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004（第4页）

又如主张经济绝交，这四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是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于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交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不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批评其主张的原故。

又如主张派兵到租界去。看起来调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围如像汉口所作的事，是不是与我想派兵去维持治安的意见一致呢？萧耀南的兵随便杀人，随便禁止。汉口还算统一一点。而上海有奉直的关系，孙传芳，张宗昌，郑谦，各有其用意。于此割据状况之下，调兵是如何呢？如果都像冯玉祥的兵队或者还可以。你们不看见中国的军队为烟土的事，就自己打战吗？

又如罢工罢市，在上海的人自睹惨况，身受其殃，他们罢市罢工，可以不谈了。其他的地方，如北京英使馆内或其他英人办的小工厂，运动罢工或者可能。但是这些地方罢了工，除了自己受极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敌并受不到多大的害处。

（三）步骤问题

何谓步骤？就是我们做事要有一定的手续。关于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以为应该分成两步去办。

第一步就是上海残死事件及连带的汉口等处事件之解决。

第二步就是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决。

一为暂时的问题，一为永久的问题；一为局部的问题，一为全体的问题。第一步比较容易一点，可以用很笨的武器——罢市罢工——去办。至于第二步，可就不容易再用罢市罢工的手段了。用之效果小而易自蔽。何以说呢？因为这种群众运动，罢工罢市很不容易维持。比如上次五四运动全靠蒋先生他们在其间领袖一切，而目的又只在罢免国贼三人。今年的民气比较还是那年留下一点的好处。在第一步里面我们可以分做两层去办。

一层就是我们解决上海事件所提出的条件，至少要包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保障此次罢工工人，制止越界筑路，取消印刷附律等项等律，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工部局投票权等。因为这些都是上海亲受其苦痛的人提出来的，我们非尊重之，替他们争得不可。汉口等地的连带事件，也应照样的进行。如果这点都办不到，我们当然继续的罢工以及经济的抵制。

第二步就是根据第一步的要求，开修改条约的会议。我们应当用全力为此事奋斗。我们应当有国际公法学者的组织，研究不平等条约为修改条约的预备。我们应当设立对外宣传机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与理由，而得各国人士之了解与同情。我们工商学各界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为外交的后援。这样一来，不患不成的。

大家能够容忍我说这一番话，我很感谢。

《益世报》记者把这个题目误刊为《中国问题的一个侦察》，也很有深长的意味，或者还来得更适切一点。法庭上的侦察是用侦骑的敏捷手段，用种种细心巧妙的方法破获案件，讯问罪状。诊察是医生临床验验体温，检查血液，化验排泄物，看有无病根在里面的意思。中国国势糟到这步田地，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验来检察，鉴定一个病状，看看究竟患什么病，虽然怎样设法来救济，还可留待高明。

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前天汪精卫先生出国临别赠言中，也很感慨的说现在中国还是有军阀在割据称霸，或互相混战，不能称作统一的国家。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虽然我们自己可以否认，说是一个国家，但九月十八最惨痛的国难纪念的前夕，山东的军人正在开始互相炮轰；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战局面中。这种百孔千疮，东破西烂的局面，正足以证明我国新患的软弱痪瘫的病，好像一个头很大而屁股很细弱的患软骨病的小孩子一样，在国家的队伍中立不住，站不起来。

中国所患的病状，为明瞭起见，可分内外两层来讲：内邪外感。从前我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走哪条路》（记者按：该文见去年北平《晨报》及《大公报》）里面即说明中国内病之重，内病有五种，我叫做五鬼症：

第二种病是弱。中国人向来衰弱，历史上的诗人所歌颂的名士是弱不禁风，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风气相沿，体质愈弱。士人拿贫弱来骄人，以为贫弱既不能超脱，乃以君子固穷来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虽然想吃葡萄，却因为得不到，便说葡萄是酸的，本来不高兴吃。

