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龙陷困境（第2页）

教育总长黄郛

农商总长（空缺）

交通总长黄郛

这份文件很有意思，其中两位部长身兼多个职务，而其余的三个职务居然无人担任。

清王朝及其朋友否认这一文书的合法性，并认为迄今为止，“优待条件”从未在法律和宪法层面上被废除，这难道很奇怪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哪怕皇帝之前还有意愿放弃他的空头衔，却也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1924年11月5日大总统令及其内阁名单

皇帝的朋友们相信，冯玉祥对皇帝本人怀有阴险的图谋，而他又故意在北京煽动对皇帝的敌视，他们便更加坚定这种看法。我们已经看到，敌视皇帝的态度在小部分民众中确已存在，特别是一些学生敌意更深。但北京民众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对皇族怀有敌意。冯试图挑起这样的敌意，但并没有奏效。他很快发现，自己非但没有被尊为民族英雄，反而成了中国最不受信任、最遭人憎恨的人。报刊强烈谴责他对吴佩孚的背叛，这种谴责还被印在了小册子和传单上。本来，他彻底消灭了那个自称国会的卑劣机构（人民嘲笑议员是猪崽），人民无疑已经准备好为其欢呼鼓掌，但他对没有防御能力的皇帝采取的怯懦态度，使这掌声停了下来。

一位肯定不会被指责为同情帝制的西方作家，用下面这些话描述了当时人民大众的态度：“政府随意取消退位协议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恐慌。这件事的影响比吴佩孚大元帅遭到背叛还要强烈……只有少数几个人持赞成意见，即与苏联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政客和孙中山先生。”

华北一家主流外国报纸宣称，冯玉祥在北京的第二次政变，就像他发动的第一次那样，“植根于耻辱”。它构成了“整个所谓中华民国曲折历史中最令人厌恶的章节之一”。

上海一家主流报纸也同样强调这一点。这家刊物先是对政变进行了一番谴责，而后提到了复辟阴谋论那“不堪一击的谎言”。它还补充说，虽然没有阴谋，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君主制的同情，“由于中国伪共和主义的表现实在欠佳，在中国人民中间越来越强烈”。它说，这种同情不会因为对清朝皇室采取的暴力行动而销声匿迹。“因为它的发展不是因为君主派的阴谋家的推动，而是对一种政治实验的反抗。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实验只是引发了军事派系之间的竞争，并没能形成共和党的权威。许多中国人开始相信君主政体，正如他们相信，对于脱缰的野马，缰绳是最好的工具。”

在中国负责任的政治领袖所发表的意见中，没有哪个比唐绍仪的意见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唐绍仪在皇帝退位和制定“优待条件”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一次采访中宣称：“如果中国想要改变民国和清室的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公平、绅士的方式。”“我们同意这些条款，”他说，“因为清朝皇帝退位后，革命的时间就会缩短，这既可以挽救老百姓的性命，也给了我们一个安定下来重建家园的机会。汪精卫是一个热心的革命家，也是最诚恳地请求对清室退让的人……不管我们的个人意见如何，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同清朝皇帝达成了一项庄严的协议，我们就必须遵守这项协议，直到有新的安排出来。但也许冯将军已经不再认同中华民族的伦理基础……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政府该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而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否还残存一丝正义感的问题……你可以通过你的报纸告诉所有外国人，这些天发生的事并非是中国人对待政治和道德问题态度的例子。我们面前的局面已丑陋不堪，但中国人民的道德品质将一如既往地在更丑陋的局势面前再次彰显出来。”

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博士，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给王正延博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他坚持认为，退位协议只有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的渠道才能修改或废除。黄郛的“内阁”和冯玉祥所采用的手段，将作为“中华民国最令人厌恶的行为”而被载入史册。

无可厚非，最强烈的抗议来自蒙古和清朝王公的代表，因为他们和满族皇室一样，根据与“优待条件”相似的协议，他们拥有相应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共和国单方面废除协议，他们自己的权利也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民国的一道命令剥夺。蒙古人和西藏人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愿望。因此，除非牵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都会强烈反对废除“优待条件”。

