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仁 爱 5（第2页）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我们一辈子坚持奉行的？”孔子说：“有啊，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又有一天，子贡说：“我不想让别人强加给我什么，我也不会强加给别人什么。”这就是孔子对人们的告诫，也由此引发了诸多言论。西方的哲学家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的界限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不难发现，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愿意受别人的干涉，当然，别人的思想及言论自由我们也无权干涉；我们都有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侵害的权利，那么我们也不能侵害别人的身体；我们有保护通信隐私的自由，不希望隐私被别人窥视，因此，我们要严以律己不随便偷窥他人的秘密；我们不想遭人欺骗，那我们就不能欺骗别人；我们不愿意被人欺负怠慢，那么，我们就不能欺负和怠慢别人。事情无论大小，做法都是一样的。

看看我们与人的交往会发现，其中不但有消极的戒律，还有积极的行为。假如由孔子那句话引申出“自己想要的，就强加给别人”这句话，可以吗？答案是，不完全是这样。人类的欲望，有时会因为遗传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让人做出有悖于正道的行为。如果把自己想要的一切，都强行施加给别人，这样一来，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例如那些贪官污吏喜欢下属的阿谀奉承，于是就对自己的上级也阿谀奉承，这样可以吗？迷信的乡民，总爱听传教士那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然后像传教士一样对自己的亲友乱讲一通，这样可以吗？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候也会出错，比如对于那些不好的名声、直白的劝谏等，如果仍然依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进行直言相劝，而是委婉地说出真相，也未必不好。

对于那些积极向上的行为，孔子固然说过：“自己想要立业，就要让别人立业；自己想要成功，就要让别人成功。”在这句话里，“立”，就是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有一席之地；“达”，就是使人达到目标，能够成功。此时，强加给别人的事情，一定要以“立”和“达”为原则；不必强加给别人的，就以自己不想要的来概括吧。如果一辈子都能做到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弊端了。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原文

合群

吾人在此讲堂，有四壁以障风尘；有案有椅，可以坐而作书。壁者，积砖而成；案与椅，则积板而成者也。使其散而为各各之砖与板，则不能有壁与案与椅之作用。又吾人皆有衣服以御寒。衣服者，积绵缕或纤毛而成者也。使其散而为各各之绵缕或纤毛，则不能有衣服之作用。又返而观吾人之身体，实积耳目手足等种种官体而成。此等官体，又积无数之细胞而成。使其散而为各各之官体，又或且散而为各各之细胞，则亦焉能有视听行动之作用哉？

吾人生活于世界也亦然。孤立而自营，则冻馁且或难免；合众人之力以营之，而幸福之生涯，文明之事业，始有可言。例如吾等工业社会，其始固一人之手工耳。集伙授徒，而出品较多。合多数之人以为大工厂，而后能适用机械，扩张利益。合多数工厂之人，组织以为工会，始能渐脱资本家之压制，而为思患预防造福将来之计。岂非合群之效欤？

吾人最普通之群，始于一家。有家而后有慈幼、养老、分劳、侍疾之事。及合一乡之人以为群，而后有守望之助，学校之设。合一省或一国之人以为群，而后有便利之交通，高深之教育。使合全世界之人以为群，而有无相通，休戚与共，则虽有地力较薄、天灾偶行之所，均不难于补救。而兵战、商战之惨祸，亦得绝迹于世界矣。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生命

人之生命，为其一切权利义务之基本。无端而杀之，或伤之，是即举其一切之权利义务而悉破坏之，罪莫大焉。是以杀人者死，古今中外之法律，无不著之。

人与人不可以相杀伤。设有横暴之徒，加害于我者，我岂能坐受其害？势必尽吾力以为抵制，虽亦用横暴之术而杀之伤之，亦为正当之防卫。正当之防卫，不特不背于严禁杀伤之法律，而适所以保全之也。盖彼之欲杀伤我也，正所以破坏法律，我苟束手听命，以至自丧其生命，则不特我自放弃其权利，而且坐视法律之破坏于彼，而不尽吾力以相救，亦我之罪也。是故以正当之防卫而至于杀伤人，文明国之法律，所不禁也。

以正当之防卫，而至于杀伤人，是出于不得已也。使我身既已保全矣，而或余怒未已，或挟仇必报，因而杀伤之，是则在正当防卫之外，而我之杀伤为有罪。盖一人之权利，即以其一人利害之关系为范围，过此以往，则制裁之任在于国家矣。犯国家法律者，其所加害，虽或止一人，而实负罪于全社会。一人即社会之一分子，一分子之危害，必有关于全体之平和，犹之人身虽仅伤其一处，而即有害于全体之健康也。故刑罚之权，属于国家，而非私人之所得与。苟有于正当防卫之外，而杀伤人者，国家亦必以罪罪之，此不独一人之私怨也，即或借是以复父兄戚友之仇，亦为徇私情而忘公义，今世文明国之法律多禁之。

决斗者，野蛮之遗风也，国家既有法律以断邪正，判曲直，而我等乃以一己之私愤，决之于格斗，是直彼此相杀而已，岂法律之所许乎？且决斗者，非我杀人，即人杀我，使彼我均为放弃本务之人。而求其缘起，率在于区区之私情，且其一胜一败，亦非曲直之所在，而视乎其技术之巧拙，此岂可与法律之裁制同日而语哉？

法律亦有杀人之事，大辟是也。大辟之可废与否，学者所见，互有异同，今之议者，以为今世文化之程度，大辟之刑，殆未可以全废。盖刑法本非一定，在视文化之程度而渐改革之。故昔日所行之刑罚，有涉于残酷者，诚不可以不改，而悉废死刑之说，尚不能不有待也。

因一人之正当防卫而杀伤人，为国家法律所不禁，则以国家之正当防卫而至于杀伤人，亦必为国际公法之所许，盖不待言，征战之役是也。兵凶战危，无古今中外，人人知之，而今之持社会主义者，言之尤为痛切，然坤舆之上，既尚有国界，各国以各图其国民之利益，而不免与他国相冲突，冲突既剧，不能取决于樽俎之间，而决之以干戈，则其国民之躬与兵役者，发枪挥刃，以杀伤敌人，非特道德法律，皆所不禁，而实出于国家之命令，且出公款以为之准备者也。唯敌人之不与战役，或战败而降服者，则虽在两国开战之际，亦不得辄加以危害，此著之国际公法者也。

选自《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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