第三为愚昧。中国的病症，因为贫穷和体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识上的贫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说新教育破产，然而旧教育如何？在我们的父亲祖父时代，他们只用几个钱买书，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书籍买全。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大学》《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诗经》《礼记》《书经》《左传》等等。只要将这些书念了，便可以中举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数的人便是做点学问考据，吟咏诗词章句，做名士做学者。这中间《易经》只是卦辞卜筮，《春秋》是断烂朝报，《礼记》只是礼制典章，只有《诗经》还有价值，然而也只是一些情诗，几千年以前的诗。念的书是这样的书，做的文是八股文，试问对于知识上会有什么影响？试想想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这第三种病症，实是中国的致命伤。

第四是贪污。一般都说中国为礼义之邦，然而现在这种贪污的现象，却非任何帝国主义所造成，为国粹，为国货，乃由贫穷而来的。由老妈子买零物揩油一二个铜板以至高级官吏买军火，几百几千几万元的贪蚀，是同属一个系统的。

第五是纷乱。中国内乱自古已然。历史上如李自成，如张献忠，如黄巢，如张角是最著名的。从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总有一次内乱。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详细的研究，觉得自周朝以来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乱就是大乱。在全国历史上没有长久不乱的时期，也没有一二省从未经过纷乱的时期的。这也是土货，国产；以后洪杨之乱，或不无与西洋接触的影响，然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却不能诿之外国影响，皆是自内而生的。

因以上五种病症的结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国之文化经济力量以俱来，固不能抵抗，即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缺一页）再高一点点考策论。这样国家不费一文，也可以达到拔取人材的目的。方法虽然错误，但是制度是很公正的，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则上也很公平。一省选考举人，全国选考进士，然后抽签分发各处做官，甘肃人也许分发到江苏，江北人也许分发到江南，这样的互相调剂，不分畛域，也没有什么异议，即在不知不觉中间培养出一种有国家之存在的观念。当时的知识阶级，即是这样的被维系着，虽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顾一切的去应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没有考取的，也并不怨国家，只是自己嗟叹“命也夫”！

现在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已接受的是什么呢？只是今日汽车，明日电灯，今天烫发，明天唇脂。这样的接受，因为内邪外感的作用，在现在的世界上还是站立不稳的，我们即使坐在汽车里面，也不会舒服，不会觉得这世界是我们的。

中国的病，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譬如身体衰弱，我们开一次运动会来救济，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金丹白面也随着进来，旧病未除，新病又来。现在不能仔细的分析五种病，和提出救济的意见，但就愚昧一项而言，如办教育，新式教育成绩不好，或者不是因为教育原则的错误，而是办理的不得其法。然而旧教育的成绩又在哪里？旧教育的几种性质不妨利用，但是决不能返诸旧教育。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个人以为关于教育的问题，有很可以注意的几点。

（一）宗教在中国最早的宗教是道教，乃是综合许多不同的下流迷信，归纳而成的，毫无存在的价值。其次是佛教，虽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讲神仙佛道，与道教同是虚妄的迷信，而没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无知识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国的宗教教育，仅有道德的制裁力。

（二）文化基础中国文化本很枯仄，几经淘汰，占有势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学除去荀子一派，便只有六经，是最枯燥无聊的东西，不能作为文化的基础。而西洋与孟子同时的为欧几立德，亚基默德斯，新造了几何学，发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亚理斯多德，然而亚氏搜集了多少动植物的标本，更奠定了逻辑科学的基础。他们又以柏拉图比孟子，然而柏拉图曾说过：“不懂算学者不得入吾门。”而中国文化范围是这样的狭小，对于庄墨之学又肆意排斥，结果只余六经，这样单调的孔孟之学如何能作为文化的基础呢？

（三）传记文学中国向无传记文学，因此未尝有伟大人格遗传下为后人的楷模。《史记》《汉书》的传记绝不能去和柏拉图，绥纳芬以及刘德立许的苏格拉底传相比。虽然不少伟大的人格，文学家却没有去当作优美文学的题材，去作写生的对象。这很重要的传记文学，中国竟无丝毫基础。

（五）通俗文学中国一向对于通俗文学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响民众心理最甚的东西。社会上领袖士大夫不注意，于是委之于妓女歌姬，成为诲盗诲**的工具。把一种良好的领袖教育忽视了。

