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龙翼未丰（第2页）

皇帝和他的弟弟都是天资聪颖之人，自幼便表现出了艺术天分。他们的书法因其内在美而备受推崇，每个人都有绘画的天赋。皇帝的幽默感常常使他画出心思奇巧的图画来，我这里收藏了不少。这些画通常都是当着我的面画的，随手拿过手边零碎的纸迅速而成，通常表现了宫里日常生活中让他感到有趣的一件轶事、一篇新闻报道或一段小插曲。

鉴于皇帝的中国帝师皆会作诗，皇帝在早年间便开始学习中国诗歌的技巧，很快就能熟练运用了。在1921年和1922年期间，他匿名为几家北京期刊供稿，给《游戏日报》投的最多。他的诗作署名是他自己起的假名字“邓炯麟”。邓只是一个普通的汉语姓氏，炯麟的意思大概是“发光的麒麟”。皇帝投稿的报纸编辑们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不过，《游戏日报》（音译）的编辑把“发光的麒麟”投给他的所有诗作都发表了出来，又作了几次徒劳的尝试，想要找出这位诗人是谁。我当然知道他写了很多诗，因为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写诗。但直到1922年7月，他才向我坦白了他的秘密，并向我展示了一些已经刊载的诗歌。据我所知，北京公众从来都不知道，以“邓炯麟”为名创作和发表诗歌的诗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皇帝。我现在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感到惊讶。

尽管皇帝对新文学和其他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流行的自由体白话诗并没能吸引他。因此，他只作古典诗。在中国诗人中，他最喜欢的是唐代的白居易、韩愈和李白。他对自己的先祖高宗的诗歌也有很高的敬意。

以下是皇帝作的三首诗，都发表在1922年的《游戏日报》上，我试着翻译成了英语。第一首诗是五言绝句，共40个汉字，标题是《鹦鹉》，内容如下[1]：

鹦鹉仿人言，不识其中意。

人皆读圣贤，何人明其义。

若知鸟与人，实不差分离。

不写不停歇，焉知其中意。

第二首是七言律诗，题目是《流月》，内容如下：

晚风轻拂逐暑热，明月渐生静夜悄。

飞萤交织青溪绕，梧桐飘落荷花凋。

一叶扁舟傍兰亭，万点波光映碎涛。

星光璀璨夜无垠，清笛悠扬上九霄。

第三首题目是《荷花月》，内容如下：

云蒸霞蔚透银光，云霁流香自远方。

巧夺天工览胜景，春花绚丽盖群芳。

孤鸿高飞入天外，轻波低吟接水乡。

人间奇景似神话，不见俗思撩心房。

皇帝写下这些诗作的时候，年满16岁，对于世间所有男儿而言，这正是一个诗情开始横溢的年龄。

我在皇帝身上发现了一种可爱迷人的个性。而且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回想的时候，我在他的陪伴下确实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我的读者对这两点大概不会感到惊讶吧。

如果称他拥有一个成功元首所必备的所有品质，那是相当愚蠢的。多年来，他一直非常崇拜那位给意大利带来新生活的伟大政治家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还从罗马给他寄了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由意大利驻北京公使转交，他一直感到很骄傲。但我想他自己很清楚现实，他本人与墨索里尼有本质的差别。

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经常直截了当地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让皇帝重新登基，做一个进步的现代国家的立宪君主，他是否具备所需的素质。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他永远不听信那些奸佞大臣的话，那些官员想尽一切办法恢复糟糕的旧宫廷管理制度。而该制度，就像内务府表现的那样，是引发清朝衰亡的主要原因。

