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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1917：张勋复辟

袁世凯死后，“民主无害”的思想在乐观主义者中间再度兴起。曾被袁世凯深恶痛绝的国会得到重建，但结果证明，不管袁世凯在其他事情上犯有多大的过错，但他对议会民主制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错到哪里去。

中国第一届国会召开时，可以明显看出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不匹配。1912年，人们断言称，中国人迫切希望通过国民议会来展现其自治能力。然而，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一位视角敏锐的法国神父用寥寥几句对中国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北京国会陷入一片混乱……处处充斥着暗杀和阴谋。”

事实上，议会民主制在接下来的两年两度陷入巨大的危机，其中一次是袁世凯恢复帝制但没有得逞的阴谋。我们现在所见证的是另一次危机，即1917年，张勋再次想让清王朝重新复苏。两次尝试都归于失败，议会制在中国的实践持续到1924年底（也就是民国13年）便宣告结束，至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都被认为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我在前面提到过，国会直到1934年都未得到重启。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与共和政体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神父，并不是袁世凯的追随者，相反，他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野心进行了谴责。不过，他认为，当时中国虽然有能力建立议会制度，但袁世凯继续实行专制独裁似乎对国家更为有利。他说道：“袁世凯曾让国家免遭国会的束缚，由此可见他能够让中国免遭毁灭。”

袁世凯统治时期过后，虽然私下中国人经常会讨论共和政体是失败的，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这样说。许多人意识到，导致共和政体失败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没有接受过教育，要想让他们和知识分子一样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天方夜谭。据格雷厄姆·沃拉斯估计，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郡，真正热衷于政治的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英国尚且如此，我们还能对中国抱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可以假设，能读会写的这部分中国人中间，有百分之十受到诱导，对政治产生兴趣，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受此影响的人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实际估算，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此说来，议会政体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地落到职业政治家手里，而在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可能会真心为国家和人民谋求福利。

导致失败的另一大障碍是，中国深受家族制的影响，个人不得不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很难从这种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或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这么做，因为“忠君”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就连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样的作家都坚称，儒家思想与共和政治格格不入，只要儒家思想继续受到尊崇，就总会有人试图恢复帝制。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也有一些人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才华横溢的作家程锡庚便在其列。他曾在英国深造过，1919年出版过一本颇具价值的政治学著作《近代中国》。他在书里表示：“我并不喜欢满人，也不是君主主义者。但我常常觉得，如果中国不能平稳地实现过渡，建立民主政府，那么保留清朝皇帝，使其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建立君主立宪制而非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否会更安全和容易一点？”

陈先生在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一番考察后，发现这种制度并不是暴政的代名词。遗憾的是，很多热衷革命的中国人并没有发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从未走出过国门的人，或者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局限于美国的人，则更是如此。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缺乏学以致用的能力，也没有机会将所学的政治理论应用到政治实践中去。他们不知道，“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政体结构有许多种实现形式，他们误以为政体革命充满风险，这种教条主义思想使他们的政治判断能力丧失殆尽。

1915年9月，北京一家日报社刊登了一篇文章，感叹称民国自成立之初，已走过近四个年头，而革命派向人民所承诺的“自由”并未予以兑现。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孙中山认为，人们在君主制的统治下，享有过多的自由，应当予以削减。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如果我们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或者法国人所享有的特权，我们至少应该希望我们的生活环境能够和英国、德国或日本相类似。”有个例子引人发笑，就是人们天真地认为，美国和法国是“共和制”，而其他国家则被称作“君主制”，生活在“共和制”下的人民难免要比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

遗憾的是，这位作者没有看到另一位美国作者同年同月发表的文章，文中写道：“在美国，政府由人民治理就意味着自由和公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民主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个主人，人人都比欧洲唯一的君主更尊贵。英国在名义上实行君主制，但美国人在伦敦会发现，那里的地方自治和法律正义要更甚于纽约或芝加哥。”

