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帝师（第2页）

下面是梁鼎芬的另一篇诗作《暮过丛塚间》，我翻译水平有限，无法完全还原其美感。中文原文如下：

白杨团夕阴，日收忽见火。

飘燐逐人衣，但行不可坐。

世间惟二美，豪杰与婀娜。

堂堂百年驶，累累一土裹。

无限未来人，或有当初我。

何不去学仙，微尘乃轻堕。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暗喻隐居山林的圣贤，在充满奇花异草的仙境，身心都得到净化，摆脱了凡间的纷纷扰扰，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如今，梁鼎芬已化作亡灵，入土为安。如果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如果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或无数个梁鼎芬，或许中国能够国泰民安。在那段时期，许多中国人对梁鼎芬这样的学者嗤之以鼻，觉得无法原谅。

梁鼎芬去世的时候，民国总统徐世昌（梁鼎芬昔日的同僚）派人前去吊唁，并赠送1000元作为丧葬费。宣统帝则更是厚礼相赠，并赐予谥号“文忠”。

我的同事陈宝琛是名扬天下的大学者，在宫中威望很高，先是被授为“太保”，后位居“太傅”。1919年，他年近72岁，仍然精神矍铄，温文儒雅。陈宝琛还是著名的诗人，书法作品精巧雅致，在学术方面同样造诣很深。他是福建人，当他与老乡用家乡话交流时，我无法听懂。不过，他的普通话讲得很纯正。

陈宝琛天资卓越，年轻时便出类拔萃。1868年登科进士，此后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但和梁鼎芬一样，他也因戊戌变法招致了“老佛爷”的不满。陈宝琛被迫辞去官职（名义上宣称要回乡为母亲服丧），回到家乡。不过，从那以后，他不再过问政事，而是纵情于诗书学问中。陈宝琛拥有两座舒适宜人的山间别墅，其中一座就是众所周知的鼓山别墅，位于福州，他在那里隐居治学，日子过得很幸福。文人墨客和达官显赫常常前去拜访陈宝琛，大家在一起彻夜谈诗论赋，毫无倦意。他“向往云彩和川流”，他所写的大部分诗歌都表达了这种向往之情。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陈宝琛不得不重返朝廷，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然而没过多久，朝廷认为该考虑“小皇帝”的教育问题了，尽管宣统帝当时只有5岁。当摄政王（更准确地说是隆裕太后授意）邀请陈宝琛担任帝师职务时，陈宝琛接受了，并辞去巡抚职务。与此同时，朝廷还钦定了另外两位帝师，一位就是陆润庠。陆润庠和其前辈翁同龢一样，都是状元出身。也就是说，陆润庠在中国的公开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荣获状元，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高荣誉。他去世后，梁鼎芬接替了他的职务。

1911年，陈宝琛和同僚没有什么授课任务，这自然是不必说的。但作为一名帝师，他的地位绝对不能和保育员相提并论，因为凭借着帝师身份，他还是内廷的重要成员，与大臣共同参与政事。尽管如此，1912年，他除了教导皇帝，没参与任何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事情。

当我出任帝师时，陈宝琛已在宫中教导皇帝近8年，亲眼见证了皇帝从6岁到14岁的成长历程。在汉学领域我不敢说与他并驾齐驱，但我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登山。与陈宝琛一起在宫中共事的时候，他年事已高，京郊有些地方他无法和我一起攀登，去浏览最为美丽壮观的风景。不过，他可以乘坐轻便的登山轿，走一些较为平缓的山路。西山有一处僻静的山谷，我在那里有一座别墅，即“樱桃幽谷”[3]，为徐世昌总统所赠，我们喜欢常常去那里。

山里庙宇很多，我还设计了一座，那里供奉着我叫不出名字的神明。1920年的某个月圆之日，陈宝琛第一次来到这里，并被这个人间仙境深深吸引，对此他还专门赋诗一首。从陈宝琛的精巧笔触可以看出，他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在当时，书法艺术的流行程度远胜其他艺术。补充一句，陈宝琛的笔法精巧丰富，和他的好友康有为、郑孝胥的风格完全不同，在西方人看来，这很符合他的性情。然而，我的一些“现代派”的中国朋友却觉得他的笔触缺乏活力，不够刚劲有力，这与他的性格弱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确实，我发现陈宝琛有一个弱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整顿和管理朝廷事务方面表现得不够强硬。陈宝琛知道朝廷腐败严重，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尽全力铲除这些腐败势力。不过，陈宝琛已年逾古稀，本该颐养天年，游山玩水，但他却做出牺牲，遵从儒家忠君思想，仍然尽心尽力地效忠朝廷，所以我们不该谴责他的这些不足之处。

