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龙振其翼（第1页）

第十八章龙振其翼

1922年上半年，紧张的政治局势不断加剧。当然，广东政府坚持一贯政策，不承认北方政权。但使北方产生焦虑和摩擦的主要原因并非广东人或孙中山的追随者，而是源于北方各政治集团间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情绪，包括安福系、奉系和直系在内，每个军阀领导都想主宰首都的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两人是张作霖和吴佩孚。张作霖明确表示，他无法满足于只控制广阔的东北领土，还希望成为北京的主人。吴佩孚则认为，即便自己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将军，也是个勇敢的战士，即便称不上一个厉害的政客，好赖也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同样下定决心，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只是与北方军阀设想的前提不同。

我在前一章已经指出，至少到1922年，张作霖一直企图以自己作为王权背后的力量来恢复帝制，对此很多人自然怀疑他的表态。从1923年年中开始，张作霖对宫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之前，我已发现紫禁城里有几个人被张作霖收买了，做了他的代理人。通过这些代理人，张作霖获得了涉及朝廷事务、内务府和满族王公的政治倾向等方面的机密。到1922年，张作霖被紫禁城里的代理人视作最强大的盟友，他们希望他在帝国统治遭受威胁时能保护他们。当然，我并不是说内务府或王公大臣是张作霖图谋君权的帮凶。王公大臣我不敢保证，但我相信内务府最关心的莫过于维持“优待条件”，因为他们宝贵的特权和薪酬都建立在该协议上。在内务府眼中，只要张作霖对朝廷友好，而且是中国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便很乐意给予全部的支持和无条件的信任。

1920年夏天的一场短暂而激烈的内战可以证明这一点。北京有几天似乎落入一群政客和军阀将领的控制中。他们是张作霖的敌人，可能会对皇帝图谋不轨。那时我参与了最核心的宫廷会议，万一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希望我能在身边。因此，我必须做好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房子去紫禁城暂住。当时，在北京附近发生了几场战斗，那几天我在皇帝的房间里放了一个装得满满的手提箱。然而，局势突然发生了改变，张作霖打了一场小胜仗，并来到了京城门口。我终于放下心来，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皇帝现在已安全了，我可以安心地取回手提箱了。

1920年，王公和宫廷对张作霖处在完全信任的状态，但到了1923年，这种信任开始动摇。吴佩孚在河南洛阳设立了军事指挥部，逐渐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华中和华北。他的崛起过程在此不必赘述。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北京的政治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吴佩孚即将崛起。张作霖在长城以南的势力很快就会被打破。张作霖通过紫禁城的代理人得知了这一不安的消息，并听说朝廷开始与洛阳的吴佩孚建立联系。这两件事传出后，就越发让人感觉真实可靠——康有为和其他著名的帝制拥护者拜访了吴佩孚，并受到吴的盛情款待。此外，吴佩孚过生日的时候，内务府派使者送去了皇帝的礼物，吴佩孚将礼物摆放在了贵宾厅中最尊贵的位置。

张作霖和吴佩孚都对皇帝怀有友好的感情，这本可以成为三方和平共处的基础，但他们都没向这个方向发展，反而加剧了之间的竞争。张作霖和吴佩孚都把自己看得比皇帝还重，张作霖不会原谅清朝，因为他认为清朝与其对手建立友谊，是对他本人的严重冒犯。虽然他继续对皇帝保持友好，但从那时起他对大多数满族王公（至少有一个例外）和内务府采取冷淡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与总统徐世昌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徐世昌采取的拖延和妥协政策，特别是吴佩孚与总理梁士怡之间的争吵，彻底激怒了东北的“奉天党”。

此外，张作霖认为，总统对他有阴谋，为了让他垮台，故意引诱他参与一场打不赢的战争，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结果证明，这些阴谋的确存在，张作霖的势力却没有丝毫被削弱。即使在北京，徐世昌也发现他的总统宝座越来越不稳了，他失去了张作霖的支持。而且，他优柔寡断，让人以为他是想通过削弱别人的地位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也引得直系和吴佩孚为敌。

