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004（第3页）
前面说，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
大抵一种工具，是应用的；以能够应用者为好。这种实用的学说，也有作工具主义的。这工具主义，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
政府是工具，必定要知道这种工具的用处与性质，才可以谈到应用。
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譬如电灯之明亮，是由于有力，鼓打得响，也是由于有力。可是这种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与他种权力不同。假定无这种组织，无公共利益的权力，社会上必免不掉冲突。譬如从前北京的拉车的拉到车马辐辏的前门地方，常常有所谓“挡住道”的事情发生，必要等前等后，乃能走动。为什么这样的拥挤停滞呢？就因为没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的组织，公共的规则。你看上海的浙江路与南京路之间，来往的人数车马，那样繁杂，但只有中国及印度之巡捕，手持不到五尺长的木棍，从容指挥，而两路来来往往的车，便不致拥挤；假使此棍无权力，亦何能指挥一切？惟其有了权力，只用一短小之棍，表示车的行止之使命；而可免掉时间的损失，和事情的耽误。政府之权力，足以消弭社会间所有的冲突，亦犹是也。
政治法律，把这种权力组织起来，造作公共的规矩——所谓礼法——以免去无谓的冲突，而可发生最大的效果，这是政府的特别性质。
但是在这些地方，不过想免去冲突，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作用；此外还有积极的作用。质言之，不独可免社会间的冲突，亦可促社会全体之进步。
因为人类有天然之惰性，往往狃故常，爱保守，毫无改革求进的志趣；如家庭之世守祖业者，就是这样。惟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
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因为有一道部令，令小学校通同用白话文教授。这样一来，从前反对的人，近来也入国语传习所，变成赞成的了；从前表示赞成的，这时更高兴，更来实行起来了。试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政府权力之重要，为何如者！
再举禁鸦片烟一事为证，十余年以前的人，以鸦片为请客——甚至请贵客——之珍品；而今却不敢自己吃；从前认为阔绰的情事，而今认为犯法的行为：这亦不外政府权力所使然。自然，有些地方，鸦片还是横行；可是鸦片之所以横行，非有政府之过，乃无政府之过，无好政府之过。试思不好的政府，犹可使有那样的效果，假使有了好政府，鸦片岂有不全被禁绝的吗？
所以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的进步。
综前所说：好政府主义有三个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以下再说由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从上面所说的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得着个批评政府的标准。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来批评政府，觉得凡好工具都是应用的，政府完全是谋公共利益及幸福的一种工具；故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游记》中的妖怪，加害于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只因为主人稍为大意，工具变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们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这种工具亦必会作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得到民治主义的原理。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监督他，不可不常常的管束他。这是民治主义之浅者，其深义待一涵先生讲之。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刚才说的工具是应用的。不能应用时，便可改换；茶杯漏了换一个，衣服敝了换一件；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
上列三项，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引伸义。
复次，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须觉悟政治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办。例如教育事业，谁也相信是要紧的，而北京近年的学校，及武昌高师，因为政治不好，相继感受恶影响。且也政治不好，连实业也兴办不成：去年京汉、京浦路上，打仗一礼拜，而中国煤矿业的商人竟损失了二百五十万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惨遭兵祸的地方，乃至连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义的实行，第一须有这种觉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我们简单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认的公共目标，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尽可高深，预备不妨复杂，而目标则贵简要。故我以好政府三字为目标。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便易于实行。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厌世家每叹天下事不可为；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这是谋好政府的实行所必备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三个条件，是必须完全具备而不可缺一的。