另一位帝师是朱益藩，江西人，比陈宝琛小10岁左右。朱益藩早年曾任翰林院侍读。翰林院是一个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机构。1904年，他出任陕西学政，1906年奉谕为山东提学使，1907年被任命为宗人府府丞。我与他相识的时候，他已担任帝师逾4年。尽管在京城社交圈他颇受欢迎，但对我来说，他的个人魅力比不上陈宝琛。由于朱益藩只会说家乡话，导致我们之间存在语言障碍，所以我和他交流甚少，关系也就比较疏远，不及与其他几位帝师的关系密切。

尽管如此，他为人直率诚恳，毫不掩饰地支持和维护旧制，抵触西方文明，这点很令我佩服。尽管比陈宝琛年轻10岁，但朱益藩的思想更为保守。他对改革完全不感兴趣，所以相当宽容宫中的腐败和渎职现象。我曾多次和朱益藩谈起这些事情，并强调从根本上重新改组内务府的迫切性，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但他完全不予理会，甚至大力支持宦官制度。事实上，从周朝创立宦官制开始，这项制度在中国存续了两年多年。在朱益藩看来，20世纪的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实行宦官制度。

朱益藩对中医药及其疗法颇感兴趣，对西医持怀疑态度。他喜欢在任何时候应用自己的中医药知识。尽管宫中有太医，但朱益藩可以和太医一起为皇帝效力。当皇帝身体不适的时候，朱益藩总是第一个前来为他脉诊。

在朱益藩的中医理论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年少的皇帝不应该过度运动，一方面能始终保持帝王的威严状态，一方面因为人的能量有限，人体只能储存那么多能量，而且这些能量是不可再生的。如果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参加剧烈运动，就会耗尽这些能量，这么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提前衰老和死亡。年轻时运动越少，就越节省体能，那么年老时才会有足够的能量去维系。

朱益藩将这些理论应用到皇帝身上去，坚称应该劝皇帝不要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户外运动和游戏，正是那些运动将愚蠢的外国人提前送进了坟墓。我运用自己的所有知识对他进行了反驳，甚至公开让皇帝不要听信他的话。不过，美国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却认为，朱益藩的观点不无道理。那位生物学家撰文称，生物的存活时间长短与能量消耗率成反比。他将人的能量比喻为“莱顿瓶的势能[4]”，并表示：“无论是人类还是昆虫，高死亡率和高能耗密切相关。”

陈宝琛亲笔题写送给庄士敦的诗词

《泰晤士报》近期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为了安慰那些读者中的运动迷，有文章写道：“越受上帝青睐的人，越活不长久。”

宣统帝的前面三位帝师中，最后一位是伊克坦，他是满族人。伊克坦的任务是教皇帝满语，即让皇帝不要忘记先祖遗留下来的母语。如果说宣统帝的个性没有太多出众之处，那么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温和谦逊，在皇宫中人缘很好。他的满语究竟学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但他的普通话比满语说得流利多了。据我判断，宣统帝的满语课程不需要学太多东西，只需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就可以。他不需要成为满语方面的专家。伊克坦去世后，满语帝师没有接班人，宣统帝说此后英语将成为他在宫中学习的第二门语言。

1922年9月26日，伊克坦去世，此前他一直想参加皇帝的婚礼，却未能实现心愿。按照宫中的惯例，也是出于自己的心愿，皇帝在伊克坦临终前去看望了他。陪同皇帝前往的有两三名随从，他乘坐宫中的轿子，到伊克坦家中的时候大约是下午2点半钟。当时，伊克坦神志仍然清醒，努力朝皇帝点点头，表示还能认出皇帝。当晚七点，伊克坦便离开人世。除了此前去看望过临终的母亲醇亲王妃三四次，这是宣统帝第二次走出紫禁城。一年后，宣统帝颁布诏书（发表在宫廷公报上），赞誉伊克坦的功德，并赐他谥号“文直”，授予荣誉官衔“太保”。诏书上还写道，一位亲王将代表皇帝并带上3000元礼金参加伊克坦的葬礼。这位已故帝师的其中一个儿子将在朝廷任职，这也是皇帝对其父忠于朝廷的认可。

注释

[1]花翎是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毛饰于冠帽后，以翎眼多者为贵。顶戴花翎，是清代官员身份的象征，双眼花翎只赏给有功勋的大臣。——译者注

[2]即景山，在北京紫禁城神武门的对面，又称作万岁山、镇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名景山。——译者注

[3]庄士敦的这个家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溥仪将这里命名为“乐静山斋”，庄士敦的朋友和访客称其为“樱桃幽谷”。——译者注

[4]莱顿瓶（英语：Leydenjar）是一种用以储存静电的装置，最先由PietervanMussbroek（1692年－1761年）在荷兰的莱顿试用。作为原始形式的电容器，莱顿瓶曾被用来作为电学实验的供电来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