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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龙翼未丰

我在紫禁城供职的岁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3月开始，到1922年11月皇帝大婚结束；第二阶段从皇帝大婚后开始，到1924年11月他被仓促逐出紫禁城结束。

这种划分很容易，因为它标志着皇帝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十七岁生日前举行大婚，意味着之前的皇帝只是个未成年人，除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大婚之后，他就是个大人了。尽管他离真正的自由还差得很远，只要他不过分渴望紫禁城外的世界，他还是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可以自己掌握时间、管理生活。

大婚前，皇帝每天要去毓庆宫读书。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被立为太子后，这里便是他的寝宫，现在还收藏有他的真迹。宫里有扇门通向一个小院子，院门左侧有一间休息室，专供帝师休息使用。一群仆人的唯一职责就是侍候帝师，随时为他们奉上茶点。正殿坐西朝东，与休息室成直角。每位帝师都要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如果对哪位帝师来说有更方便的路程，也可走东华门或西华门。帝师要把自己的汽车或马车停在大门外，然后坐在轿辇上被抬进大门，一边走一边向全副武装的哨兵点头致意。我在所有帝师中还有一项特权，偶尔可以骑马进入紫禁城。到达景运门，帝师便得从轿辇或马上下来，步行剩下的一小段路，然后到达毓庆宫。

随后，帝师坐在休息室喝茶，等待皇帝驾到。皇帝会坐一乘宽大的轿子过来，轿子上裹着黄色的丝绸，由十二个或更多人抬着。根据礼节，轿子进入庭院时，帝师不能出去见皇帝。但他得从座位上起来，在休息室里站着，等到皇帝进了教室，帝师才可以坐回去。直到一个太监在正殿门口大喊一声“诺”（这个字的意思是皇帝召见），接着一个苏拉再重复一遍，宣布皇上准备好开始读书了。

帝师即刻走进教室，学生站在一张方桌的北边，师傅赶紧给学生深鞠一躬。礼毕，两人同时坐下。皇帝面朝南坐着，帝师坐在侧面。

我刚任职时，帝师和学生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凌晨五点半，冬季是凌晨六点。这与古代朝廷的传统是一致的，上朝时间通常是黎明时分。七点半左右，陈宝琛就要出宫了，除非他想同某个同事商量事情，或共进早餐。这里要提一句，帝师们的饭菜是免费提供的。而且，无须预先通知，随时可以享用。饮食皆是些上乘的中式佳肴，从御膳房出来，直接送到帝师的休息室。御厨们个个精于此道，收入可观。

八点半左右，满族帝师伊克坦接班。十点到十一点是朱益藩。下午一点半我开始上课，通常讲授两个小时。

平时节假日并不多，只是临近皇帝大婚、毓庆宫的教课接近尾声的时候，非正式的放假才多了起来。夏季有一个月的假期，农历新年放三个星期的假，皇帝的生日正月十三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只有五月端午节和八月中秋节，以及大清历代皇帝的忌日，皇帝才不以学生身份见诸位帝师。在历代皇帝的忌日，皇帝应该禁食。但我发现，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空着肚子上床睡觉。自不用说，星期日和其他西方节日均不会得到承认。

上任之后的前几个星期，我是不被允许单独和皇帝在一起的，会有一个太监全程默默地站在旁边。此外，还有一位中国帝师，通常是朱益藩，或一位朝廷官员，通常是耆龄。太监靠墙站着，一动不动。中国帝师或官员与我们同在一桌，朝北而坐。之所以需要这两位在场，是因为皇帝以前从未和外国人说过话，可能会感到紧张或尴尬。然而，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紧张的迹象。几乎每天，他们都会有昏昏欲睡的时刻，皇帝根本没打算唤醒并提醒他们。他们的职责是不眠不休地监视我这个海外来的野蛮人，看看我这善良的外表下是否藏着一颗奸恶之心。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觉得皇帝应该不像开始见到外国帝师时那样紧张和难为情了，所以便不再时刻陪在我们身边了，但太监一直都在，而其他帝师侍奉皇上时是没有太监在场的。很明显，内务府还没准备好把天子单独交由我这个可怕的洋鬼子摆布。民间有些谣传，说洋鬼子有吃孩子的心脏和肝脏，以及用孩子的眼睛做药引子的习惯。

