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917 张勋复辟（第2页）

北京的民众对恢复旧制度持支持的态度。北方地区对民国的态度从来就没有流露出半点热情，这些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所以民众都对朝廷保持着忠诚。发生在1917年7月的那场激动人心的复辟事件我没有亲眼见证。我的好友爱理鹗爵士有幸目睹了这个过程，他当时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并将赴任英国驻东京公使。复辟当天，爱理鹗爵士正巧在北京暂居。他在给我的书信中描述了那天早晨的场景，当他醒来时，吃惊地发现整个北京城挂满了龙旗。

顺从的北京市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常常会保留各种各样的旗帜，以便随时应付当地军方或警署，不管这些不受欢迎的闯入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会按要求拿出旗帜挂上，以免被找麻烦。不过，这次从他们的表现来看，这些市民确实普遍支持恢复旧制。爱理鹗爵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他并不情愿这样说。

然而，复辟能否成功，北京市民完全做不了主。共和派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物，此人就是段祺瑞，他的大本营在天津，在总司令部拥有一支人数最多、装备最齐的军队，在这一地区无人能及。1917年7月3日，张勋发布的电报被以英文的形式在报刊上发表时，在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马厂地区发生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直接决定了复辟的成败。

此前，中国人在战场上从未使用过轰炸机，而这位“再造共和元勋”所统率的军队就配有这样的装备。当轰炸机——马厂战役爆发几天后——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向紫禁城的建筑物投下一两颗炸弹时，张勋便知道，他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刚上任不久的总督兼议政大臣张勋在这场战斗中战败，不得不逃往荷兰使馆寻求庇护。他与同样逃到那里的梁敦彦会和，而康有为则在美国使馆得到庇护。宣统皇帝登基不到两个星期，便再度退位，隐居起来。那些飘**在大街小巷的龙旗被“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以便‘天子’再度归来时，它们再重见天日”。

张勋胆识过人，而且忠于朝廷，但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作为将领，张勋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作为政客，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张勋荒谬地认为，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想独占复辟果实，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得太过明显，那些同僚不难看出，他们不可能从张勋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不管是巡抚或高级将领之类的职位还是其他高官头衔。

张勋在关键时刻总是自作主张，这令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其他人感到愤怒不已。正如濮兰德先生所言：“毫无疑问，在徐州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督军们谈论过恢复帝制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问题，并达成了共识。然而，1917年7月，张勋采取复辟行动时，却没有得到同僚的支持，这些人并不是支持共和制，而是对野心勃勃、有勇无谋且缺乏政治才能的张勋抱有怀疑的态度。他想窃取大家的革命果实。”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张作霖也支持这次的复辟行动。朝廷封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他对此还提交了感谢皇恩的感谢信。

尽管这次的复辟行动常常被称作“仲夏的闹剧”，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行动几乎就要取得成功，不完全算是一场毫无理智的行动。复辟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支持者，而是因为一些参与复辟的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而且彼此间相互猜忌，而张勋作为领导者又缺乏相应的领导才能。

我们不能把这次复辟称作“近乎闹剧般的恶作剧”，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1923年9月18日，在《华北正报》刊登的一篇社论中，作者所发表的涉及复辟的观点更为严谨准确。摘录如下：

张勋发起复辟运动之初，许多杰出的领导者曾经给出过确切的承诺，会支持他的行动计划。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几乎是在孤军奋战，虽然竭尽所能，依然无法挽回局势。当我们回顾过去这12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只要一个人希望且有能力成就一番大事业，那么他那些所谓的朋友就会不光彩地抛弃他。显然，没人愿意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搭进去，没人敢去承担这个风险。只要发生这种背叛的事，那么中国就毫无希望。即便再强大的人物，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去完成每一件事情，他必须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如果缺乏他人的支持与合作，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尽管我们不能把发生在1917年7月的这场复辟称作“仲夏的闹剧”或者“近乎闹剧般的恶作剧”，但有位中国剧作家却从这次事件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一部名叫《复辟潮》的半严肃半诙谐的戏剧，作者和出版社名字皆不详，剧本也没有标注出版日期。这部剧本可能仅供内部传阅，北京的书店从未出售过，也没有人将这部戏演出来。1921年，宣统皇帝曾经送给我一部剧本，他觉得这部剧本很有趣，也不觉得书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宣统是剧里的主人公之一，剧作者巧妙地对他表达了敬意，宣统本人对此也没什么意见。至于张勋这个角色，剧作者也持宽宏大量的态度，而且他似乎很同情忠于朝廷的那些人。至于那些假意追随张勋和皇帝的支持者，他们只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利益，而这种如意算盘落空后，他们便将张勋抛弃，剧作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和鄙视。从整个剧本来看，作者显然很熟悉宫廷礼仪规则。戏剧的结尾颇为悲情，描述了张勋在逃往荷兰公馆前，最后一次与年轻的皇帝会面的场景。