到了现在，大家知道教育破产，教育不够用，便应当从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从宗教文学各项去设法补救。

本题过泛，不能详言。然而我们至少应该根据这种论断，力自反省。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许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

太平洋学会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时候，鄙人曾经很荣幸的充任主席，今天在这和平美丽的环境之下，并且得加拿大诸位同志光荣指导，能躬逢第五次大会之盛，这是鄙人感觉异常愉快的。

两年前，鄙人在致大会开幕词的时候，曾经说过：“今天本会开幕，至少的将要长久的被纪念着，不但在本会的纪录簿上如此，就是在其他具有国际性的一切团体里也要这样，因为我们能树立一种光荣的先例，就是：在和平时候拿着具有国际眼光自期的人士，遇见有狂妄的行为得势，感情支配一切的日子，一定不可抛弃冷静的思考，忍耐的研究和开诚的讨论的理想。”在目前狂妄的行为依然得势，感情依然支配着一切的时候，我们太平洋学会的各代表又来到这里开会，对于使得太平洋各国发生歧见的各种问题，又在冷静的思考着，开诚的讨论着，这是一件很可以感慰的事，莅会的全体代表诸君，现在显然是没有什么不满意，去接受上海大会所树立的先例。代表目前关系不十分严格和善的国家的代表诸君，这一次莅会，并没有带着上次沪会开幕以前几星期中所抱的怀疑和犹豫。

今天晚上，应加拿大协会的宠招，吩咐鄙人代表中国代表团说几句话。诸位当中，或许有人期待鄙人，用中国代表的资格，要陈述远东冲突事件当中，中国方面的理由。倘使有人存着这种期待，那就一定不能够得到满足了。鄙人今晚倘使利用这个机会，发表宣传性的演词，未免对于主人方面是失礼。

鄙人是学哲学的，所以在诸位前面，想略微发表一种关于太平洋会的餐后哲学演讲，或是用更时髦一些的口头禅讲，也可以当做发表一种太平洋会的规律。

鄙人哲学规律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在大会里边，不应该仅仅乎把我们自己看做代表某一个国家的团体，我们的主要点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机关的代表，它的目的是在“用着一种增进相互关系的观点，去研究太平洋民族的情形”。这一条是很需要的，因为能这样，我们才可以超出国族的成见，按照和我们一同生活和贸易的其他民族的看法，去探求理解我们的国家问题的方法。鄙人记得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末一次，日本新渡户博士曾经请求主席，让他发表对各代表的告别词。他当时讲道：“我们在大会当中，是用各国代表的资格讲话。但是在散会以后，是用大会会员的资格讲话。”他这简短的语句，使得鄙人在这两年当中，时常的想着，鄙人对于这位老友怀着敬意的要直说一句，就是鄙人愿意比他再进一步；鄙人以为一位会员在会议里面，倘使不能用会员的资格去思考和动作，那末他在会外的时候，也决不能那样的思考和动作，在这种的会议当中，国家观点的价值，只有在关于材料的方面，对全体的贡献。倘使我们不能认真的尝试着理解全体的意义，那是决不能充分理解独特的观点的。

鄙人对于其他的“空白规律”，很可以一桩桩地照样讲下去，例如其中至少应该包括一条，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些幽默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对于一种坏的开玩笑，可以谈笑的对付过去，或者对于一些些耍脾气的事，付之微哂，以便于使得太平洋会的主席的工作，可以轻松一些，但是鄙人在这十三分钟的时限当中，只好把其余的九十七条一概抹煞，抢先把最末一条讲讲，那就是我们对于工作，应该具有信仰。