太监只是默默地站在门口。半小时后，他悄无声息地出去，另一个同样沉默的太监来接替他的位置。这个太监待够半小时后，第三个太监便来换他。他们每半个小时换一次班。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的夏天，我和皇帝终于能单独相处了，之前片刻不离的太监不再出现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皇帝能有个同学，他的英语将会进步更快。我选中了小皇帝两岁的堂兄弟溥佳，他是皇帝叔叔载涛的长子。皇室有从皇族中挑选年轻孩子作“伴读”的习俗，所以我的建议没有引发争论。不过，还是掀起了一点小风波。因为，醇亲王与载涛长期以来彼此嫉妒。醇亲王是皇帝的生父，也是前摄政王。我放着他的儿子（也就是皇帝的亲兄弟）不选，偏偏选了载涛的儿子，他很生气。不过，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情。然而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宫中给皇帝任命了两个伴读，载涛的儿子陪皇帝学英语；醇亲王的次子，也就是皇帝的亲弟弟，陪皇帝学习汉语。

其实，皇帝当时已经有一个汉语伴读了，即溥伦王爷的儿子，十四岁的毓崇。大家清楚地记得，在德宗皇帝驾崩时，袁世凯极力推崇溥伦继承皇位。如果成功了，这个男孩或他的兄弟溥?将毫无疑问成为皇位继承人。如果没有爆发革命，中国现在的皇帝便是他了。因为，载伦几年前已经过世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要么是出于感激袁世凯试图扶他登上皇位，要么是出于其他动机，溥伦后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并且受袁之托去盗取玉玺。后来袁世凯突然离世，他才没有去做。袁死后的一段时间，溥伦在宫里很不招人待见。然而，后来他又与皇室和好了（年轻的皇帝似乎没有任何报复的迹象）。授予溥伦之子伴读的荣誉，似乎成了溥伦被原谅的一个信号。

皇帝的亲弟弟溥杰也成了伴读。所以，现在有三个年轻人共享这一令人垂涎的特权，他们是溥杰、溥佳和毓崇。其中，溥佳是唯一的英语伴读。由于他们的伴读工作，他们在宫里也就有了官职。《朝廷公报》登载了他们三人的任命公告，还记录了皇帝授予他们的一项特权，即“可以在紫禁城骑马”。

或许应该解释一下，满族和汉族都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习俗，即同族或同宗中同辈男孩的名字中，要么有同一个字，要么有同一个偏旁部首。因此，皇族中与皇帝同辈的所有成员名字都有一个“溥”字。皇帝叫溥仪，他的弟弟叫溥杰，堂兄弟叫溥佳。皇族中这一辈还有许多其他成员，如溥光、溥倛、溥修和溥伟。溥伦当然也是这一辈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溥先生”来称呼宣统皇帝，不仅因为其他原因而显得无礼和令人反感，而且仅仅作为称呼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皇族中很多人都可以称为“溥先生”。

溥伦的儿子毓崇，身着1351年的日本盔甲

在紫禁城中骑马的溥佳

上面提到的溥字辈之溥伟就是恭亲王，多年来一直受日本人保护，居住在辽东半岛。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与最近东北政治动**有关。中国的英文报纸经常称他为皇帝的叔叔，大概是因为他的年龄太大了。但是不是叔叔，不是年龄可以决定的。他是皇族的一个旁支，与皇帝同属一代人。因此，恰当的描述应该是皇帝的表兄。

同样的原因，皇帝上一辈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载”字。光绪帝（自他驾崩后，更准确的称谓是其庙号“德宗”）叫载湉，他的兄弟有载沣、载洵和载涛。载字辈上面是“奕”字辈，德宗的父亲叫奕譞，还有奕譓、奕志。溥字辈下面是“毓”字辈，有溥伟的儿子毓嶙、伴读毓崇、毓森和毓朗等。如果皇帝有儿子，他们的名字中也会包含“毓”字。

也许还应该提一下，满族皇室的皇姓是“Aisin-Gioro”（罗马字转写）。除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大清王朝崛起的记载，人们很少听到或提到这个姓氏。所以，便用北京话中的“爱新觉罗”四字来代替了。由于“Aisin”在满语里的意思是“金子”，许多皇族便采用了中文的“金”作为他们的姓氏。这样一来，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被误认作汉族人，因为金恰好是一个常见的汉族姓氏。