我作为少年皇帝独一无二的英语老师，引起了中国媒体的一些关注。北京和华北报纸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谦恭友好的，而广东和南方媒体倾向于讽刺和怀疑。我很快就被一堆沉重的汉语信件压得喘不过气来，尽管其中许多是匿名信。在信里，一些人就如何教育我的学生给了一些建议；一些人恳求我在朝廷上为他们或他们的亲属争取一官半职；一些人向我提供东北和其他地方帝制运动的秘密消息；一些人写了奏章，拜托我务必送到陛下手中；一些人对宫廷官员进行了无礼的指控；一些人要我帮助他们面见皇上，因为他们有至关重要的秘密要面呈；一些人匿名指控我阴谋破坏民国的国家安全，并建议我为了自己的利益立即辞职，以免更糟的事情发生。直到1923年，我才开始收到明确的暗杀威胁。几个家族的父辈央求我教他们的儿子，好让他们的儿子获得帝师教导的殊荣。他们希望我允许他们的儿子站在我身边，帮我捧砚台。砚台是一种有凹槽的石板，用于磨墨。

比给我写信更令人厌烦的，是一些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我的陌生人。我的门房是个尽忠职守的满族人，他把大多数人拒之门外了。但经常会有一些被拒的人守在家门外，等我上下车的时候来个突然袭击。其中之一是个脚穿黄靴、身着中式长跑、头戴美式帽子的年轻人，一张苍白的脸上长满痘痘。他成功拦住并采访我时，解释说他是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他受到某种无名力量的启发，来到我身边，希望皇帝能皈依真正的信仰。他腋下夹着一堆小册子，向我保证，如果我同意把它们交给皇帝，它们定会带给他精神上的光明，让他得到救赎。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照亮过什么黑暗的灵魂。但紫禁城的黄昏，岂是它们能照亮的。

我的一项职责是帮皇帝处理国外来信。所有西方寄的来信都是安排北京邮政当局直接寄给我的，我必须承认，其中大部分到我手里也就到头了。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并非都对皇帝有益。其中几封是一些不知名的女性的求婚信，她们想入住后宫。许多信件没有恶意，只想求取皇帝的签名而已。一封来自一个男人，他解释说自己是俄罗斯合法的沙皇，现在美国流亡，意图建立一个前君主联盟，以待时机恢复皇权。他怂恿我的学生加入该联盟，做终身会员。

我把这封信呈给皇上看，仅仅由前君主组成联盟的想法立即触发了他的幽默感。他建议说，如果每个前君主都学会演奏一种乐器，那么这个协会将会给国家增添欢乐。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组成一个管弦乐队，只由曾经戴过王冠的元首组成。我们一致认为，一束束牡丹花（紫禁城的“御花园”正是因这种花而闻名遐迩）可能会很适合取代那些失去的皇冠。他自己的乐器可能是在乾清宫演奏礼乐的锣、钟、鼓和编钟中的一个。宫廷乐师们联合演奏的《中和韶乐》可能不那么和谐流畅，但其总体效果不可能没有一个管弦乐队所产生的那样和谐。陛下在他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了解到一些管弦乐队的知识，他知道什么是“欧洲音乐会”。我建议头戴牡丹花王冠的前君主联盟最好退隐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建立他们自己的政体，皇帝当即便批准了。如果被废黜的君主采用共和制，并选举他们自己的一名成员为总统，那就更有意思了。

在紫禁城的那些年里，我写了无数封信件和备忘录。作为唯一一个可以进入故宫的欧洲人，我把神秘的紫禁城里发生的事情也都记录了下来。我在头几个月里写的两封信中有几段话，也许能给本章的主题带来一些启示。我前面写了紫禁城的种种丑恶，谈到了应该给皇帝寻找一个更为健康的生活环境。通过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我的这些观点很早就已经形成了。

我做帝师两个月前后的一天，即1919年5月18日，写下了下面的话：

对我来说，就皇宫的改革提出任何正式建议还为时过早。但我强烈认为，如果皇帝能离开他现处的环境，安置在颐和园里，对他来说，不论是在身体、精神还是智力等方面，都利大于弊。但除非对内务府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否则这样也无济于事。同时，我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太监陪同皇帝去他的新居。颐和园的空间足够大，可以容纳皇帝需要的所有侍从、所有必要的官员，以及帝师们。几天前，就这些问题我和载涛亲王谈了很久。我们一致认为，某些改革是迫切需要的，目前让内务府实施这些改革是毫无希望的。

