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构成阴阳和合02（第3页）

记得诗人席慕蓉曾经谈起，为什么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她们喜欢穿红色的衣袍？根本原因在于，身穿色彩鲜艳的衣袍，骑行在蓝天、白云与莽莽绿野中，不容易被辽阔的草原所吞噬、所淹没，这就是对比、衬托的力量。茶席之理，亦复如是。

洁方，受污拭盏

洁方，又称茶巾，是用来擦拭茶器外壁及吸附茶席上的滴水等。陆羽在《茶经》中写道：“巾，以絁为之。长二尺，作二枚，互用之，以洁诸器。”陆羽写得很明白，茶巾是作为拭盏洁器之用的。当时的洁方，用的是粗糙的丝绸，吸水效果不如现代的素面棉麻细布。在日本茶席里，洁方还存留着唐代的影子，很有仪式感。主人在点浓茶之前，要当着客人的面，用洁方细心郑重地擦净每一件茶器。

明代张源的《茶录》和许次纾的《茶疏》，均提到过洁方，称之为拭盏布，是在饮茶前后，擦拭茶盏内壁的专用细麻布。在科技发达、消毒条件较好的今天，我不赞成再用洁方去拭擦茶盏的内壁，这毕竟还是触犯了卫生之大忌。我赞同明代闻龙的做法，他在《茶笺》中说：“茶具涤毕，覆于竹架，俟其自干为佳。其拭巾只宜拭外，切忌拭内。盖布帨虽洁，一经人手，极易作气。纵器不干，亦无大害。”我们在今天，高温消毒柜这一利器，已经随处可见，洁方的作用，只宜用来拭擦茶器外壁的水渍、茶席上的滴水等。除此，洁方的存在，更多是种仪式感。

明代程用宾在《茶录》里说：洁方，“拭具布，用细麻布有三妙：曰耐秽，曰避臭，曰易干。”洁方，在茶席上极不显眼，却是不可或缺。它无足轻重地藏于茶席一隅，默默无闻，倒也安然恬淡。洁方的颜色，古人多用白色的丝绸或是黄色的细麻布。当下的茶席，洁方的选择，还是“如素”最好，不要过于鲜艳、耀眼，尽可能的与席布同色，不显山露水为佳。

明代高濂的《茶笺》，把洁方称之为受污，用以洁瓯。洁方甘愿受污，有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意味。它常常会给我如此的启示：像人，没有承受孤寂的能力，便无法安之若素；又如淤泥里盛放的荷花，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如果您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女子，不妨为自己缝制几块别具一格的洁方，从选材、设计到制作，亲力亲为，寻常之物中便赋予了自己的审美与情感。一针一线总关情。这种带着自己的思考与体温的洁方，在茶席上便具足了自己的气质和味道。

盖置则置，心所安处

苏轼有诗：“此心安处是吾乡。”道出了盖置和则置在茶席上的感觉与作用。

盖置，是安放茶壶（盖碗）盖子的器物。则置，是安放茶则的小品。茶性净洁，又是入口之物，当席布是构成茶空间的大地时，茶席上的任何元素，都要有归宿、有依托，才会令人踏实安稳。壶有壶承，杯有茶托，则倚则置，壶盖就一定要有盖置。泡茶时，置茶注水，茶壶（盖碗）都要首先打开盖子。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壶盖（碗盖）的去处问题，我们才会心神安定，有条不紊地去泡好一盏茶。此时，茶席上的盖置与则置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平抚、安定内心的哲学问题。器物虽小，不可或缺，却也是不容小觑。以小见大，细微之处见真章。

我有一友，喜欢用和田玉的扳指作为盖置，由茶爱玉、识玉，爱屋及乌，这便是习茶的益处和功德。习茶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能从多个层面，借由茶为我们打开认识、感受、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以便窥其门径，从而放缓我们生活的节奏，让传统文化去慢慢浸润、滋养我们的心性。

茶仓，藏娇贮香

小茶仓，又称茶罐，在日本茶也叫茶入。茶席上的茶仓，要求精致、耐看、体积小。每个茶仓，大概能盛装一两泡茶的容量，并要求在短时间内喝完，或满足茶席当下之用即可。

陆羽在《茶经》里记载过茶盒。其中写道：“罗末以合盖贮之，以则置合中。”“其合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从中可见，陆羽描述的茶盒，多是用竹子或杉木制作的，大约口径为12cm，高9cm，容积还是比较大的。

最接近对茶席茶仓定义的，要数明代《茶疏》里记载的小茶罂。罂，是口小腹大的瓶，利于储茶的密封性。许次纾写道：“日用所需，储小罂中，箬包苎扎，亦勿见风。”从储茶“不过一夕，黄矣变矣”来看，小茶罂就是为了满足茶席当下之用的。在山西汾阳出土的金代王氏墓壁画的备茶图中，一僮仆双手捧盏，而另一僮仆手持茶筅正在点茶，茶桌上就放着执壶、盏托、及小茶罂。

