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龙振其翼（第2页）

“优待条件”仍然有效，但皇帝希望废除。该条约规定，除其他物品，每年向皇室支付四百万元的补贴。显然，供养逊帝、为数不多的太妃和宫女过着舒适、有尊严的生活，这一数额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的数额。事实上，为了这个小小的目标，民国根本不需要任何补贴，因为皇室的动产和不动产本身就远远超过了这种需要。当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房产管理不善，且遭到了不光彩的掠夺。且不论如今它有多大规模、价值几何，如果1912年管理透明得当，它无疑可以产生收入，使皇帝和那些依赖他的人远离贫困。陛下认为，保皇党方面推进该条约的真正目的，不是维护皇帝和皇家的福利，而是让成群的朝臣、太监和各种各样的逢迎者无限期地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这些人一想到要到外面的世界去谋生，便会心生恐惧，他们的愿望是尽可能多地从君主制的废墟中多捞好处。我在紫禁城的三年经历让我充分认识到，皇帝真正的幸福根本没有被认真考虑过，他的真正利益也无人问津。毫无疑问，宫廷里的人都急于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们无法保全，便可能会卷入一场共同的经济灾难，那会让他们所有人产生不安心理。然而，只要他活着，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几乎不关心皇帝的身体健康。他们对皇帝的眼疾所表现出的极度麻木便是明证。直到我威胁说要辞职，内务府总管才把这件事交给我，让我请一位外国眼科医生过来。还算幸运，这件事发生在去年，如果放在现在，我威胁要辞职的话，内务府不但不会沮丧，反而会求之不得。

为什么皇帝急于放弃皇位和优待，我认为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他希望从一个他认为难以忍受的屈辱位置上逃离。其次，他希望结束宫廷里的腐败和欺诈行径，因为他觉得只有“斩草除根”的政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建议他不要急于求成、要渐进式改革的人，他总是很不耐烦。他认为，只要宫廷制度一天不变，民国的补贴（或优待的任何实物部分）能够用于支配，腐败就会继续存在。

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所谓的“老议会”，或一些类似的极端共和派代表集会在不久的将来有复兴的可能。在任何这样的议会中，可能会有许多人赞成大幅度修改“优待条件”的条款。如果这届议会能稳定下来，开始正常工作，那么将来如何对待皇室的问题极有可能被提出来讨论。皇帝充分认识到了这些，他自然希望放弃皇位和优待是他自愿的行为，应该能得到全国的认可。如果皇帝自愿逊位的行为被人民解读为并非是他明白事理，而是他预见议会将采取强制行动，以此来“挽回面子”，那将使他痛苦异常。

皇帝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除了这三个主要原因，我还想提及第四个原因。这个原因在我而不在他，对于那些从未目睹过紫禁城内部、对里面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理由本身就足以证明，皇帝的确应该立即放弃他那无用且繁琐的特权。我指的是，他目前所处的环境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不健康的……年迈的中国帝师陈宝琛先生试图安慰他说，清朝所有皇帝都得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并提醒他，每个君王都会被无数讨厌的习俗束缚着，他们的行动自由都会受到各种限制。但明摆着的，皇帝的列祖列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他们是真正的君主，行使着真正的权力。然而，如今这位不幸的后代很清楚，他除了空头衔外一无所有。他唯一的子民是太监和朝廷官员。即使在自己的宫殿里，他最合理的愿望也经常被那些不信任和鄙视他的人所阻挠……