两个月后，准确地说是7月17日。我给一位讲英语的中国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他极其心系皇帝的福祉。以下是部分摘录。

在我去西山之前，我想我应该警告你，在我看来，皇帝所过的高度人为的生活，一定会对他的身体、智力和精神等方面的健康有损。我由衷地希望能想出一些方法，使他能更自然、更理性地生活。虽然他是个皇帝，但他还只是个孩子。如果这个事实被忽视，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结果对他来说可能非常严重。首先，我确信他急需换换空气和环境。如果他能把所有的书都收起来两个月左右，然后去海边或山上看看，将对他大有裨益。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困难重重，其中还有政治方面的阻挠，但我们应该直面这些阻碍。把这个男孩关在北京中心的一座宫殿里太过残忍，他既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也得不到应有的锻炼。

您和其他忠诚的中国人视他为皇帝，我很是理解；不过，于我而言，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保护他的身心健康，肯定远比他准备好重登皇位重要得多。而且，他永远也不可能重新掌权了。即使他是事实上的皇帝，或者很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恢复皇位，就他当前受到的训练和所处的环境，我依旧坚持己见。在西方国家，君主应该被严格地与世界的日常生活隔离开来，他们应该被视为神圣的人，他们的本性与普通人不同，这一理论早就因站不住脚而被放弃了。也许，西班牙是一个例外，但那里的君主政体从未稳定过，国家到处都是革命力量。当下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君主来说，都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如果有哪种类型的王权有可能在这个革命时代维持下去，我想一定是英国式的。英国那种通过“神权”掌权的旧君主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威尔士王子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的生活方式和我在那所大学时相差无几。在战争期间，他扮演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的角色，这使他获得了荣誉。当然，他也没有因此而失去声望。你们年轻的皇帝现在很了解西方的习俗。我经常给他看配有插图的杂志，里面有我们王室成员在人群中自由活动的照片。我一直试图让他了解构成君主地位的现代概念的一些基础原则。事实上，教他这些东西不是难事。就像跟他提及孟子一样，几乎不用过多解释。中国的民主王权的概念比西方要古老得多，因此，我不需要驳斥任何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关的事情。

但我想强调的是，不论皇帝的未来走向如何，都应该培养年轻皇帝，这极端重要。无论这个国家是否召唤他作为一个立宪国王继承祖先的王位，还是被迫放弃最后一丝皇帝的尊严，成为中国四亿人民中的一员，他都可能没有理由责备那些负责他的教育和教养的人。在我看来，如果情势所逼，不是不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损害他的身心健康。如果他继续被视为一个本质上不同于普通人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更不可能做一个成功的国王。如果他在成长过程中只抱着一个幻想的王位，那么当帝制复辟的最后希望幻灭时，他便没有能力好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普通人的角色。然而，如果他被训练成一个思想自由、爱国、有教养的中国绅士，他便有能力担任任何职位，无论是国王，还是普通公民。

我不需多言，如果皇室能够彻底整顿一番，所有没有实际用途的官员、仆人和太监都能够被遣散，就可以大大节省开支，效率也有可能大大提高。但这件事我目前不愿多说，而且无论如何，这件事几乎都不可能属于我的职权范围。

当年我写下这些信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改革紫禁城里的弊端即便存在可能，但也极为艰难。我提出皇帝应按照“优待条件”的第三条行事，把宫廷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这个建议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当时也没有理解透彻。

溥仪英文手迹（一）

溥仪英文手迹（二）

注释

[1]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此事，这三首诗实为其抄录的明朝诗人的作品，报社编辑和庄士敦都上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