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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帝师

在皇宫里，地位在其他所有人之上，而仅次于少数皇室王公（包括亲王在内）的人，是皇帝的师傅。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古老中国的学生对于老师那种绝对遵从的规矩。如果他们受限于个人经验和观察，对中国的了解局限于“新中国”（在所谓的“新中国”，人们对传统习俗弃之若履），那么就很难理解这种尊师重教的风尚。

曾在同文馆任职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尊敬教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教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而且从理论上说，就连‘老师’这个称谓几乎也是人们崇拜对象的代名词。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人们供奉的五大神位就包括天、地、君、亲、师，并在隆重的祭祀典礼上加以祭祀。”

《国语》中有句名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书里还写道：“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

当我们翻开中国古典论著《礼记》，会发现以下这番描述：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这里可能需要解释下最后一句话。中国人一向讲究以北为尊，所以皇帝大都坐北朝南，朝中官员则需向北跪拜，以体现君臣之间的尊卑地位。但是，皇帝和帝师之间的关系与这种君臣关系还不一样。所以，帝师见其皇帝学生时，也不需要行这种礼仪。有趣的是，皇帝的学堂始终保持着这种师生之间的礼节。皇帝读书的时候，坐在书桌的北面，面朝南方，帝师则坐在书桌的东面，面朝西方。我在毓庆宫正式教授皇帝课程时，便坐在这个位置。

只要是自己的老师，哪怕是一个外国人，皇帝都会对他充满敬意。皇帝尊师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当帝师走进学堂，皇帝要起身迎接。帝师走进房间后，向皇帝行完礼，双方再同时一起在各自合适的位置上就座。如果在授课的过程中，帝师因有事需要起身，比如去书架上拿书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那么皇帝也必须起身，待到帝师重新就座，皇帝方能再次就座。

皇帝对老师充满深深的敬意，这是清廷的一大特点。早在清朝初期，在朝廷从事天文观测和其他工作的传教士就发现了这一点。《有教益及有趣的信札》这本书描述了18世纪初传教士在皇宫中的经历，书里提到一位名叫顾八代的帝师，清世宗（雍正皇帝）1726年赐诗悼念这位已故的老师。以下是我从法文中翻译过来的片段。

雍正帝写道：“原任礼部尚书顾八代，品行端方、学术醇正。昔蒙皇考简用，服官有年，当征剿吴逆时，以学士协赞军务，劳绩懋著……且深知其品学优长，足为模范，特命为朕兄弟之师。朕自幼与共，朝夕讲论忠孝之大义，研究经书之至理，肫诚周至，获益良多……于戊子之冬物故。是时朕亲临其丧。并遣人经理殡葬……迄今回忆当年诵读情景、宛然如昨。应加优赠恤、以展朕笃念师资、酬奖前劳之至意。”雍正帝最后要求恢复顾八代的尚书原职，并赐予谥号。

那位做这番记录的传教士还补充道，他不太清楚礼部对此会作何处理。不过，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这位已故帝师被追封为“文端”，并在国家祠堂为他立牌位，只有为国家谋福利的人才能获此殊荣。雍正帝还拨付了一大笔财产赐予顾八代贫穷的家人。

如果帝师生病或去世，皇帝会亲自前往帝师家中探望或悼念，并赐予帝师谥号，这些都不足为奇。我在出任帝师期间，这些传统仍然被保留着，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些。

在中国，皇帝和帝师之间关系融洽，无拘无束，这种关系在罗马大帝马可·奥勒留和其帝师马库斯·科尔内利乌斯·夫隆托之间也可以见到。不过，中国的帝师地位更像是皇帝享有特权的朋友，他还是位高权重的“政界要员”，其地位不亚于巡抚和宰相。

帝师地位如此之高也并不奇怪，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帝师，必须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胜出，所以帝师一定是中国最杰出的学者。在30年以前，科举考试已被废除。但在被废除之前，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唯一出路。如果一个人能通过科举考试参加最高级别的殿试（三年一度），那么他将仕途通达。一般说来，有资格成为帝师的人必定才华出众，在此之前几乎就已身居高官。在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成为帝师前就已位居红顶官阶（清朝官阶分为九品，红顶为最高官阶）。即便没有达到，成为帝师后也会升到这个级别。