我还向陛下提出了另一个延迟计划的理由。我已经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议会（目前甚至没有总统），没有任何机关或机构有能力接受他放弃优待和皇权。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全国人民发份电报，但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有能力接受或承认它，而且这份电报应该得到承认。陛下也承认，这个理由足够充分，我想这将有助于我阻止他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然而，如果老议会重新召开或新议会很快召集起来，当喋喋不休的政客为了谋取官职而争论不休时，我怀疑陛下是否还愿意继续无限期搁置这件在他看来如此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尚未提及。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向你和刘建之汇报的时候，陛下就已经向我透露，他愿意放弃民国每年的补贴。你建议我提醒皇帝，在对内务府财政状况进行彻底调查之前，采取这一步是不明智的做法。他们指出，由于在过去的12年里，宫廷官员们存在严重的管理不善、侵吞公款和其他腐败行为，所以，目前很难说清帝国的资产情况究竟如何、负债多少（如果有的话）。因此，为了皇帝的利益，在确定陛下仍然拥有足够的不动产和动产能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前，不要轻易放弃补贴。基于我的建议，他同意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事进行必要的调查。显然，如果让现任内务府大臣去调查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所以，皇帝陛下明智地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只包括近年来掌管帝国财政的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任命你和刘建之为该委员会的独立委员。他还很高兴地同意让你做“太保”，表示对你的信任和支持。这当然会使你在宫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有觐见的权利。如你所知，你们二人的任命都遭到相关人士的强烈反对。但任命最终还是决定了，这完全是由于皇帝陛下有坚定不移的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很坦率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内务府，命令他们通知前摄政王，他拒绝继续当傀儡。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一定要自己做主。他在这个场合对官员们讲话时所用的语言，只要他们活着，就永远不会忘记。

然而，我认为我应该提醒你一句，不要指望陛下在你的委员会完成调查和起草报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放弃补贴的事情暂时搁置。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赞同陛下目前的看法，即是否放弃补贴不应取决于他的私人财产是否足以为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毕竟，等到皇帝陛下确信他的私人财产足以为他提供支持后再公开放弃补贴，多少还是有失气魄的，也有损皇帝的高尚品格。

当涉及调查皇室财政状况的问题时，您可能是调查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所以我想冒昧地提醒您注意，迫切需要与民国政府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确定哪些动产属于皇帝，哪些皇帝有绝对的支配权。如果阅读北京的中文报刊，你一定会注意到，在过去几个月里，不时会出现有关出售某些宫廷珍宝的段落。已经有人对这些交易提出几次抗议，理由是售卖的这些物品是国家财产，皇室无权出售。今天的《顺天时报》有一段大意是说，最近有一些价值连城的东西被人从皇宫送到了外国银行，“某个外国人”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并暗示皇宫当局的意图是出售他们。这样的话，这些“无价之宝可能会流失到国外去”。

皇帝本人已让我明白，这段陈述大体上符合事实。只是“某个外国人”指的是我，这显然不对。无论如何，我想你会同意，这是一件关乎皇帝和皇室荣誉的事情。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中国的国家财产和皇室的个人财产理清楚。

皇帝退位却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皇帝的特权，我们可以看到刘建之先生在与我的谈话中强调了皇帝陛下所考虑的两个计划之间的区别。他表示，皇帝放弃民国的补贴和皇位，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许也不明智。即使他决定放弃补贴，他也可以保留皇位，至少是暂时保留一段时间。从你给我的信中，我感觉你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还不敢肯定，在这一点上我是否同意你的看法。在我看来，废除整个宫廷制度及其所涉及的一切，完全符合陛下的利益。毫无疑问，只要他坚持与民国签订的条约，允许自己保留那个空头衔，将会有许多人出于个人的利益，坚持维持宫廷和内务府的运转。当然，结果是皇帝将继续过有名无实的生活，还必须得与一群饥肠辘辘、追逐私利的人分享他的私人收入，而到那时，他的收入可能已经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

如果你认为皇帝为了面子或者出于对皇家传统的忠诚才保留他的头衔，我恐怕无法苟同。比较激进的中国报纸，经常以多少有些粗鄙轻蔑的口吻提到陛下。只要他还住在皇宫，坚持皇帝的空头衔，这类文章就会不断出现。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民国自建立以来，之所以显得软弱和不稳定，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皇帝退位却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的皇帝特权。他们这么想并非没有道理。例如，皇帝拥有授予爵位的权利，在原则上这不合理，与真正的共和政体互不相容，自然会遭到反对。至于外国人的看法，我想指出，他们一般并不认为皇帝的地位与其他已经退位的君主有本质的不同。对他们而言，他只是中国的前皇帝，在出版物和日常对话中经常被这样称呼。因此，放弃这个空头衔肯定不会让他在外国人中间“丢脸”。在外国人看来，他现在是一个前皇帝，如果公开宣布放弃头衔，他还是一个前皇帝。