至于中国，人民不仅享有更多的自由（这在孙中山看来未必是一件好事），而且在封建王朝制度的统治下，甚至在日渐衰败的那段时期，政府的管理也要比日后将其替代的“共和制”政府的管理更有序。因为事实证明，在“成千上万个主人”中，大多数人比最贪婪的君主更浪费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不情愿地被推举为革命党领导人。袁世凯统治时期，他不得不出任副总统一职。事实上，黎元洪的处境并不比一名政治犯好到哪里去，因为对袁世凯来说，如果不对黎元洪严加看管，他很可能会加入倒袁的阵营中去。只要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就能自动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总统。然而，黎元洪才干平平，完全无法担起治国理政的大任。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他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缺乏基本的理论知识和热情，也不具备干大事的动力。

对于各种密谋反对他以及相互争斗的政治和军事集团，黎元洪缺乏拨乱反正的能力，无法去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

其间，人们的目光从相对平静的北京转移到徐州，张勋将军统率其军队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并控制着那里的津浦铁路线，在北方的文武官员中拥有很高的威望。袁世凯死后，张勋终于不用效忠他，只需继续效忠清廷。朝廷的力量也因此变得更为强大。张勋毫不保留地向外界表达了对于稳定动**局势的一些见解。他始终拒绝剪掉辫子，也因为这个原因被人们称作“辫帅”。他不仅保留了这个特征，以此来证明对清政府的忠诚，而且还要求自己的士兵也保留辫子。张勋的军队也因此被称作“辫子军”，不过大家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称呼。

1916年底至1917年初，张勋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张勋的友人和支持者，还有一些来自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半独立的领导人，有些人则派代表来参加会议。会议内容外人无从得知，中国报界也只能靠猜测。然而，毫无疑问，这些参会者达成共识，并对张勋做出承诺，只要他发起复辟清王朝的运动，就将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黎元洪显然猜到了张勋的政治倾向，估计到了这位“辫帅”的军队如果控制了北京城，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尽管如此，徐州会议结束后，黎元洪还是邀请张勋出访北京，以此来调解各派政治势力间的关系。

这些政治势力就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他在广东建立了反对政府。黎元洪不得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是否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宣战。孙中山和其领导的国民党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尽管随后他们对战胜国将获得的好处表现出强烈的渴望之情。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分歧不仅仅局限于南北之间的对立，北方势力和中部地区的政治势力似乎也难以共存。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在黎元洪的主持下得以重新组建，但由于缺乏经验，北京国会常常处于失控的状态，黎元洪不得不请求推行专制的张勋将军来控制局面。

张勋最大的失误就是，他对自己的军队实力过分自信，也过于相信那些在徐州公开或秘密给予他支持的各路首领。张勋将自己的精锐兵力留在徐州驻守，只带了战斗力较弱的军队前往北京，所以完全无法掌控整个局面。

1917年6月，张勋以“调解人”的身份进入北京，并要求解散毫无用处的国会。黎元洪手无实权，且优柔寡断，他不得不听从张勋的建议，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保皇派人士接到这位“辫帅”的密令后，纷纷前往北京集合。仅仅一两周的时间，这些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他们发布了恢复帝制的宣言，在前清廷外交大臣梁敦彦的协助下，由康有为起草了这份宣言。就这样，宣统皇帝于当年7月初重掌朝廷政权。

事实上，宣统重新上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复辟，因为他此前并没有丧失皇位。按照“优待条件”的条款规定，在所有保皇派看来，宣统皇帝只是出让了政权，也就是统治权，并没有失去地位和尊严。张勋及其忠于皇帝的同僚都认为，皇帝1912年所颁布的退位诏书必须予以废除。宣统之所以颁布这份诏书宣布退位，并允许建立共和政体，也是为了顺从民意，让国家免受战乱之祸。废除诏书也就意味着废除共和政体，恢复帝制。曾经有名无实的小皇帝，如今要再度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张勋及其同僚以电报的形式向全国发布了一份冗长的声明，随后这份声明被压缩并翻译成英文刊登在《京报》上。《京报》是英文报刊，经常发表与政府不同意见的文章，其编辑是一位出生在英属特立尼达的华人后裔，已不会听说读写中文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友仁，可能外国人对尤金·陈这个名字更为熟悉。后来，他成为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1927年，陈友仁曾代表中方与英国政府就汉口租界问题进行谈判。1933年底，他被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1934年1月，该政府垮台，陈友仁退居香港。以下引用了声明的其中一段：

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讬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驯致昌言废孔……名为国民，而不知有民，称为民国，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默察时势人情，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无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界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勋等枕戈励志六载于兹……谨于本日合词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