皇帝学习英语快两年的时候，他让我给他取个英文名字。不是为了加在他的中文或满文名字之前，而是要单独拿出来使用，比如给我或其他欧洲人写信、赠送照片，或给其他非中文文件署名的时候用。我在前面也解释过，皇帝的名号是有所避讳的。所以，他不能像外国人那样使用自己的名字。当他开始运用所学的英语知识时，他发现这很不方便。他从我给他罗列的英国王室成员的名字中选择了“亨利”。他从未打算把“亨利”和“溥仪”放在一起使用，即使“溥仪”这个名字不需要遵从皇室的避讳，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意图。因为他和我一样不喜欢当下的这种“时髦”做法，即在中国姓氏前加上西方“基督徒”的名字，这在学生阶层中很是流行。因此，新闻界近年来总是习惯性地用粗俗的“亨利·溥仪”来称呼皇帝，这种习惯不仅令人心生厌恶，而且就像荒谬的“溥仪先生”一样，根本是不正确的。当他在极少数非官方场合使用“亨利”这个名字时，总是单独使用，而非加在其他汉语或满语名字前面。

我和我的皇帝学生，从一开始就相处得友好、和谐。随着时间的积累，我们之间的友情越发深刻。他身上散发着非常吸引人的品质：知识面很广，为人坦率，不仅关心中国的事情，对世界事务也热切关注；他慷慨大度，极具艺术天分，对那些冤枉过他的人或曾经与他为敌的人，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报复或恶意；他对苦难的人民心怀仁慈和同情；他身临险境时充满勇气；有浓厚的幽默感。

我刚上任时，他完全不懂英语。其实，他压根儿没想过要认真努力地掌握英语。他对纯粹的语言学研究兴趣不大，最感兴趣的是世界时事（包括《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欧洲发生的各种事件）、地理和旅游、基础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政治学，英国宪法史，以及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复一日上演的戏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自由地用中文随心所欲地交谈。毫无疑问，这些交谈和其他话题的讨论占去了很多时间，而英语学习的时间也就相应缩短了，势必不利于皇帝英语语言的学习。

然而，由于他精通汉语书法，便也对英文书法产生了兴趣。没过多久，他写出的英文可能会让许多他这个年龄的英国学生心生嫉妒。本章最后附了他的英文笔迹，他当时才十五岁，学习英语一年左右。这份书法由三段著名的篇章组成，是我从儒家经典《孟子》中选译的。这几段文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阐述了极其强烈的民主思想。因而，激怒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气得他差点把孟子从正统儒家先贤的位子上拉下来。

皇帝头脑聪明，思维敏捷。他的性格中既有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浮的一面。起初，我把他的轻浮归咎于年轻人的不负责任，总想着他长大后就会抛弃幼稚的东西。然而，有那么几次我似乎在他本性中发现了割裂的迹象，这几乎可以说明在他内心存在着两种敌对的人格。他长大成人后，我常常和他坦率地讨论这件事。我经常告诉他，在他的内心深处住着两个皇帝，除非较好的那个成功降伏另一个，使其永远恭顺，否则他就永远无法公正地对待自己和列祖列宗。

面对我对其品格的批评和告诫，皇帝倒是都欣然接受，但收效甚微。事实上，他听我抱怨时，总是表现得很有耐心，也不发脾气，丝毫没有怨恨的迹象，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最迷人的。然而，我的中国同事经常告诉我，皇帝对他们可没有这么顺从和包容。当人们逐渐认识到，相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皇帝会更耐心地听英语帝师的话时，不光他的中国帝师，甚至他的父亲和叔叔们想给皇帝提什么意见和建议，但又怕他听不进去时，就会要求我转述给皇帝。

然而，静静地倾听批评是一回事，而根据批评采取行动又是另一回事。我很多次认真地指出皇帝做错的地方，他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或生气。他经常告诉我，他知道自己错了，并打算洗心革面，重新开始。他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即使有些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早早便夭折了。