此外，帝师还会获得其他额外赏赐，比如黑貂官袍和双眼花翎[1]，还能乘坐官轿进入皇宫。之后，他会成为“太子太保”，在其去世后，皇帝会赐谥或追赠荣衔，就像顾八代一样。即便帝师因重病或其他原因不得不辞职，他也将终生保留荣誉和帝师头衔。除此之外，帝师常常可以私下觐见皇帝，并获准在皇帝面前入座，朝中官员也会因他是帝师而给予最高礼遇。

对于宫中礼仪以及帝师所获得的尊敬，前文提到的学者文庆觉得有些茫然不解，因为他注意到，来自京师同文馆的两位帝师被允许在光绪帝面前就座，而其他人（甚至包括亲王和政要）都必须在皇帝面前跪拜。可见帝师常常享有入座的特权，他们只在重大场合才必须行磕头礼，这在前面的章节有提及，光绪帝在这一点上也遵照了这些礼仪。

我被任命为皇帝的英语老师，这在皇宫中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引发了不小的骚乱。皇室以及内务府的守旧派强烈反对让外国人担任帝师职务。当然，他们担心年少的宣统皇帝会逐渐接受“现代思想”，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会使他对宫中的现状感到不满。不得不说，他们的担心终究变成了现实。

民国总统徐世昌和个别思想开明的亲王（比如载涛）不断对朝廷施加压力，最终守旧派妥协了。在他们看来，这个英国人是没有资格获得帝师头衔的，他不过是一个“洋人”（或者叫“洋鬼子”），让他来教皇帝英语就可以了，不应当获得帝师的特权来干预政事。他应当只是一位没有官衔的英语教师，只是朝廷雇佣的职员，只负责讲授课程。朝廷还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则提出反对观点，他们坚称皇帝的外籍老师应当享受与中国帝师同等的待遇，否则会触怒对此任命做出批准的英国政府。

我进入紫禁城任职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毫无疑问，我并不想参与其中。几个月以来，对于我的身份究竟还存在着哪些不同意见，我丝毫没有察觉到。从一开始，不仅我所教授的学生皇帝本人，而且众多皇亲贵族对我也非常客气，包括我接触到的那些内务府的官员们，也对我以礼相待。第一次与我产生摩擦的是一名太监。按照宫中的惯例，太监都会向新任职的官员索要赏赐。当他们提出要求后，我同意照他们提出的数额来行赏，但必须提供正式的收据给我。那些太监大吃一惊，非常失望。本来他们就无权这么做，而且又不愿意留下纸质证明，所以很快便放弃了这个要求。

没过多久，有关我身份的争论便有了结果，我被任命为帝师，享受该职位所应有的所有荣誉和特权。起初，我所享受到的唯一特权是乘坐轿子进入紫禁城，轿子和轿夫均由皇宫提供。不过，几个月后，我晋升为二品官，并获封一套黑貂官袍。1922年皇帝大婚，我被升为一品官，成为最高级别的官员。

除了加封官职，皇帝还常常赏赐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帝师，我也同样受到了这些恩典。按照惯例，每逢重大庆典前夕，他都会赐予我钱财，并在乾清宫接受我们的谢恩。皇帝私下还常常将宫中收藏的瓷器、书画、翡翠和其他礼物赏赐给我，以表达他的感谢之情。有时太后也会将一些水果糕点赐予我。在皇宫里，得到皇帝赏赐的消息常常在周边人群中引起**。北京的报纸经常会报道这些事情，比如《时报》就刊登过这样的报道，内容如下：

据悉，皇帝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刚刚得到瑾贵妃的赏赐。瑾贵妃担心他在毓庆宫教导皇帝劳累过度伤及喉咙，特赏赐他一些人参和西洋参。这是一份特别的礼遇。

