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昌到上海 君宪主义渐成历史（第2页）

袁世凯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同意停战，其目的就是要拉住黎元洪，重回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在这次和谈攻势开始之后，并没有放弃君宪主义的主张，并没有摆脱清廷的想法。这不是袁世凯刻意要这样做，而是形势使然，也是东西洋各国比较一致的态度。

对于黎元洪来说，停战议和确实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后，并没有转变成一个像孙中山、黄兴那样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他的知识、他的经历和他的修炼，都使他继续在君宪主义理想中空转，他觉得朝廷的君宪主义确实遇到了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条路不通，只要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驱逐了政治上的障碍，君宪主义依然是中国最不坏的选择。所以尽管没有在第一时间获知停战的消息，但他获知后还是非常欣慰的，甚至使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都有所提高，因为清廷毕竟将他视为谈判对手，这就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所以他在此后就很容易顺着袁世凯君宪主义的思路走，一步步离开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道路。

在黎元洪的影响下，湖北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像军务部部长孙武等，就越来越觉得既然朝廷现在开始慎重考虑造反者的意见了，开始考虑朝着君宪主义道路前进了，那么革命党人是否应该作出适当让步，减少流血，重建和平呢？所以在停战开始后，湖北军政府就向独立各省征询意见，询问各省可否照政府条件结束战争，而这个条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仍然沿用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232

黎元洪以及湖北军政府的想法不必怀疑，他们同意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主义，是因为他们确实面对北洋军的巨大压力，但是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黎元洪只能代表湖北发言，无法代表其他已经独立的十几个省份，无法代表全国民军。而更吊诡的是，其他独立省份虽然有一些省份的政治权力并不掌握在革命党手里，虽然还是立宪党人或军界将领掌权，但是他们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和请求，态度就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软弱了，就不那么容易向袁世凯屈服了。

袁世凯和朝廷将黎元洪作为谈判的主要对手，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并没有节制独立各省的权力和能力。相反，在袁世凯、北洋军与黎元洪和军政府停战的那几天里，南方的形势继续变化，特别是随着革命党人占领南京，南方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各省援助湖北的军队相继出发，这为南方革命党人增加了抵抗的勇气和谈判的筹码。然而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认为存在重回君宪主义的可能，只是条件越来越苛刻，难度越来越大而已。所以当停战三日还未届满时，袁世凯就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进行商榷，不和黎元洪或湖北军政府进行谈判，他们就于12月4日制定了一个继续停战的协议框架共五条：一、三日停战期满，续停十五天；二、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也不遣兵向北；三、总理大臣派遣各省居留北京的代表人，前往南方与南军代表讨论大局；四、唐绍仪充任总理大臣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五、以上所言南军，山、陕及北方土匪不在内。由此，人们或许能够感觉到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真诚和迫切，或许觉得他太过幼稚，根本不知道南方革命党人的真实想法和政治诉求，不知道君宪主义与民主共和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两码事。

对于袁世凯和清廷的和平呼吁，南方当然不会反对，至于和平条件就很难说了。当是时，各省代表正在汉口开会，他们在第二天接到英国领事转来的这些条件后，立即决定同意与袁世凯的代表进行谈判，密电伍廷芳尽快来汉口与袁世凯的发表会商，争取南北冲突和平解决。同意北方的部分条件，同意在停战期间清军不攻民军，民军亦不攻清军。但是南方所理解的民军，包括秦晋及北方义军在内。

南方的回应给袁世凯一种新的希望，使他觉得重建和平又多了一份信心和机会。所以为了推动和平尽快恢复，为了使南方相信他所推动的君宪主义是真的，他在那几天又苦口婆心地向清廷向皇族做了大量的工作，迫使清廷在政治改革上作出重大让步，为重建一个能够使南方革命党人大致满意的立宪政府奠定基础。12月5日，袁世凯将与英国公使共同拟定的续停战协议上报给朝廷，在呈递报告的同时还与摄政王载沣面谈了很长时间。233摄政王载沣究竟在这一天面谈时说过什么，或者说袁世凯究竟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什么要求，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了。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结果，是摄政王载沣在第二天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引咎退位，以醇亲王的身份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办理，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很显然，袁世凯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成功说服清廷对南方的要求作出了重大让步，摄政王退位，其实就像皇太后懿旨所说那样，是让摄政王载沣承担全国乱局的责任，以摄政王载沣退位换取南方的让步。

