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构成阴阳和合02（第2页）

从以上叙述可知，从明代的万历皇帝、梁王到西门庆身边的达官贵人，都在用镂空茶匙喝茶。宁王朱权也不只是清饮，真实生活中的他，也在食用花果茶，只不过他选用的茶匙是竹子编的，谓其林下超凡出尘之物。可见，饮茶之事，并没有多么明显的雅俗边界，喝什么？怎么喝？并不重要。雅与俗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一颗清纯无邪的心灵。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种镂空撩茶取果的茶匙的应用，不会晚于元代，而以明代为盛。元代王祯在《农书》记载：“茶之用：芼核桃、松实、脂麻、杏仁、栗任用，虽失正味，亦供咀嚼。”这足以可以证明，在元代已经有了花果茶的喝法。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咏嘉靖雕漆茶盘》的诗注后写道：“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名曰三清茶。纪之以诗，并命两江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致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这也证明了乾隆皇帝在喝三清茶时，茶瓯里的松子、佛手等，是需要用镂空茶匙捞着吃的。我喜欢用老竹片手工磨成的茶荷，其横断面的竹肉，如美丽的鱼子纹，色泽由红到黄、深浅不一地分布着。岁月沉积在茶荷上，微微泛着暗红的包浆，那温润如玉的光泽，隐藏着的是惜物之心，是对精致生活的重拾。老茶荷在茶席上，像谦谦君子，幽隐含蓄亲切，清凉滋润素雅，令茶席沉稳入世，多了些烟火气息。而为世人所珍视的斑竹或湘妃竹茶荷，摆放在茶席上会略显花哨，但精美的，却是可遇不可求了。

我们日常所用的茶荷，由于使用频率较高，又经常在茶友之间穿梭传递，因此，茶荷的定期消毒，显得尤为必要。在公共场所，如若选用能够自行抑菌杀毒的银质茶荷或铜质茶荷，才是上佳的明智选择。铜茶荷带有金属的异味，可能会干扰、影响到茶的本真气息，这点需要引起注意。对此，罗廪在《茶解》中写道：“茶性**，易于染着，无论腥秽及有气之物，不得与之近，即名香亦不宜相杂。”而手打的银质茶荷，没有任何的异味，摩挲使用日久，便会生出玫瑰红色的沉稳包浆，入驻茶席自会增彩添色，蓬荜生辉。

湘妃竹茶荷。

茶荷，有时会被清洁的白纸、树叶取代。在潮汕工夫茶的冲泡程式中，就有茗倾素纸、壶纳乌龙的细节。一纸漫卷，素宣香茶，此时若有翠竹投影其上，这席茶，便多了耐人寻味的诗意和墨色了。

茶则，增减计量

茶则，是量取干茶的计量器具。依靠茶则，从茶仓里，量取大概所需要的茶叶，同时依靠茶则，把茶叶轻轻地拨入泡茶器内。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类型的茶则，因器形和功用的差异，便会兼顾计量、承载、拨茶、疏通壶嘴等多种职能。

茶则之“则”，包含了量取、则度、准则等含义。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写道：“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

茶荷与银鎏金茶则。

从陆羽的描述能够看出，唐代使用的茶则，选材已是非常广泛。从中也能看到唐人，使用方寸匕作为茶则的例证，以及根据个人对茶汤浓淡的喜好，以之增减茶量的过程。

宋代点茶所用的茶则，如蔡君谟《茶录》所记：“钞茶一钱匕。”宋代的一钱匕，即是一个五铢钱可以钞起的最大容量，相当于今天投茶量的1。5~1。8g。清代蔡云在《癖说》中指出:“量药器有三等，大者方寸匕，匕正方一寸。次者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小者五匕，半五铢钱之积。盖刀圭以有柄如刀得名，而方寸匕因之。五匕以钱边五字得名。”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明确提出了“秤量”一词。其中记载：“茶注：容水半升者，量茶五分，其余以是增减。”明代的五分，相当于今天的1。56g。

尽管在北宋景德元年，刘承硅已经发明了可以精确秤量五分重的戥杆秤，但是，《茶疏》所述的“秤量”，个人认为，就像我们今天的泡茶一样，应该是用茶匙从茶仓里凭经验钞出的茶量。此处的“五分”，大概是个经验估算值。

北宋李守贵墓壁画，右侧仕女左手持茶仓，右手执茶则，量茶、拨茶末入盏。

此处应该强调的是，如果许次纾是用茶匙，把茶叶从茶仓中直接钞出的，那么，此处的茶匙就是茶则。假如是用戥秤秤出的茶叶，那戥秤就具有了茶则的意义，而与之配合的、能够暂时容纳茶叶的茶勺，就属于典型的茶荷了。

从陆羽的《茶经》，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在唐代煎茶时，1000ml的水量，投茶6~9g；从蔡襄的《茶录》，我们能够推算，宋代点茶时，容量300ml左右的茶盏，投茶1。5~1。8g；从许次纾的《茶疏》，我们也能够看到，明代用500ml左右的壶，投茶1。56g左右。可见，古人饮茶还是很在乎身心健康的，他们并不欣赏和支持喝浓茶的行为。正如许次纾所言：喝茶总是清事，“但令色香味备，意已独至，何必过多，反失清冽乎。”