你和其他人可能会说，如果他放弃最后的皇家尊严，将永远失去利用政局变化恢复帝制的机会。复辟纯属偶然，我不愿把自己牵扯进去。我更关心的是看到年轻的皇帝成长为一个思想健全、身体健康的人，而不是看到他卷进复辟运动中去。不过，如果中国人民看到，皇帝出于慷慨和爱国的动机，自愿放弃1912年退位时保留的头衔和补贴，而愿意接受君主立宪制，将其作为解决国家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那我不禁觉得，陛下重新登上皇位的机会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约翰·乔丹爵士曾经对我说过，也许有一天，皇帝在接受了完整教育并出国旅行后，他可能会当选总统。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前提是废除宫廷制度，废除民国补贴，永远放弃皇权。否则，除了帝制拥护者，没有人会支持他成为候选人。而且，他们的行动可能会被政治对手解释为对共和原则的直接挑战……

不用我多说，毓庆宫的皇家帝师与宫廷丑闻和阴谋诡计毫无关系，在道义上无可指摘。然而，作为老派学者，他们与眼下中国所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学运动完全脱节，比皇帝本人的眼界要狭隘得多。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任何外语一窍不通。恐怕他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在中国之外，竟然还有其他叫得上名字的文明。他们中有个人似乎急于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灌输给年轻的学生。在这方面，我必须表示最坚决的反对。陛下几天前告知我，在和一位帝师交谈时，他试探性地提出，鉴于目前民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和人民的困难，取消规定的补贴是可取的。帝师向他保证，他不必关心政府或人民的困难，因为他应该把这些赶他下台的中国人当作敌人。陛下迅速做出有力的回答：“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就更应该立即停止拿他们的钱了。”

……陛下绝对不会把中国人看作敌人。他不仅没有因为被人民赶下皇位而对他们怀有恶意，而且，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革命中的任何个人或任何政党有过任何非难。有一次在和他谈话时，他提到南方某位将军的名字。陛下说，从报纸上的报道来看，这位将军似乎精干廉洁。如果他成为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评论说，就像大多数南方领导人一样，此人可是彻头彻尾的激进分子，他可能不会用友好的眼光来看待皇室。皇帝陛下回答说：“只要他能给中国办好事，那又有何关系？”

上书房的墙上有一幅卷轴，上面写着“心系子民”。帝师劝皇帝要以人民为敌，他和我说起此事后，我告诉他，如果帝师再对他说同样的话，他应该让帝师看看那幅卷轴，并建议他把它取下来藏起来，因为上面的题词所依据的原则显然已经失效了……

诚然，我和陛下一向坦诚相待，否则，我早就辞职了。从表面上看，我与前摄政王和其他王公、内务府以及同僚的关系也说得过去。但他们认为，在过去一年里，皇帝陛下越来越焦躁不满，越来越不愿按照朝廷的常规和惯例来安排生活，对他的位置越来越不满，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皇宫目前的状况不改变，而皇帝被迫默许这些状况，那我不可能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即便皇宫完全按照陛下本人所希望的方式改变，而且得到我的赞同，但我为陛下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将无济于事。而且，在无数其他人被剥夺了职位之后，如果我还保留着自己的职位，那我就会处于一个完全尴尬的位置。作为一个被认为与皇帝陛下关系最亲密、最受皇帝信赖的人，甚至比宫廷和内务府的其他人还亲，我自然会觉得，要对所有以宫廷制度为生的人所遭受的灾难负主要责任。我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怨恨情绪会更深。这本身让我觉得有些不适，因为我很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恪守职责罢了。但我不能让人觉得，我一方面使很多人失去谋生手段，另一方面却小心维护着自己的帝师和贴身顾问的地位……