段祺瑞之所以会反对复辟，不是因为他支持共和制，而是因为心存嫉妒，不信任张勋，他并没有利用复辟的机会去贬低朝廷或废除“优待条件”。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家和北洋军阀都迫切希望能建立持久存在的民国，也希望皇帝能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毫无疑问，民国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次复辟的机会废除或大幅度修改“优待条件”。无论是“共和救星”段祺瑞还是接替黎元洪成为新总统的冯国璋，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做法。总统宣布：“深居宫禁，莫可如何。”并无责怪朝廷之意。民国政府和朝廷再度恢复此前建立的相互尊重的关系，皇帝继续留在徐徐垂暮的紫禁城的皇位上。

然而，南方激进派对张勋企图颠覆共和政体的做法就表现得不那么淡定了。从1917年起，他们不断要求民国政府处罚那些“叛国者”，废除“优待条件”，剥夺皇帝的身份，将他贬为庶民。不过，尽管他们公开反对北方政府，但北京政府对这些惩罚要求并没有当回事，这也不足为奇。

1917年7月，国民党和其他中国激进派多次指责宣统皇帝，还以所谓的“叛国罪”为由要求对他处以极刑，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宣统皇帝尚未成年，仅11岁零5个月，说他领导或参与了复辟阴谋可谓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那些左翼革命派从未停止以此来指责皇帝。毫无疑问，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1924年采取单边行动的几个不负责任的将领和政客做辩护。

年少的宣统皇帝对复辟事件持什么样的态度，从下面这个故事中可以略知一二。故事的真实性尚且不说，但至少被收录在奇闻轶事书刊中，常常成为北京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复辟前夕，张勋曾前往宫中秘密觐见宣统帝。张勋叩见完皇帝后，说明了自己的复辟计划。宣统帝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张勋问道：“圣上可否告知奴才缘由？”皇帝说：“吾师陈宝琛每日叫朕习读四书五经，忙于功课，怎会有时间去思虑其他事情呢？”张勋继续道：“圣上，您若是重登大宝，便要处理重要国事，无须再读书了。”宣统帝听完此言，立刻喜形于色，问：“此言可是真的？朕若重登大宝，便可不用习读任何功课了？”张勋答道：“马背上的天子多有耳闻，但读书的天子倒从未曾听说。”“既然如此，”宣统帝欢呼道，“朕依你便是，一切听你的安排好了。”

故事的作者言辞尖酸刻薄地表达了对张勋的不满：“张勋毫无忠诚可言，他为了获得自己的荣耀和利益，竟然去欺骗一个孩子。”

段祺瑞和其他北方领导者既没有借此机会废除“优待条件”，也没有对张勋及其同盟者采取任何惩罚措施。尽管在政治斗争或战争中要惩罚失败方的话，通常第一步就是要没收财产，但张勋的财产也没有被没收。正如我们看到的，不久以后张勋便被释放，并从政界退隐，颐养天年。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都力劝他回归政界，但终归没有成功。

这里有一个说法，段祺瑞的一些拥护共和政体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对张勋如此宽容，他回道：“张勋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怎么能加害于他？”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吧。中国的政界名人都讲究谨言慎行。正如培根所说：“在对待朋友时，要考虑到有朝一日他可能成为一个敌人；在对待敌人时，应该想到有朝一日他可能变成一个朋友。”

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民国之所以从宽处理保皇派，还有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也就是张勋手里掌握着一份重要文件，内含密谋参与复辟计划的许多将领和政要的相关信息，他扬言如果敢对他和同僚以及皇帝及其清廷采取什么严厉措施，他就将这份文件公诸于众。1924年5月6日，《北京导报》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报道：

“今日，中国报界发表文章称，这份关于张勋1917年复辟行动的重要文件已被送往巴黎。据说，这份资料涉及徐州会议的决议案和来自有影响力的人物支持复辟的电报，至少牵扯到82个重要人物。”

“这篇文章记述了张勋转交这些文件后的保护过程。他逃往荷兰公馆避难时，将这些文件交给了一位王姓人士，那人当时藏身一家法国医院之中。此后，这些文件在法国公馆又被许多不同的人先后保管，最终被送往巴黎。但是，至今似乎没人能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至于张勋本人，有许多文章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发展历史和个人性格进行了歪曲的描述。许多人认为并表示称，张勋早年是马夫出身。义和团运动以后，老佛爷逃往西安避难期间，由于张勋举止儒雅，体格出众，深受老佛爷的欣赏，从此地位扶摇直上，飞黄腾达，很快便晋升为高级将领。

1917年复辟事件发生后，又过了几年，我与张勋及其关系最密切的几位朋友渐渐熟悉起来，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其复杂经历的关键事实。此后，在张勋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将自己的一生写成简短的回忆录，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家人送给我一本书稿。据我所知，这本书至今未出版，也没有英译版，鉴于有些历史学家或民众可能会对其内容感兴趣，我进行了翻译，并在下一章呈现给读者，除对其后人的介绍有所删减，保留了大部分内容。

在有些作家或艺术家朋友那里，张勋自称“松寿老人”，意为“如松树般长寿的老者”。松树四季常青，具有坚强刚毅的品质，在中国常被用来比喻精神矍铄、老当益壮的老人。张勋在自传的开头便引用了“松寿老人”这个词，因为其具有美好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