诸君！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是平常的简单的浅显的老生常谈；然要知道必得此种老生常谈实现之后，中国乃能有救！
我在济南十八日晚接教务处电云，学生为讲义费事哄闹，校长以下辞职，我很怀疑，次日即来京。当时我恐怕辞职的职员，少了我一个，我竟漏网了，倒难为情。到京以后，询悉内容，见学生上课如故，并有多数学生皆起来协力维持，我又觉得很乐观。在前清上海方面，学生闹风潮的事很多，我也是闹风潮出学校者之一。当时我在中国公学，不过所闹的事，是因为对于学校组织不满意，且出校以后，还产生一个新学校来，即如在南洋公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成一个爱国学社。这个学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家皆知道是一个重要机关。在复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织一个震旦。此皆是不仅仅为破坏，还有建设。如我们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我觉得很不满意。幸而后来尚能有多数的人出来维持，不然岂不是以少数人，把学校闹坏了吗？我对于此次风潮的意见，在二十五期《努力周刊》上已说过，今天不必再说。今日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大家须向一条建设的道上走。所谓建设有四项：（1）是图书馆，（2）是寄宿舍，（3）是大讲堂，（4）是提高学校程度。没有大图书馆，可说是无从研究学术。没有寄宿舍，万不能养成一种校风。没有大讲堂，则关于名人临时讲演，用以普及大学教育知识的事，势将无从做起。所以今年开学以后，第一次会议，即将建筑图书馆议案通过，决定协力做起来。自今以往，希望打起精神，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上注意了。
沪汉事件已经发生好几天了，我都没有发表意见。我之所以没有发表意见者，一来是因为我们作学问的人，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就是事事不敢忽略事实。这件事情发生的头十天，我还不很知道事实的真相。无可疑的事实固然有几点，其他的有好些不敢相信，有些竟至于矛盾，所以不便随便妄下判断。二来因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门，不知道甚么，所以也无从说起。三来因为我病好一点出门来，各界的意见和议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也没有说甚么。现在事实已较明了了，我的身体也较好了，而在各种意见当中，主张较和平一点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见容的样子。所以我想说几句话。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在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我的话也很平淡，没有甚么出奇了不得的地方。听说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先生驱出国境，我觉得这大不好。我们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吗？真正自由的精神在哪里？出版有自由，言论也有自由。一个人只要他有种意见，在他自己总有发表出来的权利，在我们总不能禁止别人发言。意见的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就算不对也尽有商量讨论的余地，何至于就说不爱国了呢？譬如昨天报载说我介绍学生与英公使见面，并说我与英国人勾结起来了。其实这件事是平常的。格里博士在英使馆做事二十年了，他很熟悉中国情形，中国朋友也很多。他托欧美同学会秘书章元善先生，章先生又再三向我说英使很想见见学生界的领袖，看看彼此的意见究竟如何。我想这也没甚么坏意，一面又是受朋友的再三委托，所以我才把此意写信到北大学生会的。同是中国人，我们是一样的爱国的。
今天是为中国少年卫国团说话。既是少年来找着我们中年人说话，无论对不对总得贡献一点意思。我的意思大约可以分为三层：
（一）要调查事实
（二）要有负责任的态度
（三）要认清楚步骤
（一）事实问题
据报上所载说：“巡捕房之首领爱伏生亲自供开枪之前只有十秒钟的警告，警告是用的英语，而所发之枪四十四响。”这是无可疑的。六月一号以后的事实，至今尚不十分明了。那一部分的参加运动，如何抢，如何打，亦不十分清楚。汉口九江之事亦然，既然事实上有许多困难，故不容易加入动机与判断。梁任公先生的意见与北京大学教授的意见所争的就是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我以为主张调查事实，不一定就是主张的只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都要交涉才行，而交涉则非有事实为依据不可，可靠之事实则非详细精密的调查不可。至于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同时进行的。总之我们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
何谓负责任？就是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对于自己的主张负责任，就是有负责任的态度。
譬如主张宣战，就要把宣战的效果想出来是怎样，有如何的影响。不要只是口里说一阵宣战就完事。谁去打战？怎样战法？陆军怎样？海军怎样？军械怎样？军费怎样？既是主张宣战，总得要筹画一下才算负责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