蔡襄《茶录》写到藏茶：“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焙如人体温温，则御湿润。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茶录》记载的焙茶之频繁，的确是宋代爱茶之人的无奈之举。古代缺少现代的密封材料，茶又忌潮湿，因此，从唐代至明代，茶叶的密封，多用自带清香的竹木以及陶、瓷罐储存，封口多用箬叶塞紧，密封性较差，故日常需要频繁焙火。宋代梅尧臣，多次在其诗中写到箬叶，其中有：“其赠几何多，六色十五饼。每饼包青箬，红鉴缠素苘。”“昨日寄来亲脔片，包以箨箬缠以麻。”等等。

明代以后，随着锡器的广泛应用，很好地解决了储茶的密封问题。张源在《茶录》里写到分茶盒：“分茶盒，以锡为之，从大坛中分用，用尽再取。”此处的分茶盒，与许次纾的小茶罂功能雷同，都近乎于我们茶席上的小茶仓。上文提到的“大坛”，是张源的大型储茶器，其口仍旧是“以箬衬紧”的。

我多次在茶席上用过的茶仓，是一件清代的温酒器，容器口径宽阔、圆整，便于盛装条索较大的茶叶，且装取茶叶时相对方便。其画面，是清代浅绛名家汪章的仕女图，轩窗下，书案前，有一神情娴静的仕女，低眉信手，若有所思。或许是相思，是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该温酒器内，还有配有一只原装的粉彩老酒杯，画面是一个可爱的童子，沽酒归来，恰好成为我茶席上的品杯。

一器多用，善巧借物。

我也喜欢用日本备前烧的茶入，象牙盖子，低调素净。备前柴烧的迷人之处，在于不彩绘，不上釉，茶入表面的窑变，是靠窑烧的火焰和落灰自然形成，富有古风雅趣。茶入最早起源于中国，盛行于日本。在日本，茶入分为唐物与和物。在五百年前的日本战国时期，那时的茶人们，主要使用从中国进口的少量唐物茶入，因此十分珍贵。拥有一定级别的名唐物茶入，曾是日本武将身份和权势的象征。即使到了江户幕府时代，茶入仍是地方大名与将军家关系远近的证明物，只有德川一族或者谱代重臣，才会拥有将军下赐的名贵茶入。

茶仓，是当代茶事中的必备之物。锡制茶仓有保鲜效果，银质茶仓能够抑菌。如果选用木质、铜制或纸质的茶仓，要注意杂味对茶可能造成的影响。

茶仓在茶席上的位置，比较自由。只要方便取茶，不影响泡茶，精美的茶仓，便是茶席构图中的一枚自由的棋子。若是布置、运用得当，茶仓会很好地起到平衡茶席布局、增强画面感的作用。茶仓的体积，以小巧精美为佳。若是茶仓的体量稍大，其器型的选择，要避让开花器和滓方的形制，避免三者在形制上的雷同，从视觉上更具差异化的美感。

都篮，整理收纳

都篮，又称竹篮，古代主要用来盛放茶器或者酒具。在茶席上，都篮是茶人的标签。一件制作精巧、雕刻精美的老都篮，带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和味道，立刻会使它的新主人变得古典蕴藉、温润内敛，这是茶的力量，也是器的熏染。

宋代《十八学士图》中，左下角摆设一只都篮。

唐代，据《茶经》记载：“都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陆羽在《茶经》里说，都篮是因存放各种茶器而命名的。它高一尺五寸，长二尺四寸，宽二尺，比另外一种盛放茶器的圆形竹器“筥”要大些。在茶器不多的时候，筥是可以替代都篮使用的。

中唐时，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远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封演的记载，可视为是对《茶经》都篮的进一步诠释。在宋代的茶事中，都篮的使用，仍一以贯之。刘挚《煎茶》诗有：“饭后开都篮，旋烹今岁茶。”宋代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诗云：“都篮携具向都堂，碾破云团北焙香。”晏殊也有《煮茶》诗：“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篮煮惠泉。”

明代，钱椿年的《茶谱》记载：“茶具十六器收贮于器局，供役苦节君者，故立名管之，盖欲归统于一，以其素有贞心雅操，而自能守之也。”此处的器局，就是都篮。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提到过器局，“竹编为方箱，用以收茶具者。”乐纯在《雪庵清史》中写道:“陆叟溺于茗事，尝为茶论，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时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若韦鸿胪、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秘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辈，皆入吾籯中矣。”此茶籯，也是特指都篮。这里要注意，历史上的多数茶籯，一般是指采茶的竹篮。对此，苏轼曾有诗：“闻道早春时，携籝赴初旭。惊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许次纾在《茶疏》中，还写到过一种“特制游装”，从中也能看到都篮的模样。《茶疏》在出游一篇写道：“余欲特制游装，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铜炉一，小面洗一，由副之。随以香奁小炉香囊七箸以为丰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