庄士敦

皇帝准备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方式提出退位，而这份文件揭示了我劝阻他执行这一计划的理由。我还有别的理由，但还是少说为好。一方面，我担心内务府的官员和他们在王爷中的同盟，在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即将崩溃时，可能会不顾一切地采取激进措施拯救自己，比如，他们可能会把皇帝从满族皇室领袖的位置上撤下来，换一个更听话的皇室成员继位。毫无疑问，他们要确保完成这一举动是很困难的，可如果他们充分利用在共和派圈子里掌权人士的影响，以及出售一些宫廷珍宝来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即使没有北京政府的积极支持，他们也可能在默许的情况下完成这项工作。另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是迫使内务府大臣在被遣散前全面而准确地上报他们处理宫内私产的情况，因为皇宫的管理工作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没有人知道这份财产的范围和价值，所以在核实他们可能上报的任何声明时，都会充满许多困难。

另一个让我深思的严肃问题是，一旦皇帝离开紫禁城，成为民国的普通公民，他就极有可能成为拥护帝制的阴谋中心。如前所述，帝制拥护者并没有试图把皇帝个人牵涉到他们的任何活动中，因为“优待条件”给他的头衔，要让他成为他们计划的一分子，既困难又不体面。如果是在皇帝本人的倡议下废除了“优待条件”，可能会使他们觉得可以随意把他卷进阴谋中去，因为退位协定对他不再有约束力。离开紫禁城，意味着可以自由选择住处。届时，他便会发现自己被一群强大而活跃的帝制拥护者包围。这些人会以他为领袖，期待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不仅请求他做全国人民的救星，还希望他效仿19世纪前的汉光武帝光复大清，对此，一个精力充沛的十六七岁男孩不太可能会无动于衷。

此外，我非常怀疑皇帝自愿放弃其特权是否会得到应有的感激。在我看来，他的动机很可能会被误解。而其家族中那些不可调和的敌人，会指责他试图通过放弃毫无价值的特权，来摆脱他在退位协议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他们会怀疑，也许还会公开断言，这种表面上的宽宏大量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会借此开始背叛民国。而如果他公开放弃特权后，听从了那些拥护帝制的朋友们的劝告，做了他们的领袖，那么他们自然会认为他们的怀疑完全有道理。

再者，如信中所述，我确信英国使臣不会允许皇帝在英国公使馆发表公开声明，且有充足的拒绝理由。显而易见，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对英国怀有敌意。这种缺乏理性的敌意，在苏联大使馆的直接或间接鼓励下，在1925年的反英运动（五卅运动）中达到了顶点。英国政府在中国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怀疑、诽谤和恶意歪曲，事情很快会变成这个样子。毋庸置疑，如果我按照皇帝的要求行事，如果英国使臣同意在公使馆接待他，那么他后面的一切活动都可被视作英国的阴谋诡计，我自己也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各方诽谤和谴责的对象。皇宫当局在表达对我的愤怒和仇恨时，可能会比北京的政客、学生和记者更加激烈，尽管原因截然不同。皇帝放弃权利时的慷慨气度会被完全忽视或大打折扣。他会被人民谴责为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在其英国老师的帮助下，开始参与英国对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

在上面引用的那封信中，我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但我对这件事的了解还是有所欠缺。当时我并不知道紫禁城里藏有海量珍贵的艺术品和珍宝，而皇帝本人见过的也不足千分之一。民国政府承认这些都是皇室的私有财产。如信中所述，中国媒体经常提到出售宫廷珍宝的事，也已经有人站出来反对，理由是它们属于国家。然而，在我写完信后不久，才发现民国政府并没有把宫廷珍宝当作国家财产。为了弥补宫廷账目上日益增长的赤字，内务府偶尔会出售或抵押宫里的艺术品，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然而，政府并没有对这些交易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我认为，最令人遗憾的是，徐世昌总统或他的直接继任者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合理借口，敦促内务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遗憾和抱歉地承认，是因为民国政府未能根据退位协定履行应支付的年度补贴，才迫使皇室陷入财政困难，他们不得不出售贵重物品。

