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民中间（第2页）

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我之中还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对于老百姓的苦，梁漱溟寄予无限的同情，他以为，似乎人类的所有恶性都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不说，只以中国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许多行为也都令人发指。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1939年4月发布的公告中，就哀词劝告各友军，不要过分扰民，指责各部队向老百姓摊派冒领给养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军纪不良，引起人民的反感，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或被逼为虎作化情事。

李树春为山东省民政厅长，廖安邦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他们所指责的“各部队”，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这自然引起梁漱溟的共鸣，遂于巡历途中将这些内容摘要电告重庆最高军政当局。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二十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梁漱溟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梁漱溟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他初去时，于5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没有一滴水，他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8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梁漱溟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军。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梁漱溟，有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等五个县城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几多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在巡历途中，梁漱溟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他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梁漱溟等特派员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可是望此也望不到的。

通过对华北华东战区的考察，梁漱溟深切地意识到，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支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哪里亦不能比。

梁漱溟巡历后要说的第二句话，是指敌人之势已衰。他认为这方面的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后来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梁漱溟沿途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梁漱溟说，这种状况至少在山东、河南是如此。

至于梁漱溟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

关心留在河南、山东敌后的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梁漱溟赴华北、华东战区进行视察目的之一。我们知道，由撤退到河南镇平的山东乡村建设工作人员改编的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在豫北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率领开入山东境内，并奉部划归山东省政府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

6月初，梁漱溟一行抵达东里店。师生相见，分外高兴。然而仅仅过了五天，东里店便遭敌人围攻，激战后，梁漱溟与秦亦文等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亦文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梁漱溟隐藏之地往北约百余里。于是梁漱溟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秦亦文部。

秦亦文部有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入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梁漱溟一行往北去就秦亦文，梁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梁漱溟一行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亦文指定秘书公竹川并警卫队六十名专门卫护梁漱溟，遇必要时，梁漱溟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脚下高低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

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亦文先请梁漱溟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去休息。梁漱溟一行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为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鉴于此种情况，梁漱溟一行实在应当马上走开，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枪声在村子西面大作，知道不好。梁漱溟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梁漱溟一行进村。而梁漱溟一行则以大雨迷蒙，人马疲困，无法看到山上的敌人。随后敌人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梁漱溟曾派人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梁漱溟机会逃走。梁漱溟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一路在后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能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梁漱溟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梁漱溟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他们隐于最后，并以梁漱溟等人的行装易被认出，解衣换衣，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在梁漱溟等人躲藏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而劝梁漱溟等人离洞他逃。梁漱溟一行始亦愿他去，暗中摸索而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梁漱溟等人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梁漱溟及其随员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梁漱溟等人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梁漱溟等人实在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梁漱溟六人外，洞内已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洞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而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假如敌人向洞内望一望，梁漱溟的随员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梁漱溟在随员的保护下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他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梁漱溟等人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梁漱溟一行到家，日落时，领他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残部径返鲁西。梁漱溟等人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秘书公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于是梁漱溟一行六人随着公竹川投止于蒙阴公姓家。公姓为蒙阴第一大姓，当地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所以梁漱溟一行在公竹川的安排下，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公竹川一直将梁漱溟一行送至平安地带方才返回家去。

梁漱溟华东华北战地巡游，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但在梁漱溟个人感觉，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北行的用意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仁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损失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梁漱溟此行之际，正值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梁漱溟指出我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功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无能为力，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梁漱溟此后致力团结而已，在巡历途中实在没有能讲一句话。

八个月的旅途中，梁漱溟见闻不少，感想亦多。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为了抗战，中国老百姓遭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梁漱溟等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中国的老百姓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力图挽救，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全明白。梁漱溟感慨：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梁漱溟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梁漱溟的第二个感想是民国建立三十年来似乎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梁漱溟一行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梁漱溟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梁漱溟的这一要求更强烈。

再明白点说，梁漱溟从这感想中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梁漱溟平素主张的自信。

梁漱溟的第三个感想是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行。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势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在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而现在日本人竟加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日本人和伪军。这完全证明不是敌人力强，而是我们中国人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梁漱溟认为，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梁漱溟的第四个感想是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正是由于中国老百姓为抗战忍辱负重的精神，使梁漱溟进一步看到抗战必胜的前途。不要说日军经过几年的战斗，士气已衰，反战厌战情绪随处可见，而伪军内部腐化分化现象更日趋严重，投诚反正者日多。在这个意义上说，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不过，从我方来说，问题不仅有，而且也相当严重。

梁漱溟此行的真正收获似乎在于他又重新回到人民中间，真正体验了一下中国老百姓在战时的生活实况，因此，此行对梁漱溟后来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39年9月17日，梁漱溟一行回到洛阳，算是此行的正式结束。

梁漱溟通过对华北、华东战地考察，一方面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也感到中国目前最大问题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他认为，这个政治问题已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而是与中国的老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现实层面的表现就是日趋严重的党派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