器局及茶具十六事。

到了清代，都篮仍在使用，但其功能上有了增加，也会用来盛放酒器或香器。朱彝尊有诗：“都篮茶具列，月波酒槽压。”蒋麟昌的《南乡子》写道：“小凤贮都篮，一盏旗枪雨后甘。”

茶席有竹，韵致倍添。近代的都篮，随着茶器的逐步变小而做了许多改良，变得更加轻巧雅致，更适于携带了，于是，都篮也成了茶席上一道幽美的风景。都篮以其质地自然清润，既可收纳茶席上的多余茶器，使茶席变得疏朗简约，又能以其清雅本色融入到茶席之中。一只精巧清丽的都篮，可放置于茶席的一角或是一侧，又可妙用为插花器具，也能替代茶棚使用，可谓一物多能。茶棚又叫茶架，其功能类似《茶经》记载的“具列”。“具列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朱权在《茶谱》中写到过茶架：“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

斑竹具列。

都篮，既美观便捷、环保耐用，又能培养茶人细心收纳、整理茶器的习惯，故近年来，受到很多爱茶之人的青睐。如是一位妙龄女子，夕阳西下，手提都篮，拖着身影，自茶会上缓缓归来，便无意间融入了陆游的诗境：“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来更清绝，竹影踏斜阳。”

在茶席上，包括花瓶、竹篮、碗、盘、盏，甚至茶壶、茶杯等，凡是能与茶席的元素相关或是能够相互融合的，都可作为花器使用。

以竹篮、竹器、碗、盏等作为花器的插花形式，可能会用到剑山或是花泥，用以固定、束缚花枝，完成插花的构图和造型。

自古至今，鉴于茶席插花的形式，始终受到传统文人插花的影响与熏陶，故在花器的解读中，把花瓶作为重点，略作阐述，窥一斑而知全豹。

茶席上花器的选择，既要考虑到花瓶的色彩、高低、所占茶席的比例大小，又要关注花瓶与花卉的互衬映照，能否突出花材之美？能否与花卉联袂形成一个审美整体？花瓶与花卉可否在有限的自然空间里，在茶席的背景里，展现出逸趣与悦人的无限之美？因此，张谦德在《瓶花谱》里首言：“凡插贮花，先须择瓶。”袁宏道在《瓶史》中强调：“养花瓶亦须精良。”“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瓷器“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袁宏道甚至把插花之瓶，比喻为美人之所。由此可见，花器选择的适宜与否，攸关花卉之美之韵的呈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花器的选择，以清雅别致为上。“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这种文人插花对花器的审美与茶席的审美要求，本是同根生，完全可相互借鉴。

局限于常规茶席的空间尺度，花器的高度，不宜超过350mm。花瓶的高度若是超过了350mm，假如是直立的花型，其总高度可能要超过700mm。高瓶大枝与品茶人的视野不相匹配，也与茶席的整体比例难以协调。若是横斜的花型，高瓶需要匹配的与之对应的花枝，在茶席上可能会遮掩品茶人的视线，对席主的分茶轨迹，也会形成阻碍。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里说：“堂需供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屠隆的观点，充分考虑了瓶花高低与所居空间大小的恰当搭配，各得其宜。同时，张谦德和袁宏道也强调书房斋室，花器的选择，宜矮而小，形制短小的方入清供。而明代文人典型的饮茶空间——茶寮，比山斋、书房还小，如文震亨《长物志》所讲：“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据我考证，古代文人常用的矮小插花器，大致在200mm~400mm之间。古人通过实践得出的这个尺寸，对我们今天茶席插花的择器，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茶席上的花瓶，应首选传统经典、重心稳定、造型简洁、线条精练、素身无刻画的。花器颜色的选择，最好是色调一致、纯净淡雅、色差不大的单色釉，如通体黑色、红色、藕荷色、白色、月白、天青、淡黄等。质感较强的花器，在茶席构图中，还能起到重心平衡的作用。另外，花器不能只重外观精致，从而忽略了因花器的重心不稳定、对茶席上主、宾心理造成的不安定感等消极影响。瓶花整体的构图重心，要尽量落在花器的竖向中轴线左右。和谐平稳的插花，在视觉上无倾覆感，方可使品茶人的心境保持自在安定。“惜春只怕春归去，多插瓶花在处安。”因此，张谦德择瓶，注重“口欲小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

我试着分别用釉面开片和不开片的月白色摇铃尊瓶，插同一枝娇黄半放的蜡梅花，经仔细比较后发现：对于素雅的花卉而言，釉面不开片的花瓶的表达效果要好于釉面开片的，从视觉上会感到、釉面不开片的整体显得更加淡静文气。可见，花器表面的不同装饰，在不同的场合，对于不同的花卉，所表达呈现的艺术效果是不尽相同的，这些细微之别，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