1922年春天的政治军事动乱，让宫廷再次相信，皇帝的人身安全的确会受到威胁。因此，我被委以重任，与英国大臣接洽，安排皇帝在英国公使馆避一避。接替约翰·朱尔典爵士任公使的贝尔比·阿尔斯通爵士，同情地听了我的陈述，最终同意接待皇帝，而且所采取的方式不会让中国人和英国以外的外国人怀疑英国当局想要干涉中国内政。他建议给我在英国公使馆匀出一所房子，供我个人使用。而我作为皇帝的家庭教师，可以邀请他来这里做客。与此同时，我还与葡萄牙公使兼外交使团元老多姆·巴塔利亚·德·弗里德，以及荷兰公使欧登科先生作了安排，以防在紧急情况下能接待皇室的其他成员。

对皇帝而言，眼前的危险已经过去，事实证明没有必要迁往使馆区了。张作霖同吴佩孚真正的较量推迟了几个月。然而，徐世昌总统的地位却遭到灾难性的打击。没过多久，他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彻底被孤立，在他周围全是反对者，要么就是不冷不热的盟友。

至于“基督将军”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结盟，在两年半后又有了戏剧性的结果，前者在解决1922年政治问题中的贡献值得我们去关注。1922年4月，“基督将军”人在陕西。引用天津一份报纸的话，他从那个遥远的西部省份发出一份电报，宣布他的意图：“反对从满洲来的民国的敌人，以保卫民国。他声称他们试图破坏民主制度，建立帝制……这份电报实际上是对张作霖的宣战，而张的军队几天前便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此期间，皇帝的烦恼不只是来自高层的政务。他已经十七岁了，不仅发现紫禁城的生活越来越令人厌烦，而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不愿意成为帝制种种弊端的代言人。他开始明白内务府的指导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维持现状。此外，他逐渐发现自己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实在不怎么光彩，也没有任何帝制的职权。于是，皇帝的爱国热情高涨，他很同情自己的前臣民所遭受的冤屈，热心于谋求中国的进步和繁荣。他开始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民国抚恤金领取者是多么丢脸。随着时间的推移，约定的补贴金额越来越少，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一个名义上的抚恤金领取人。尽管领的钱会越来越少，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不安。即使只是理论上领取抚恤金的人，他也经常向我表示“感到羞愧”。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意识到自己的大业已不可能实现，于是辞去民国总统职务，离开了北京。他匆匆离去，不顾脸面，简直像是在逃亡。我为他的辞职感到遗憾，既为了皇帝，也为了我自己。他是一个谦逊尊贵的儒家老派绅士，真诚地希望为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与其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学者。徐世昌定期举行非正式的私人宴会，常常邀请一些满族王公和帝师（包括我在内）参加。在这些场合，他总是对前帝制的福祉表示善意的关心。我相信，如果时机合适，又有名誉，他会乐意放弃总统职务，投在皇帝膝下。在和我们私下谈话时，他提到清朝，从不会用“前清”一词，而是用“本朝”，好像它还存在似的。虽然他与袁世凯并不是一脉相承，但我相信他绝不会违背对民国的誓言。我在宫里的一些同事经常贬损这位总统，因为他在给皇帝礼物时没有在名字前加上“臣”。而在帝制之下，所有忠诚的大臣都会这样称呼自己。在这一点上，我总是毫不犹豫地提出反驳。如果民国总统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已经不再有统治权的帝制仆人，但事实自己却已不再效忠于他，这对皇帝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恭维，而对民国来说也是一种侮辱。

徐世昌辞职后，一直隐居在天津英租界，去年（1933年）他在那里庆祝了八十大寿。

到1922年初，皇帝对内务府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持的状况感到更加不满，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从他的父亲醇亲王那里，以及其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王公贵族那里，皇帝没有得到丝毫同情。除了载涛，所有人都与内务大臣站在一起，坚决不让皇帝放弃他有名无实的朝廷和名义上的尊严。他们明白，必须得做些什么以维持现状，在进行一番商讨后，他们决定为皇帝定下皇后人选。

1922年3月11日，《宫廷公报》刊登了以下简短声明。“荣源之女郭佳氏（婉容）立为皇后。”

这条声明并不意味着宫廷已举办婚礼，或者不久的将来皇帝就要完婚。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皇室婚礼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一个年轻女子被升为皇室成员，并不是从她嫁给皇帝开始，而是从帝国颁布诏书的那一刻就生效了。诏书一经发出，她便荣升为皇后，虽然从颁布法令的日期到举行婚礼的日期可能要等上好几个月。