按照清廷制度，监国摄政王载沣在三年中，其实只不过是大清国的实际经理人。大清国的最高领导人名义上是宣统小皇帝，他是监国摄政王的儿子。还有隆裕皇太后，她是先皇帝光绪帝的未亡人。大清国现在面临的困境，当然与监国摄政王过去三年的政策密切相关，所以指望摄政王本人出面去纠正那些失误是不可能的，因此摄政王向皇太后面奏请辞，表示自己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

摄政王是否真的这样想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清廷毕竟走出了最艰难一步。实际经理人引咎辞职，即便在民主国家，也可以换来重建秩序，何况独立各省领导人差不多都是大清国的干部呢？他们怎么可能就这样恩断义绝呢？袁世凯希望通过清廷的政治改革唤醒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同情，隆裕皇太后也希望此举对于改善朝廷的处境，对于重建和平恢复秩序有正面的积极作用。皇太后表示，她个人深处宫闱，未闻大计。惟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馈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大计。现在已将监国摄政王辞退了，责任内阁也不再有什么约束了，凡我国民，都应该知道朝廷不私君权，实行与民更始，务望谨守秩序，各安生业，庶免纷争割制之祸，而登熙皞大同之治。

第二天（12月7日），摆脱了监国摄政王束缚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入养心殿，奏对了大约一个小时，皇太后终于发了一句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也就是说，大清国的命运和我们孤儿寡母的命运，就在你袁世凯手里，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授权虽然说是有限的，其实相当于无限。袁世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幅度推动改革，为重新赢得南方及独立各省的信任提供条件。同一天，朝廷批准资政院提出的剪发、改历两个议案，终于准许大清国的臣民自由剪发自由留发，不再将头发作为顺民、良民的标志。同一天，朝廷还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朝廷不仅加快了政治改革，而且为南北和谈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纷扰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南北纷争，终于有了解决的迹象。至于朝廷的让步能否换回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忠诚和信心，南北各方能否由此走向和解，重建秩序与和平，端赖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

对于通过谈判解决政治纷争，袁世凯信心满满。一百年之后重新观察，很容易发现袁世凯之所以这样信心满满，不仅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君宪主义是化解时局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在他的背后和面前，有列强的支持、认同，甚至可以说正是列强认为中国应该维持一个君宪主义的国家体制，才使袁世凯对此信心满满。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的研究以为南方革命党人是铁板一块，以为他们都主张走向共和走向民主，都主张废除君主。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独立十四省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省份的领导权都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有许多省份之所以宣布独立宣布反正，其实就是担心外来的革命党人，是化被动为主动。所以在独立十四省，也不乏主张君宪主义的声音。这都是袁世凯力推和谈，坚持君宪主义的依据。

独立十四省的情形不好一概而论，是因为他们各自背景和主张有着很大不同。在许多省份的领导层，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党人、旧官僚，当然还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以及由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起来的地方实力派、政治集团，所以各省意见并不那么容易统一，他们面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也很容易被分化瓦解。

按照率先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的意思，既然是和谈，当然包括未来政体一类的事情都必须谈，但是湖北以一省力量去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和朝廷交涉，也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虽然有心响应，但实在难以单独面对，而且上来就提出双轨思路，以此瓦解袁世凯的意志，或者以此撕裂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关系。11月7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织政府的意见，以便各国承认这个共同政府为交战团体，方才有可能应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和谈判要求。同一天，黎元洪还在与刘承恩的信使王洪胜的谈话中抛出一个重要诱饵，那就是南北和谈不是不可以，但条件还是必须推翻清廷。黎元洪的理由是，尽管袁世凯已经让朝廷进行了重大政治改革，但如果皇上还是皇上，谁能保证他在秋后不再算账？况且南方各省一个接着一个独立了反正了，在这群龙无首的时候，谁能说服这些人接受朝廷的改革方案呢？

多米诺骨牌仍然在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南方谈判的气势也在逐渐由弱转强。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再度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呼吁他们尽速派遣全权代表前来武昌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事情，以便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与北方进行谈判。黎元洪的这一着显然是想以首义优势，掌控谈判的主动权，尤其是对独立各省的掌控权，希望以武昌为中心组建一个与北方对峙的中央政府。