在此，我想特别提到几位与我共事的其他帝师。当我1919年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时，皇宫里已有四位帝师，三位是汉人，一位是满人。我要谈到的第一位帝师叫梁鼎芬，广州人，我与他从未谋面。我初到皇宫时，他已身患重病，半瘫在床，年底便与世长辞。

提到广州，人们常常认为那里是孕育革命者的摇篮。诚然，广州过去曾经多次爆发革命运动，未来似乎也将如此。但许多在中国或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却并不知道，许多效忠皇帝的保皇派和守旧人士也来自广州。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但凡广州人在皇宫里都会遭到守旧派的驱逐，所以，如果得知清王朝有不少忠实的拥护者是广州人，他们大概会大吃一惊。梁鼎芬便是典型的保皇派。

1880年，梁鼎芬通过科举考试得中进士，后被晋升为湖北按察使。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由于梁鼎芬直率地指出一些王公贵族和朝廷官员的缺点，从而招致了“老佛爷”的不满，如果不是朝中威望极高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保，他差点要受到朝廷的严厉惩罚。梁鼎芬是康有为的好友，慈禧太后也因此怀疑他策划参与了1898年反对她的这场变法。其实，梁鼎芬思想保守，他一直反对康有为所提出的维新政策，事实上还谴责过康有为这么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恳求黎元洪脱离民国一方，归降清朝。诉求失败后，梁鼎芬前往清西陵，俯身跪拜在已故光绪皇帝的陵墓前痛哭流涕。其后，在陈宝琛的引荐下，他负责建造皇帝的陵墓。没过多久，帝师陆润庠逝世（宣统皇帝的三位帝师之一，1911年1月3日获此任命），梁鼎芬接替了他的帝师职务。

一般人认为，中国学者肯定得会赋诗言志，不然就谈不上学者了。梁鼎芬诗作仿晚唐及宋人之体，悲慨而超逸。比如这两句：江水不可耗，我泪不可干。

这绝非梁鼎芬的最佳之作，但字里行间能看出来，在他内心忧伤要多于喜乐。

由梁鼎芬的一首自传诗我们可以得知，他从3岁便开始读书，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他常常因学不懂而责怪母亲不会教。梁鼎芬写道，自幼年开始，家里常常出入达官显赫，文人墨客，他耳濡目染他们言谈吟咏，谈诗论剑，尽管不甚理解，却深深被吸引，尤其对诗歌和剑术甚感兴趣。

梁鼎芬在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他的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将他抚养长大。父亲始终教诲他要自尊自律，有句戒律令他印象深刻：若要在舍生取义与忍辱偷生间做出抉择，应该选择前者。

事实证明，1917年夏天，父母的这些教诲或许对梁鼎芬产生了作用。他去世的时候，我听他在宫中的同僚说，复辟运动发生时，梁鼎芬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忠诚。当时，张勋的辫子军与段祺瑞的军队在紫禁城附近兵戎相见。双方交战正酣，梁鼎芬要去皇宫给皇帝授课，他必须乘坐轿子穿过士兵密集的街道才能到达皇宫大门。眼见形势危急，但他拒绝打道回府。当梁鼎芬走到煤山[2]对面的大门时，发现宫中的轿夫和往常一样在等待着他。轿夫们一致劝他不要去宫里，因为宫殿的屋顶枪声大作，从庭院穿过实在太危险。梁鼎芬从自己的马车里走出来，坐进宫中的官轿，下令去毓庆宫。他们不情愿地照做了，但仍然很担心他们的安危。一行人走了没多久，只听见子弹穿过城墙，将砖瓦打落下来，碎片砸在轿子上。轿夫苦苦劝他能不能让他们把他抬到城墙的一侧避避风头，等危险过后再出发。“不可误差事，不可误差事。”梁鼎芬重复道。他们只好遵从。对他来说，若失职，毋宁死，给皇帝授课是他的任务，必须要去完成。我们可以想象，那天的授课过程并不算顺利，但怪不得这位帝师，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京城正处在交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