前文提到，曹锟内阁中的顾维钧博士逃到使馆区去避难了。王正延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成员，这一事实就足以解释顾维钧为何突然从北京政治圈消失。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二人不睦已久，称不上敌人，至少也算对手。其中一位晋升到内阁级别，另一位必然黯然失色。他们是两颗无法在同一个苍穹中闪耀的星星。我和顾维钧博士的交情并不深，但在十一月中旬，我们皆受到了王正延和冯玉祥圈子的谴责，被说成是同伙，一道助纣为虐。

同月15日，一家名为《世界晚报》的中国报纸发布的一则公告称，近日引起首都骚乱的无数谣言，可以追溯到两个恶棍头上：顾维钧博士和我，还有“某家英国报纸”和“某家英国新闻机构”。报上还说，最近发生的事件把顾维钧博士在“外交部”的饭碗给砸了，还让“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大为不满。因此，这二人联合起来，企图扰乱新建的政权，每日都要在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召开秘密会议，与《京津泰晤士报》和不知名的英文通讯社的代表合起伙来策划阴谋。据说，吴佩孚的盟友、江苏督军齐燮元曾向这家报纸和通讯社行过重贿。不用说，这些所谓的“秘密会议”就像我被指控带进紫禁城的女儿一样，都是虚构的。

我有理由相信，冯玉祥闯入皇宫、驱逐皇帝的真相，最早就是通过英国人传给在东北的张作霖的。一位英国目击者说，虽然他常常看见张作霖发脾气，但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件事能让这位军阀如此怒火冲天。当然，他并不反对冯夺取北京，也对冯背叛吴佩孚的事不加指责，因为他自己也从中有所收益，他无疑也算得上是个同谋。但是冯和他的同僚竟然没有和他商量就擅自行动，占领了紫禁城，撕毁了退位协议，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即使他本来在原则上赞成他们的行动，但如今他不同意了。不论他对冯及时背叛吴佩孚的感激之情有多深厚，此刻却对他破坏紫禁城神圣秩序的行为愤慨不已。后来，我也听到中国某些愤世嫉俗者宣称，张如此愤怒，部分原因在于神圣帝国的亵渎者也可能是帝国宝库的掠夺者。张作霖或许真的觉得，如果紫禁城的珍宝必须从帝国的监管下转移出去，他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样，是最合适的保管者。然而，后来的事件表明，他仍然在意皇帝的安全和福祉，因而对冯玉祥残酷对待皇帝的义愤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

顾维钧

直到将近六年以后，我才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据我所知，外国外交官从未听到过这一消息。向我传递消息的是一位中国官员，在1924年底掌控北京的一小群政客和军国主义者中，他也只是个小角色。

如果这位官员向我提供的信息正确，政变的发起者们并不满足于罢黜民国总统、废除议会制政府、将皇帝逐出紫禁城、废除退位协议等目的。他们还认真地考虑并讨论了进一步的建议，希望强行占领使馆区，圆满完成计划。自1900年义和团围攻公使馆以来，北京的这块地方，不论是军事还是行政，都一直处于外国代表的控制下。这种控制的权利通过条约予以承认，很难想象，相关大国哪个会温顺地默许单方面废除这种权利。此外，冯玉祥对这一地区的任何军事占领企图，肯定会遭到各公使馆卫队的反抗。外国军队和中国军队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灾难性的后果。想必，更为冷静的黄郛内阁成员没有忽视这种可能性吧。无论如何，这个计划被放弃或推迟了，对中国来说都是幸运的。

紫禁城中的皇室备受折磨，尤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最大的侵扰当属清宫一事发生在端康太妃的葬礼期间。对于那些阴谋制造者来说，她确实死得很不是时候。因为两位幸存的太妃断然拒绝随帝后离开紫禁城，主要原因是她们要为已故的太妃守灵，尽一尽本分。两位太妃身边的太监被吓坏了，给她们带去消息说，如果她们不自愿离开，就会被武力驱逐，她们的人身就会受到侵犯。但两位太妃并没有因威胁而败下阵来，而是宣称她们宁愿自我了断。