对于黎元洪的想法和做法，袁世凯并不反对，甚至是愿意支持表示欢迎的。因为如果让袁世凯的内阁面对十几个独立省份分别谈判，这中间的难度与可行性似乎都很值得怀疑。南方如果能由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出面，组成一个大致统一的谈判阵营，虽然谈判的难度会加大，但相对于分头面对还是要好得多。

南方的举动和整合对于袁世凯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他先前似乎以为一对一的谈判比较容易化解纷争，现在看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南方独立各省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驱除清廷后的共和制，这一点和袁世凯此时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11月21日，袁世凯在答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一旦灭除了清政府，恐怕中国就要走上内乱，招致列强干涉，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在政治上的最佳选择还是君宪主义，还是应该以君主立宪去保全中国。

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的隔空喊话，其实都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制造舆论，争取谈判的优势地位和讨价还价的筹码。11月24日，南方的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监国摄政王载沣联名电，以为目前的僵局非共和无以化解，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君主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他们希望监国摄政王载沣认清形势，当断则断，若能幡然改悔，共赞共和，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对于张謇、伍廷芳等人的建议，清廷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了，既然大家愿意公开讨论皇室的未来，讨论大清国的前途，那么就公开讨论吧。而且事实上，除了北京有限的范围还在忌讳这个议题外，全国到处都在公开谈论这个事情。所以朝廷借势发力，于11月25日发布诏令，要求张謇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共和政体及政治改革事宜。朝廷显然希望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南方的想法越来越清楚，袁世凯的思路也就越来越明朗了。他知道要想让南方屈服就范，仅凭口说已经意义不大，所以他在安顿了后方，安抚了清廷之后，发动了对武昌的军事攻势，决心用武力迫使南方就范屈服。就在江浙联军向南京发动攻势的同时，清军在湖北在武汉向革命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占领了汉阳，并对武昌形成了一种高压态势。

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军攻占了汉口，对武昌保持着军事上的巨大压力，也可以说挽回了先前清军的被动局面。这都为双方接触谈判提供了外在条件，所以袁世凯决定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开展和平攻势。12月1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渡江作战进攻武昌，紧接着提出停战三天，并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进行谈判。

对于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南方革命党人沉着应对，他们利用这个短暂的不知何时会中断的和平间隙，抓紧时间制定和平方略，制定谈判原则。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同意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提出的停战和谈要求。但在两天后（12月2日）的会议上却作出了两项非常重要的决定，一是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既然是临时政府了，谈判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清廷的下属了，而只是袁世凯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南方革命党人急于通过这个大纲的主要目的；二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那么南方独立各省即临时政府当公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第二种解读是南方革命党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认为只有袁世凯有力量解决时局危机，只有袁世凯可以使中国重建统一。所以他们相信那时一个公开的国内外共识“非袁莫属”，因而愿意不惜代价争取袁世凯反正，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用最小的代价达到革命推翻帝制的目的。

第二种解读中还蕴含有对这场革命的不同认识，由于先前十多年特别是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出台后，满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许多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满清，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只要袁世凯反正了，反手将清廷推翻了，哪怕拥戴袁世凯称帝，做汉人的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最好还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袁世凯最好还是反正归来做共和国的总统。持有第三种认识的人在当时也是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

或许是武昌会议的这些决定并不符合南方革命党人的利益，特别是不能符合不能满足江浙地区独立省份的要求，所以到了12月4日，陈其美、程德全和汤寿潜等人，趁着南京光复、武昌危机的机会，又一次将南方的中心拉回到上海，将留在上海原本只负责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会议，并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推选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也同意，在临时大总统为举定之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的权力。

对于上海革命党人的决定，湖北方面和黎元洪当然大为不满，以为上海的代表只有联络的责任，并没有选举之权，所以并不能承认黄兴的大元帅。只是这种承认与不承认都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本来大家都是草莽，都是临时的，最终的结果其实都还很难说。不过从此之后，武昌的分量确实在一步一步减弱。