法令颁布的时候，婉容与父母同住在天津，已生活了好几年。她的父亲是满族贵族，是前吉林将军长顺的孙子。革命爆发时，他还很年轻，所以在朝廷没有获得太高的职位，不过是个道台罢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皇后的继母，是毓朗王爷的女儿。毓朗王爷是皇族中有名的成员，乾隆皇帝的直系后裔。

在任命皇后的同期，《宫廷公报》发布了选额尔德特氏为淑妃的公告，她的父亲是一位端公，在大清朝时任候补县令。因为皇后和淑妃都是满族人，许多汉族忠臣感到十分失望，他们原希望皇帝会娶一个汉人女子。虽然有谣传称，皇上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徐世昌总统的女儿。但事实证明，满族的保守主义和皇室的家法是如此强大，任何类似的建议都不可能得到认真考虑。

3月14日，《宫廷公报》刊登了另一份有关即将到来的两个婚礼的正式公告，称荣源已得到朝廷接见，感谢皇帝陛下晋升他的女儿为皇后之尊。文绣的叔叔也通过内务府转达了对他的侄女额尔德特氏获得荣誉的感激之情。与此同时，皇上还赐给“后父”（皇后的父亲）一些皇恩，他成了皇帝的一等侍卫，有权觐见皇帝，还被授予在紫禁城骑马的特权。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最后，又被授予公爵。

与皇后共享荣誉的希望，并没有平定皇帝不安的情绪。且不说朝廷礼仪，按照汉人和满人的习俗，皇帝在婚礼前不能见到未来的皇后。他冷漠地接受了订婚，但强烈反对娶多个未婚妻，这让宫廷尤其是太妃们感到诧异和震惊。有人向他指出，根据祖先的定例，不仅应该有一个皇后，还应该有几个妃嫔。他回答说，西方文明的君主并不实行一夫多妻制，他认为满族朝廷没有理由支持这种做法。就这一点，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不体面的争吵，几位太妃含泪责备他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皇帝只好做出让步，同意再多任命一位淑妃。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太妃中挥泪痛哭最厉害的是敬懿太妃——同治皇帝的妃子。

我从友好的皇室成员那里得知，皇帝拿一夫一妻制说事，我得负主要责任。然而，这项指控同某一法国作家发表的声明一样，完全不真实。他说，我试图把皇帝变成他口中的“英国花花公子”。不论在朝廷上，还是在与皇帝的谈话中，涉及婚姻计划的任何方面我只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他只有十六岁，他的婚姻问题最好留待以后再讨论。我猜皇族不会在意我的观点，结果证明的确如此。

皇帝的订婚仪式在3月举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件事并没有引发他的太多关注，这可以从6月份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推测出来。这件事一发生，我便给一位说英语的前官员[1]写了如下信件，信中对这件事做了详尽阐述。我删减了几个不重要的段落：

北京

1922年6月8日

亲爱的×××：

最近的端午节假期，我不在北京，直到3日上午才回来。一到家，我便听说了徐总统于2日突然辞职离开的消息。早上，皇帝陛下接到我回国的电话后，派密使用铅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我，约我三点钟到宫里他的私人房间见面。他还吩咐我叫两辆车子三点时在东华门外等候，但没有说明原因。最后，他希望我对这张纸条上的话严格保密，不能对皇室和其他帝师透露。

我按照约定时间，开车去了皇宫，同时还从公共车库定了另一辆车……皇帝在养心殿等我，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一次交谈。第一点很重要，皇帝希望我马上带他去英国公使馆。就这件事，他已经下了很大决心，起初他甚至都不愿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这就解释了他要汽车的原因。他打算和我坐同一辆车，而他的几个贴身随从随后坐另一辆车。皇帝接着说，等他到了英国公使馆，便给中国人民发份电报，表明自己羞于继续无所事事、领取国家补贴。他想放弃民国政府答应付给他的退位费，每年四百万元，还有他的皇位和与此有关的一切权利，包括占领皇宫的特权。发完这封电报后，他计划立即去欧洲访问，并且要麻烦英国大使一段时间，直到必要的国外旅行安排均已妥当。

我应该解释一下，正是最近政治事态的发展促使皇帝下了这一决心。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他和我经常讨论他对民国政府的立场问题。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目前的处境是多么的反常和屈辱。即使北京政局没有动**，他也不会再保持沉默了。他不再是个孩子，已经到了完全能够形成自己见解的年龄，并且已有了明确的信念——他现在的立场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不能坐以待毙……