紫禁城内除了皇帝和内务府占有的那部分珍宝，还有大量的字画、瓷器、青铜器、书籍、珠宝、玉器和其他辛亥革命后从奉天和热河行宫带到北京的物品。1916年，其中一些珍宝被存放在被民国接管的三大殿里，但大部分存放在武英殿和文华殿中，它们是分别位于紫禁城东西区的两座大型建筑。这两座宫殿于1916年底作为中国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当然，要进入这些地方，并不是通过紫禁城的北门，那里仍然是私人区域，而是通过东华门和西华门。在1916年之后的几年里，宫廷博物馆里宏伟的展品一直令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感到惊奇不已。

在这些参观者中，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所展珍宝的所有权。人们以为，它们是由民国政府从皇族手中接管，或是作为革命的必然结果由宫廷移交给民国的。但是，人们普遍不知道移交的条件是什么。我自己也是到1923年才弄明白。当时，应我的要求，我得到了某些中文文件的副本，才彻底搞清楚其中原委。

有关处理清宫财物的中文文件

我拿到了与此事有关的另一份文件副本，对估值的数字做了以下有趣的总结。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奉天行宫和热河行宫运回紫禁城的珍宝中，民国承认欠皇室的部分总价高达350多万。以当时的汇率标准二先令来算，大约折合351147英镑。

我以宫廷当局的权威断言，民国政府没有支付一分一毫。换句话说，民国政府在正式的书面报告中，承认这些宝藏是皇室的私人财产，而且皇室可以一直保留到收到全部款额为止。之后，民国政府又无视自己的书面承诺，没收了全部藏品。它与皇室签订的这份书面协议就是一张废纸，像“优待条件”一样。

毫无疑问，从奉天行宫和热河行宫运回北京的珍宝都价值连城。（我有理由相信官方估计的数字太低了）然而，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来看，与保存在紫禁城宫殿里的仍属于皇室的大量艺术作品和其他珍宝相比，它们都会黯然失色。它们的总价值是多少，或者说九年前它们还未被充公（没有丝毫合法依据）前的总价值是多少，没人能说得清。但我从未听说过低于1000万英镑的估价。人们将会牢记，这些珍宝是在1933年走进大众视线的。当时，日本对北平的军事威胁迫使它们被匆忙撤到中国中部的许多地方。它们的终极命运是什么，只有未来可以回答。但所有热爱中国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人，都真诚地希望它们不要流失到外国去。至少，其中一些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中国，这完全可能成为让人痛心的事实。

尽管紫禁城富丽堂皇，其艺术瑰宝价值更是不可估量，但它却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地方。毫无疑问，它也有过欢乐的时刻。住在里面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得不快乐，也不是所有人都死得很痛苦。但是，如我们双眼所见、双耳所闻，萦绕在宫殿中哀号的鬼魂会排成长队向我们讲述悲惨的故事。当明朝末代皇帝发现自己被所有的大臣、近臣和仆人（除了一个忠心的太监外）抛弃时，还有什么是比这更痛苦的呢？据说，他在绝望的狂乱中亲手杀死了皇后，有人带我去现场看过。我曾站在小山上，俯瞰他结束自己生命的宫殿。他跟随他的皇后，摆脱了宫廷的束缚，进入了死亡的自由（如果死亡可以带来自由的话）。紫禁城下一任主人的生活本应该更幸福一点，因为他不是垂死王朝的末代皇帝，而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王朝的开国皇帝。然而，关于年轻的顺治帝，从那些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证明，紫禁城的生活对他而言也没什么幸福可言。这个故事我曾讲过了，在这里我重复一下结束语，那是我在1920年写的：

我的小龙焦躁不安，从1922年就开始扇动翅膀，这难道还不够令人惊讶吗？

注释

[1]此信是写给李经迈的。——译者注

[2]摘自作者另一部著作《新中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