虽然略显不妥，但我确实用“轻浮”一词形容过皇帝的本性。我的中国同事们皆有此感，尤其自皇帝六岁时便开始做帝师的陈宝琛，他也用汉语里的“浮”字描述过皇帝的这一缺点。字典里对该字的解释是：“飘动，流**，不沉静，不切实，空虚的，变化无常的，不稳定，需要定性。”有时我会想，皇帝的大部分优秀品质，包括他毋庸置疑的聪明才智，可能都来自他的母亲。

我们记得，皇帝的生母是高贵的满族总督荣禄的女儿。而他性格中轻浮或粗野的部分则是继承自他的父亲醇亲王的。此外，在小事上皇帝总是莫名的固执，我也想归咎于父系遗传。然而，很难说他性格上的哪些缺陷可能是遗传造成的，哪些是由于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算不上健康的宫廷环境里导致的。如果前者无法治愈，那么如果换一个健康的环境，后者至少有可能逐渐消失。

我曾说过，皇帝极富幽默感。有一次我试着用浅显的语言来解释绝对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区别，皇帝便把这个可爱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说明不负责任的专制主义是什么意思，我说行使这种权力的君主可能会恣意妄为，草率地下令处决任何子民，或者可能把生死大权交给一个受宠信的大臣。皇帝回应说：“照你这么说，那我的先帝们皆是不负责的专制君主。”

几天后，我正坐在中式庭院僻静的花园里，一个仆人告诉我，宫里来的太监正站在大门口，带来皇帝的口谕，奉命当面传达给我。他一进门，就向我递过来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原来是一根手杖。太监一脸严肃地说：“我奉万岁爷之命，把这把剑呈上。皇上口谕，赐予你随便杀人的特权。”

我再次进宫时，皇帝即刻问我太监是否执行了他的命令。我向他保证，太监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十来年之后的某天，皇帝（那时他已是新“满洲政府”的元首了）又想起了这件小事，便问我行使了多少次他赋予我的这项特权。当得知直到那时为止，这把剑上还没有沾过人血，他表现出了很感兴趣的样子。

他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被恭维。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对紫禁城里存在的腐败和流氓行为有了相当敏锐的认识。而且，他根本就看不上一些朝臣，也因此无法认真对待他们的奉承。但如果是他信任和钦佩的人，他或许可以认真聆听一二。

人们对于做了皇帝的人都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和尊崇，称“真龙之与凡人不同”。不过，皇帝的所有中国帝师几乎都不以为然。他们很清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和其他许多男孩一样，没有优劣之分。但对于许多忠心耿耿的皇宫侍从来说，面见天子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于他们而言，忠诚是一种信仰。所以，他们很难把皇帝当一个普通孩子看待。过去常有这样的人，他们来北京只为满足一种愿望，那就是拜倒在这位人物的脚下。在他们眼中，这位人物仍然是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愿意为他而死。如果像这样的人无意识地表达出内心虔诚，而他们崇拜偶像的对象能毫不沾染任何病态的自喜，那才真是怪事呢。

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皇帝从未幻想过做回真正的天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帝位继承人身份赋予了他一种不同于常人、优于常人的天性。在重大场合，他必须参加盛大的仪式，但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仪式。所以，当他在乾清宫的龙椅上下来后，第一个念头是尽快脱下身上的龙袍。事实上，如若他没有身着最简单的中式服装，他强烈反对被他人，尤其是外国人看到。而本书贴出来的他本人坐在龙椅上的照片，我相信是唯一一张经他允许拍摄的照片。这张是我自己特别要求拍摄的，他勉强同意了。

皇帝精于书法，我前面也说过了。他所受的教育体制要求他花相当多的时间练习这门艺术，而他的几位祖先就相当擅长这门艺术。中国皇帝历来有赏赐功臣的习惯，亲笔书写几个大字，再将其刻于油漆或描金的匾额之上。有时也会赐给寺庙和其他重要建筑。人们也希望我的学生效仿他的祖先。对他来说，在新年、生日或其他重要的日子里，向朝廷大员、元老和民国政府中志趣相投的官员赠送墨迹是一种惯例。这种御书往往会盖上皇帝专用的一枚或多枚方章作为认证。我的学生使用的印章，通常是“宣统御笔”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