无竹令人俗。在当代茶席上，我常常去寻觅一段嶙峋的竹鞭，或截取一根一波三折的树枝，或寻找一截斑竹，来制作体现自己美学趣味的茶则。不仅方便实用，而且会使茶席上氤氲着山野清趣。

竹子和茶，自古就有不解之缘，产茶之地也多竹林苔藓。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写道：“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清茶与翠竹，本是山中清物。竹下饮茶，茶引清香，竹添幽境；茶烟竹影，相映成画。明代朱权在《茶谱》里写到过茶架。他说：“茶架，今人多用木，雕镂藻饰，尚于华丽。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朱权虽言茶架，却道出了茶竹相伴，是最相宜的。陆羽也强调，竹可“假其香洁以益茶味”。竹与茶都罕有世间的俗尘气息，可谓双清。杜甫《屏迹》诗云：“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在茶席上，裁一截自己喜爱的竹子作为茶则，茶竹双清，相得益彰。

茶则虽小，意义却不寻常。对于寻觅制作茶则的良材，陆羽深有体会，他在《茶经》中说：“恐非林谷间莫之至。”我也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要亲自动手，到山野间、竹林里，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审美，去仰观俯察，去信手拈来，做出适合自己的茶荷与茶则。自己亲手制作的茶器，最能体现自己的审美与诉求，用着更是应手舒适。手作之美器，匠心独具，包含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辛苦和情感，它是对一段历程、一段时光的纪念。在任何时候，带着自己温度的器物，内心最是珍惜，不会随意或轻易丢弃。在生活中，老人常告诫我们要敝帚自珍，这与“茶性俭”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手作“茶则”另一层面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时代，资本扩张和疯狂逐利的结果，就是竭力采用各种方式，去刺激、放大人的欲望，去鼓励消费和喜新厌旧。用过即丢，同时丢掉的还有良知。这种涸泽而渔的消费模式，不仅严重违背了中华民族敬天惜物的美德，泯灭了个性与自我，而且也容易让人陷入生存的迷茫与作茧自缚。鉴于此，借由茶可以重塑我们的内心，尽量不浪费，少外求，在茶生活美学的渐次构建中，不为物役，不为物累，力所能及地运用自己的双手，解放自己的心灵与智慧，制作一些必需且真正适合自己的茶器，不贪多，常玩味，以物养性，相互滋养。如文震亨所说：“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手作的茶器，便会与心灵相关。手作之美，凝结着我们昨日的生活痕迹。如此饱含着思考与记忆的茶器，在茶席上陈列时，才是有温度、有情感、有诗意、有共鸣的。

滓方，有容乃大

滓方，是茶席上用于收集和汇聚多余茶水、废水以及茶滓的器具。滓方，在日本又称建水，与高屋建瓴的“建”同义，有倾倒的意思。

滓方，不同于水方，也异于涤方，三者形制相似，容量大小不等，功用上更是悬殊很大，不可混淆。陆羽在《茶经》写道：“水方：水方以椆木、槐、楸、梓等合之，其里并外缝漆之，受一斗。”《茶经》里记载的水方，容量较大，一斗相当于现在的十升水。可见，水方是专门用来盛装、煎茶所需要的山泉水的容器。“涤方：涤方以贮涤洗之余，用楸木合之，制如水方，受八升。”根据陆羽的描述，涤方应该是洗涤茶具用的容器，形制比水方略小一些。“滓方：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处五升。”陆羽《茶经》对滓方描述得非常清晰，它无论是在形制还是在功能上，与今天的建水功能都是非常接近的，成为专门收集废水、茶滓的专用器具。另外，从形状和容积上分析，水方、涤方、滓方三者在不使用时，可以叠加在一起收纳，以节省存放空间。

随着唐宋饮茶风气的日新月异，陆羽《茶经》记载的滓方，受之前唾壶的影响，又在唐末宋初衍生出了渣斗。早期的渣斗口沿敞大，颈口细小，利于滤茶分水。在河北宣化辽代墓画中，就有一仕女在分茶持盏时，右侧另一仕女，执一白色瓷质渣斗。在另一幅墓画中，也有一男士在点茶时，身后另一黑衣男士，持白色渣斗的情景。在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曾出土过一件唐代铜质渣斗，内留有残茶，器壁上也有茶汤流淌过的痕迹。置于其上的铜碗底内，还附着一小撮呈风干状的茶叶。南宋以后，渣斗从专用的茶器，又逐渐演变为酒宴上陈设兼能盛放食物残渣的酒器。

我在茶席上常用的渣斗。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茶席上的滓方，与我们日常习惯称谓的水方或者水盂，无论是形制，还是功能，都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可混同一物。水盂，是文房里盛水以供磨墨用的器皿，供染墨濡笔之用。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录·水滴辨》里说：“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河北宣化辽代墓壁画，右侧仕女持一白色渣斗。

