定的张作霖，既要避开他个人位置这个极其微妙的话题，又要证明我自己的所作正当，这显然勉为其难了。当着别人的面，我简直无法做到。这位军阀打断了我的辩解，他质问我，只要他张作霖在北京，留在北府的皇帝会有什么伤害。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我只好谨慎地说，正是因为相信他不会长期待在北平，我们才考虑在他离开北平之前，迫切需要把皇帝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对于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张作霖只字未提，也不愿意听我的辩解。他突然中断了会话，没留下惯常的告别语，就匆匆离开了房间。

张作霖是否已经意识到，此次会谈时他自己的处境也岌岌可危，他获许会步皇帝的后尘？这很难说。如果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几天之后他或许就会意识到了。12月某个寒冷的大清晨，仆人进入我在英国使馆的房间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张作霖已于当天拂晓乘专列离开了北平。毫无疑问，首都又一次落入了冯玉祥的军事管制下。

既然这样，“基督将军”曾经针对张作霖策划的阴谋就无从实施，这并不奇怪。熟悉内情的人，可能不超过六人。考虑到这位东北的元帅逃离北平后，冯玉祥、张作霖之间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冯玉祥吃了败仗。分享冯玉祥秘密的人迫不及待地坦白一场已经流产的阴谋，这是不可能的。然而，零星信息不时地见于中国的报纸。此外，至少有位中国作家写了一本并不出名的小册子，用英文分析了当时的情形。我查阅了林志宏（音译）的《中国的政党》，书中奇怪地把冯玉祥描述为“中国的大阴谋家”。据该书叙述，它证实了我从其他的消息源搜集到的信息是可靠的。“在西山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冯玉祥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发动针对张作霖、皇帝和其他人的政变。可以注意到，当时冯玉祥假装隐退的居所寺院，就是西山天台寺。

第一步计划是处死张作霖、段祺瑞、曹锟和此时被称为亨利·溥仪先生的宣统。当时，憎恨奉系军阀的李景林将军与卢永祥在直隶交战，参与了这个计划。

1924年12月初，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李景林突然离开北平，前往天津……经过一番极其详细的调查，据了解，一旦年迈的张大帅在北京被处死，李的任务是切断东北军的后路。张作霖和张学良察觉到西山阴谋，他们惊慌失措，连夜抛下段祺瑞和其他不明事态发展的同伙，逃向天津。

鉴于张作霖父子成功逃脱，中国的大阴谋家认为，如果执行剩下的计划，颇不明智，于是就此收手。当时的段祺瑞、曹锟和亨利·溥仪既是傀儡，也是囚犯，但最终他们摆脱了被刽子手砍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