人民本就对冯玉祥对待皇室的行径不满，如果两位太妃真的自杀了，无疑将加剧北京和其他地方对冯玉祥的憎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将对他本人和黄郛“内阁”的成员十分不利。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冯玉祥的副官鹿钟麟奉命去见皇帝，说服皇帝利用自己对两位太妃的影响，劝她们自愿离开皇宫，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当然，皇帝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义务去帮助“基督将军”走出困境。但他知道，如果他不采取行动，那两个老太太就会以自杀相威胁，他的敌人无疑会试图把她们的死亡推到他身上来。因此，在保证允许他们留在那里直到端康的葬礼结束后，他终于同意说服她们离开紫禁城。

11月19日，皇宫的葬礼结束。当天下午，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护送着端康的灵柩出了神武门，来到鼓楼附近的一座寺庙，在那里找了一个临时停放地，等待着最后被抬进皇陵。

两天后，这两位幸存的遗孀最后一次从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一群忠诚不贰的太监陪着她们来到京城东部的新家。自从这两位老太太在紫禁城宫殿里宁静的隐居生活被打破后，她们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或许只有这些太监才能充分描述清楚。除了对皇室成员，她们只字不提这段经历。现在，她们的嘴巴永久地闭上了。

虽然吴佩孚遭遇背叛，他的军队四分五裂，张作霖很容易就能进入北京，但张作霖并不急于去见那个使他转败为胜的人。他去了天津，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星期。在此期间，冯很不情愿地去拜访了一次。这两个军阀互相厌恶，又都不想藏着掖着。根据传到北京的故事版本，他们在第一次会面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主要原因是紫禁城发生的那个插曲。不管事实怎样，这位“基督将军”在天津受到了非常不公的接待。他不仅与张作霖关系紧张，也受到了段祺瑞的冷遇。段祺瑞是张作霖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段已经公开表达了他对任意取消“优待条件”的强烈不满。对于冯发起的反对皇帝的政变，段的意见在共和圈里分量十足。因为1917年张勋发动短暂的帝制复辟时，他曾是“共和党的救世主”，因此赢得了一项特权，即对退位协议进行任何修改之前必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段祺瑞本有权废除这一协议，并剥夺皇帝的特权。但出于某些考虑，他并没有这么做。国民党党外人士普遍认为，这么做完全正确、公正。冯就一件他本无权干预的事情却厚颜无耻地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因而惹怒了段，也就没有什么说不通的。

冯玉祥怒气冲冲地回到北京，宣布要辞去军职退休。中国的军事（和民事）领导人动不动就把辞职挂在嘴边，但其实本心无意这么做。人们关心的问题不是冯为什么要辞职，而是他下一个打击的目标是谁或是什么。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得知，张作霖和段祺瑞即将抵达首都，段祺瑞将成为新政府实际或名义上的首脑。很多人猜测，这是否意味着黄郛“内阁”的解散。我们知道，这个内阁是被囚禁的总统下达伪令成立的。很快，这一猜测便得到了证实。两位元帅从天津一到北京，黄郛内阁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并不关心新政府的成立，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值得关注。段祺瑞长期以来一直是郑孝胥的好朋友和仰慕者，他极力劝说这位对皇帝忠心的仆人加入新政府。进入内阁，郑孝胥就可以保护皇帝的利益了。因此，人们自然希望他接受这项任命，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段在宪报上任命郑孝胥为内阁大臣，想要以此逼他表态，但也只是徒劳。郑孝胥从来没有在民国政府就职，也永远不会。他始终坚持，一仆不侍二主。

注释

[1]辛博森，英国记者，生于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盛次子。1922至1925年任张作霖顾问，在此期间于北京创办了《东方时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