近代文献里提到的滓方，翁辉东先生称之为茶洗，功能一也。他在《潮州茶经》写道：“茶洗形如大碗，深浅式样甚多。贯重窑产，价也昂贵。烹茶之家必备三个，一正二副。正洗用以浸茶杯，副洗一以浸冲罐，一以储茶渣暨杯盘弃水。”翁辉东称之的“二副”茶洗，与文震亨《长物志》中描述的茶洗，又大相径庭。文震亨写道：“以砂为之，制如碗式，上下二层。上层底穿数孔，用洗茶，沙垢皆从孔中流出，最便。”明代文震亨所言的茶洗，是洗茶之用的。翁辉东认为的茶洗，其功能包括上述三种。名虽同而形制、功用异也，不可不辨。而唐代以降的渣斗，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演化成了陈设品或者酒器。从上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渣斗、水盂还是茶洗，上述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器物名称，都无法涵盖陆羽《茶经》对滓方赋予的意义和功能。因此，在茶席上储存收集茶渣、废水的茶器，还是称为滓方最为恰当。器以载道，格物致知。茶器选择得方方正正，寓意着做人的规规矩矩。许次纾在《茶疏》里提醒说：茶瓯“必拣圆整，勿用啙窳”，也是此意。

手工打的铜滓方，茶席上的滓方要呈竖向，与泡茶器的比例要协调。

滓方在茶席上，虽不显眼，但在感觉上，却深具分量感。滓方陈设于席主泡茶弃水的方便位置，一般常在席主的右手侧，以不影响分茶轨迹为宜。由于滓方的体积稍大，其容量的选择，一般为匀杯直径的2~3倍为宜。滓方常常与花器各据一侧，倘若处理不当，会使茶席显得突兀和不平衡，甚至头重脚轻，因此，不妨顺势把它作为均衡茶席构图的重要砝码使用。

荀子曰：“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勿以善小而不为。滓方虽然平凡乃至庸常，但却是茶席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细节，能否正确运用和把握好，事关一席茶视觉美和平衡感的构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常困于所溺，便是这个道理。日本茶人对建水（滓方）一丝不苟的设计和追求，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忽微的细节以及对待器物的态度，决定着一个茶席的成败。不能因为滓方的功能看似不重要，便粗制滥造，或布置的马虎凑合，而不去尽善尽美。

在茶席的设计中，我经常用器高为11cm的民国桃花仕女渣斗充当滓方，席间会因之摩**着清贵之气。几案之珍，得以赏心而悦目。精美灵巧的茶器，可有效改善茶席的美学氛围，提高茶席的品位与可观赏性。

席布，一方天地

席布，是营造茶席天地中的一方素巾，或竹或麻，随心细择，点缀衬托。席布不仅用于装饰、调节茶席的色调，而且也是确立茶席空间中心区域的标志。

在茶席的空间里，一方席布象征着大地，承载安放着茶器，调和着茶席的色调。茶器的上方，相当于是茶席的天空。泡茶人与品茶人主客分列，诗意地栖居在茶的天地之间，安然享受着一杯茶的清芬甘甜。

茶与茶汤、茶器与插花、还有我们，都是茶席不可或缺的角色。席布及其他茶元素的存在，本是为了营造茶席的色调与氛围，衬托表现四季的变化、茶器的质感、茶汤的通透、席花的野逸等，让我们在视觉上产生美感，使品茶的生活艺术化，进而更容易亲近或走进茶道的美学空间。

一个完整的茶席，从空间上看，应分为天、人、地三个部分。茶席的席布是铺垫属于地，地要厚重，主承载。因此从桌面的装饰开始，茶席的层面，就包括席布、茶托、茶杯等，三者依次向上，色彩的明亮度应该越来越高，颜色逐渐趋浅。例如：从黑、灰、蓝向上逐渐由深及浅过渡到白色，这种自然的秩序，符合清轻向上为阳为天、重浊下降为阴为地的传统理念。

席布的颜色选择，通常的底层铺陈是，以有重量感的冷色最佳。也可根据茶事活动的要求、茶类的不同、季节的变换、空间的差异等因素，点缀搭配不同颜色和不同质感的席布，但一般不能超过三种色彩，颜色更不宜花哨，淡雅素净为上。五色令人目盲。我们试想，如果席布的色彩过于繁多，图案又过于华丽，席布的面积占比又非常大，在视觉上势必会影响到其它茶器的表现，也会严重扰乱茶席上其他茶器应有的色彩比例。色彩的搭配之美，在于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因此，在规范的茶席上，尽量不要使用色彩绚烂的花布，以减少席布错综复杂的色彩和图案对视觉造成的干扰，这也符合茶席设计必须遵循的视觉极简原则。如此，在厚重素净的大地上，才能盛开出雅致而又赏心悦目的花朵，茶汤、茶器在茶席上才能重点突出。

霁红盖碗配铜茶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