当我们四顾，看见世界仍然是受荒谬的行为和武力所统治，国际仍然是被憎恨和猜忌所分离，各国重新卷入了军备竞争的漩涡，几十年来构成的太平洋和平机构，现在全被摧毁得无影无踪——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像我有时所体验到的，就是我们一切的科学研究和经济讨论，在遭遇着这一种强硬的残酷的实际的时候，是如何的脆弱和空虚。但是各国有思想的人士，在失望之下，如果便放弃了奋斗，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失败，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能诚恳的尽职。这也许是愚昧和思想肤浅给我们的报应，我们或许还可以用真理和有规律的思想去补救。在我们开委员会的旅馆里的某一间室中，有这样一句格言：“真理是有力的”。（Portisestveritas。）我以为一个人的信仰，是格外的有力哪。这次从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铁道和轮舶往来，并且现在正对着无线电播音机演讲，（这是人类最近的伟大发明）叫鄙人不能不抱着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以为人们既然能在落山机开凿隧道，能横渡重洋，并且能征服天空，那末将来他也能够用勇敢的思想，明智的政治家手腕，使得世界可以为人类而安全。

关于太平洋学会重要情况之报告，已详载于最近一期之《太平洋汇报》，无须在此再讲，余亦不欲再讲，今日所讲者乃余个人简单之感想。然在讲感想之前，又不能不将太平洋学会之组织及论题之大概，约略言之。太平洋学会为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至今已有九年之历史，规定每二年举行常会一次。此会议乃系第五次常会，第一第二两次常会，皆在檀香山举行，第三次在日本，第四次在上海，本年第五次常会，在加拿大举行，有十一国参加，为中、日、英、美、加拿大，苏俄，荷兰，菲律滨，澳，纽锡兰与法（法国今年新加入），此次常会共到十国，苏俄未到，其未到之原因，据推测有二：（一）或谓苏俄因加拿大法律，凡共产党员在其国境以内者，可随时逮捕，驱逐出境，虽经加拿大再三声明，此条法律不适用于俄国代表，但苏俄仍不肯派代表参加。（二）据另一方面之推测，谓苏俄为节省经费起见，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此二说孰是孰非，姑不置论。总之，苏俄未能赴席，确为此次会议中之惟一缺点。会议之最重要组织，厥为圆桌会议，所谓圆桌会议，乃分为若干小团体，分别开会，可自由发言。其所以采取办法者，乃因各国代表共到一百余人，而每国代表团更携有专家秘书，故总共出席者不下二百余人，若全体一齐开会，事实上势必发生困难，所以每天分为四组开会，此即圆桌会议之谓。圆桌会议在每天上午讨论专题，下午则游览名胜，或请专家讲演。此次会议所讨论之专题最重要者有二：一为太平洋国际间经济冲突之问题，一为太平洋教育问题。乍观此二议题：意义似嫌太泛，好像故意规避政治问题，如中日事件之类，但此亦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开会后讨论经济冲突问题，谓经济冲突有五：（一）商场竞争，（二）原料竞争，（三）粮食问题，（四）人口出路问题，（五）投资市场问题。而每种问题，又必皆有政治影响，如讨论原料竞争问题，即主要之矿产原料，亦有八十余种，各国出产不均，势必发生争执。如亚洲（尤其是东亚）除产锑与钨外，他种矿产原料，直可谓丝毫无有。同时日本又为工业国家，事实上必须侵夺别个国家之煤，铁，煤油，以及其他工业原料，设欲避免此类原料竞争之冲突，势非使日本放弃工业主义不可。日本既不能放弃工业之野心，则原料竞争之冲突，决难避免，举一反三推而想之，世界各国孰不如此？复次，关于人口出路问题，日本谓其国家人口增加过剧，耕地不敷所用，势非至国外发展不可。然而中国土地亦多高原，雨量缺少，无法耕种，人口出路之困难，何独不然？再如商场竞争，日本纺织物之输入印度者，最近已与英国相等，英金磅虽尽量跌落，然亦难抗日本之纺织业。其他丝业等，日法之竞争亦颇激烈。是故总而观之，世界之经济竞争，无法避免，而国际间之经济冲突，亦恐将永无宁日矣。因此大会讨论之议题，只有记录，而无决议案，如限制纺织业等皆无结论，致使英国中途退席，而其惟一之办法，仍不过仅仅商讨一各国销售之比例数而已。至于比例数目之分配，尚非由强国操纵而弱国听命乎？是故仍涉有政治关系。设若各国际间相同之商业，能共议办法，规定物价不加不减，此虽可避免卖者之竞争，而消费者无法限制，劳工无法分配，是仍不能求得一满意之国际办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