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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民中间

梁漱溟之所以在大后方关心兵役问题，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兵役问题的改善，在最初主要是他期待以此为抗战效力，因为按照他的本意并不想躲在大后方坐而论道，而是期望与他的学生、朋友们在疆场拼杀。所以，当梁漱溟积极推动改善兵役运动不被人们理解甚至产生若干误会的时候，他深感继续留在西南大后方已没有什么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

1938年11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闭幕，梁漱溟继续当选为驻会委员。只是他此时已然决定离开大后方转赴前线，所以向参政会力辞得脱。又经向最高当局请示，获蒋介石嘉勉赞助，同意梁漱溟以军委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华东、华北战区巡视，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军委会补助路费一万元，并派专车、专员随行。

1939年巡视华北敌后时留影（前左4为梁漱溟）

梁漱溟到华北去，是因为他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先前同他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同学、朋友在抗战爆发后因各种原因没有离开故土，梁漱溟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安危。尤其是先前在河南镇平整编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在秦亦文的率领下返回山东抗战，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不免引起梁漱溟的焦虑，促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到华北去一趟。

对于敌后的工作，梁漱溟素来抱有极大的兴趣。早在战前他就预计到，一旦中日开战，就会有很多地方为敌我双方的空白点，即我军已撤出，而敌军并未到。那么，在这些地方，乡下人最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帮助，此时此地的乡村工作亦必然较平时好做。因为在平时，乡村工作者虽然处处为农民打算，但因乡村工作者趋新，农民守旧，遂使乡村工作者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与农民形成彼此对立的样子。现在，敌人、环境压迫来，从事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农民要共同对付敌人和环境，便很自然地真正走到一起，由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由于环境所迫，非团结组织不足以应付，农民也自然容易由散漫走上团体生活的道路。正是怀有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梁漱溟决心到敌后去。

再者，早在抗战前梁漱溟就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过，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全面冲突，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梁漱溟一再强调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中国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在梁漱溟看来，当中国军队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后来，日军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这广大的疆土资源是交给敌人利用呢？还是中国人下功夫使日本人利用不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派更多人到华北华东敌后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当然，梁漱溟的用意并不是他负有什么特殊的使命返回华东华北，他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他1938年2月在徐州所写《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的随行人员黄艮庸秘书、王靖波参谋、王福溢医生等先乘军委会卡车赴西安，梁漱溟则于2日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相会。不料西安有敌机轰炸，飞机改在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游兰州，会晤了几个正在兰州的朋友。

2月10日，梁漱溟转赴西安，住在花园饭店。在西安，梁漱溟拜会了行营主任程潜，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商量，并委托他们代为电告前方将领，如遇梁漱溟经过时予以必要的协助、照料和方便。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处，承他们见告他们所常走的原武阳武一路，现在已被日军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滞留在西安无法送走。

由于与西安各方联系仍未解决进入山东的最佳路线，梁漱溟遂于2月20日抵达秋林镇，拜访旧识阎锡山畅谈大局，了解晋中战况。

返回西安后，梁漱溟一行于3月3日乘火车抵洛阳，拜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卫立煌对梁漱溟极为殷勤，坚劝梁漱溟不必忙着离开，等候合适的机会，在他亲自安排下，最后决定乘新近任命的苏鲁游击总司令于学忠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一起进入山东。

梁漱溟离开洛阳前往安徽阜阳，计划在那里与于学忠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乘小轮入皖。3月24日抵阜阳，然于学忠却已先行。幸梁漱溟的随行参谋长王靖波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学忠部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以梁漱溟准备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根据新的情况，王靖波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梁漱溟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是平安的。梁漱溟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司令彭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梁漱溟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梁漱溟一行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相对比较安全。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学忠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军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由山东乡村建设工作人员改编而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梁漱溟一行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日军进行鲁南大“扫**”，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战斗极为激烈。从此梁漱溟一行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由鲁南返回鲁西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日军鲁西“扫**”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南之濮阳。此地为丁树本专员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丁树本原为冯玉祥的部下，似与梁漱溟相识，一切情形又自不同。承丁树本派人送梁漱溟一行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梁漱溟的朋友、同学，即被改编为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第五支队从事抗战工作，于是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中国军队与日军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怀冰军长、庞炳勋总司令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梁漱溟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中国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已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须有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需；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梁漱溟的这次战地巡历风险甚大，感触良深，这对他后来一些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形成有着最直接、最直观的推动作用。例如梁漱溟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安徽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兼第十一游击纵队司令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中共力量进入其辖地；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军的力量。

皖北各县虽经日军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郭造勋专员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宗仁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造勋之所以拒绝新四军入境，其主要的理由是日军已从这里撤退，新四军既然是为了打日本，所以就不必到这里来了。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宗仁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是清一色的八路军势力。据闻当地失陷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军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军，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军不可。这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苏北与鲁南、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等各部分割管辖的地区。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军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者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梁漱溟赶到东里店的那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根据梁漱溟的观察，这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不曾见，抑以后来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

鲁西以聊城为中心，是抗日名将范筑先领导的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树本专员领导的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人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梁漱溟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梁漱溟经过时，范筑先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奔八路军，有的被改编为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丁树本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筑先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筑先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树本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生活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根据梁漱溟的观察，丁树本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现：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丁树本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梁漱溟经过濮阳时，沟路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二是空室清野。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还有中央军等，不如翼南简单。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梁漱溟一行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村子。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

例如晋城就是梁漱溟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部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部则正攻陵川，梁漱溟住庞部中，时时闻战报。而之前不久的庞部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梁漱溟认为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梁漱溟却见有八路军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梁漱溟尝有三句话说得极为痛心和真切：

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

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