皇帝突然宣布要离开皇宫，并打算发布退位令，这一戏剧性的突发事件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这是他心里想了很久的事，就像他也知道，原则上我完全赞成他的计划。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而不是别人当作知己的原因。我劝他不要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去执行计划，原因如下：

首先，如果在总统被迫辞职并逃离北京的第二天他便离开皇宫去外国避难，这两起事件必然会被媒体和公众联想到一起。而且，随着总统倒台，人们很有可能会谴责皇帝本人。人们会认为徐世昌和皇帝一起参与了政治阴谋，皇帝逃亡是因为他有负罪感，随后放弃补贴和头衔的电报也无法消除公众的怀疑。人们会说，皇帝只是想“挽回面子”，对那些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武力夺走的东西，摆出一副自愿放弃的样子。

我进一步指出，皇帝误以为英国公使馆在这个时候会接待他，其实是他想错了。的确，如前所述，不久前爆发内战时，北京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动乱，对此英国使臣承诺，如果皇帝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将在英国公使馆为他准备住处。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皇帝本人并未受到实际的威胁，而贝尔比·阿尔斯顿爵士同意给予他英国保护的理由也已不复存在。皇帝公开表示，他的目的是利用在英国公使馆的时间，不受皇室和宫廷官员干扰的情况下，起草发给全国人民的电报，并做离开这个国家的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可以肯定，贝尔比·阿尔斯顿爵士不可能在英国公使馆盛情接待皇帝。依我看，即使他本人愿意这样做，英国政府也不太可能允许自己参与到这样的行动中去，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被理解为非法干涉中国内政。我提出即刻前往英国公使馆，把这件事告知公使，并表示一小时内必能得到答复。然而，事实证明，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皇帝听取了我的意见，极不情愿地同意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

你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放弃民国的优待和皇权的提议，突然变得如此紧迫（这个问题皇帝和我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

请允许我指出，皇帝陛下有智慧、有思想，他对报纸上的各种政治观点都悉数吸收。他比许多博学的成年人更了解中国的现状，对自己的地位不抱任何幻想。他现在对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了解远远超过他的中国帝师们，能够进行他们做不了的对比，因为这些人的学识仅限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对自己王朝的历史以及导致其灭亡的各种原因有着深刻的理解。尽管他曾以最坦诚的方式（在许多拥护帝制的人眼里，这是大不敬的方式）谈论过像慈禧太后之类杰出或臭名昭著的人物，但他对那些引发革命和逼自己逊位的人没有任何怨恨。皇帝早在童年就已自然而然地学会接受一切。1912年民国成立之时，摄政王或他的顾问与革命领袖之间进行了一场肮脏的交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质疑这场交易。然而，最近三年，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证明，皇帝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从国家那里无偿领取巨额补贴是一种耻辱。虽然目前民国欠着大量补贴，但皇帝依然有这种感受。

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其对腐败日益厌恶，他知道在整个皇宫里腐败猖獗。皇帝亲自跟我谈过，对于那些人的种种不端行为（我在信里甚至都不愿和你提起），他感到十分恼火。他们明目张胆地抢劫、贿赂和伪造账目，盗窃宫廷珍宝，各个等级的人之间疯狂瓜分战利品。他曾惊恐地告诉我，去年庄和太妃去世时，那些依附她的太监为了从已故太妃的寝宫里争抢宝物，甚至大打出手。他甚至更气愤地告诉我，当他想要拿这些恶棍来杀一儆百时，王公大臣和整个太监联盟都极力反对，他只能任其发展。皇帝知道，放弃皇位必然会导致这个有组织的腐败系统崩溃，所以他越发想放弃皇位和优待，这难道不正常吗？当然，皇室成员不会心平气和地放弃所有的赚钱机会。而且，如果他们知道了皇帝的意图，就一定会想办法阻止皇帝执行这些命令，这绝非不可能。由于皇帝准备发表退位电报，向陛下建议在紫禁城外寻找一临时住所是否可取，现在还不清楚。无论如何，陛下都觉得没必要为了那些寄生虫而让自己继续领补贴生活，因为所领到的补贴只有一小部分花在了满足他个人需求上。皇帝以国家破产为代价，不用付出任何劳动，便可得到供养，这让皇帝感到无比耻辱。当他意识到，迄今为止大部分补贴都花在了养活一大批几乎毫无价值的寄生虫身上时，这种羞耻感更是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