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对南北议和提出了几项先决条件：一是推翻满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会议还决定议和地点设在汉口，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实事求是地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确实有点儿对湖北对黎元洪不太公正，但其大刀阔斧向前推进，确实为南北和谈扫除了障碍，使南北和谈从南北双方隔空喊话一下子变成了现实，速度突然加快。

袁世凯在将这个报告呈递朝廷的时候，向监国摄政王载沣当面作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汇报。汇报情形虽然至今不太知道，但知道监国摄政王载沣很快向隆裕皇太后提出了退位的请求。这里面的曲折细节还是不太清楚，但结果就是袁世凯成为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隆裕皇太后成了他的唯一领导，而皇太后又明确发话了：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一切都拜托你袁世凯了。

在获得皇太后授权后，袁世凯于12月7日派出强大的谈判阵容，自己身兼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南北和谈终于紧锣密鼓开始了。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铁杆，由他出面与南方议和，也是袁世凯几天前就确定了的事情。12月2日，袁世凯在锡拉胡同官邸召集南下和谈代表团成员及各省代表二十多人开会。年纪大点的有陈宝琛，所以当袁世凯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宝琛就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老世叔为国宣劳。陈宝琛谦逊地说，近来年岁大了些，身体也不是很好，还是请严复这样年富力强的人去，要好得多。严复等人也都在这个各省代表名单中，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会。235

在这次谈话会上，与会者提出不少建议，根据严复的手记，至少有这样六个主题：一是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这大概是说不要让朝廷让皇室成员感到恐惧而离开北京前往其他地方“狩猎”，那样的话，南北和解可能难度更大。二是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这大约是要办个政府公报之类的事，或者是设立一个新闻官、发言人，专门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发言。三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这大约是因为梁启超到现在依然站在君宪主义立场发言，且活跃，有很大影响。四是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这就是希望内阁能够很好利用当前时机，推动和平推动南北和解。五是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这都是涉及礼制改革体制改革。六是设法募用德、法洋将。236这六点建议或许是严复个人的看法，或许严复是记录别人的看法，但这六条大致反映了北方对南北议和的一般立场。

袁世凯的谈话为南北和谈定了调子，这既是对朝廷对隆裕皇太后的承诺，也是对南下代表的训示，是向全国发表的宣言，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概以欺骗舆论愚弄人民而视之。其实，如果从代表们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曾怀疑，而且他们也相当认同这一主张。

正如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早都意识到的那样，南北和谈表面上是唐绍仪与伍廷芳两个总代表在谈判，其实是南北各界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谈判。谈判的重点也不是停战之类的琐事，而是未来中国的政治前途，即中国究竟应该在大清国已有政治架构基础上重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应该抛弃清朝，直奔现代，仿照美利坚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呢？

第一次谈判的焦点在停战等具体问题上，第二次（12月20日）谈判上来就触及未来中国政治架构问题，涉及究竟是实行民主共和体制还是君主立宪问题。这次谈判比较奇怪的是，代表北方、代表朝廷前来谈判的唐绍仪，竟然在谈判的时候表示自己个人是倾向于民主共和的，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安排，大约应该走上民主共和的路。

就个人政治立场而言，唐绍仪原本就是清廷内部比较倾心于共和的开明派。正如他坦然告诉过黄兴，也告诉过伍廷芳的那样，当武昌起事发生后，他就向朝廷上过一个折子，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他对伍廷芳说，他个人现在还是持这种观点，以为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使袁世凯接受，也才能将军队解散。开国会以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所以唐绍仪认为和平解决未来国体政体问题，只有这条正路。

唐绍仪的表态可能确实超过了袁世凯内阁的授权，更有点明显违背朝廷的利益，不像是朝廷的代表，反而很像来自革命党方面的代理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个人都有留学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对民主共和体制与君主立宪体制的优劣，当然也较一般人认识得更清楚。南北双方选择他们去对谈，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

其实，唐绍仪的这个表态是有深意的，是对舆论的一个公开测试。因为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此次谈判的同一天，另一场更为机密的谈判也在上海秘密举行。其南方代表是顾忠琛，北方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创办北洋陆军学校等军官学堂，此时为直隶陆军学堂总办。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夏清贻此时为北京红十字会会员。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说明来意。由于黄兴先前已有这样的动议，所以也就很容易接受这个方案。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廷，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各方面拥戴出任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项城。于是正式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238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