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衣带诏（第2页）

杨锐没有意识到9月14日帝后冲突有多严重，更没有预见这份密诏会在后来政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当他与皇帝当面检讨新政以来所有举措得失时，似乎也觉得皇太后某些指责有道理，光绪帝过于听信康有为过激主意而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罢黜大臣、提升新锐等，已超出官场承受极限。针对皇上的问题，杨锐作了三点回应：

一、建议重建皇权中心权威，由皇太后郑重其事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皇上；皇上应确认皇太后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政治决策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二、建议对所有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如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虽获得一些舆论表面支持，而实际效果极差。

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引起不必要纠纷与反弹。杨锐相信，光绪帝如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其与皇太后的关系并不难协调，新政困难不难克服。

鉴于光绪帝一系列失误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偏听偏信了康有为激进主义，杨锐建议光绪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而贻误王朝政治前途。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激进主张深刻影响了新政以来一系列决策，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秘密。康有为个人急于介入政治高层的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掩饰，这在高层已引起相当震动。相信这些议论也会传到皇太后耳朵里，皇太后当面劝诫皇帝不要急于提拔那些未经考验的年轻汉臣，实际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等人的。许多传闻都表明皇太后确认康有为“毒化了”皇帝的思想，挑拨两宫，紊乱朝政，非君谤上，建议皇帝对康有为采取决断措施。

这一系列外在影响已使光绪帝对康有为有所警觉，此次一经杨锐点破，更促使光绪帝猛醒。光绪帝在与杨锐谈话第二天，即9月16日依然驻跸颐和园，相信他在与皇太后相处中肯定会谈到这些问题。

康有为是推动新政的有功人士，他的一些活动引起高层反感，也引起了光绪帝疑虑，但毕竟此时没有抓住康有为什么把柄。为了面子，为了不动声色平息高层不安，经两天郑重考虑及协商，光绪帝于9月17日即召见杨锐后第三天“明降谕旨”：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份明诏给康有为留足了面子。可惜的是，这份明诏在不同解读者那里却引起不同回应。康有为多年后依然以为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

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反与奖语耶？又，上召见臣工，无烦自明，乃声明召见一次，亦从来未有之事，故国人皆晓然。

康有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决策内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对他的反感以及光绪帝对他的爱护，他的偏见也促使他不能正视这一反常的“明降谕旨”，不能作出相应的正确判断。

林旭口传谕旨

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9月15日的建议。在张之洞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觉得太过。对两宫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两宫说到底是母子之间家务事，作为臣子应为皇权中心贡献心智，决不能挑拨两宫矛盾。

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9月15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接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且为同僚。

作为老大哥，杨锐对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偏激主张提出批评，责备甚切。可以相信，在交换看法过程中，杨锐将光绪帝给他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能引起足够重视，适当劝告康有为不要如此激烈。

对于杨锐的批评，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谒见皇帝。杨锐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距离。这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林旭获得杨锐相关通报当天（9月15日），已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通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将好转。

9月17日上午，光绪帝召见林旭。有关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已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君臣二人集中讨论了康有为问题，基本思路也没有超出杨锐的那些主张。这也是皇上当天明发谕旨的背景。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借官样文章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7月26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就是有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必须出京，他们自然想到让林旭面劝康有为。由此推断，光绪帝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从保护林旭角度也不再需要密诏了。

林旭当天下班后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嘱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成文谕旨，否则他当天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由此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立即执行。

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预感正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的密诏，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不知道。否则他不会外出不归，而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说，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李端菜、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能发发感慨，并没有什么具体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谕，又看到林旭留的字条。由于字条没有说具体事情，康有为也没有介意，遂于醉醺中入睡。

第二天（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他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对于林旭的劝说，康有为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皇上的情形，并口述皇帝谕旨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用词与语气看，这份御旨不是成文，更像口谕。这段文字在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差异，即便康有为在后来历次引用中，也有不同。凡此，不能说是康有为伪造。如果真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起码常识。

康有为“恭录”

林旭毕竟是昨天与光绪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康有为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光绪帝既然明降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所控制？

基于这些无限想象，康有为不敢继续猜下去。他一面草拟密折谢恩，一面默诵林旭转达的圣谕，发誓不惜代价救皇上。康有为谢恩折由林旭持还复命，康有为也明白表示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

然而，就在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却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林旭带来的消息。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政府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以为新政已在守旧势力反扑下彻底失败，光绪帝可能已被干掉。

在康有为煽惑下，这些门徒决心不惜牺牲救皇上，并由此将慈禧皇太后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解决问题。随后，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9月18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袁世凯，希望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凯出于道义捕杀荣禄，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可能性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所时，康有为已做好最坏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行装，一旦不好消息被证实即离京出走。

袁世凯当然没有答应谭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为觉得事情或许已败露，因为袁世凯毕竟是体制内高官，他不愿入伙，就意味着反叛。一股莫名恐慌情绪笼罩在康有为心头。19日，康有为在京城行色匆匆拜会了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后，接受那些门徒及朋友的忠告，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出走。

有惊无险。康有为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冲过了天津。9月24日凌晨抵达上海。还未登岸，英国人濮兰德登船迎接。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这些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说出了这份密诏，也就是这份“衣带诏”。

按康有为理解，林旭转达的圣谕是皇上专门给他的。这在别人或许以为康有为在捏造在臆想，因为康有为毕竟没有皇上的手谕，没有皇上的真迹。但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谕旨享有同样价值。实事求是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没有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那样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此后十年这样说时，并没有遇到清政府正面反对或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衣带诏”的存在。

口谕是不成文的，康有为在此时或稍后过录时，就难免有文字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反对者以为是康有为作假的证据。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差异正说明康有为诚实的一面，因为如果他存心作假，就一定会使各个版本完全一致，近乎完美。

不过，百年来研究者有一个猜测是对的，那就是光绪帝根本没有密诏交给康有为。康有为这份密诏的源头就是光绪帝赐给杨锐的，也就是杨锐儿子杨庆昶1908年提交给清政府的那份文件。

这是对的。只是过往研究对康有为道义上的非难有点过。康有为肯定没有看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他所凭借的就是林旭“口传圣谕”。而林旭或许从杨锐那儿看到过原件，或许也没有看见，但他确实从杨锐那里知道有这份文件，或许也从光绪帝那儿知道这回事。他为了履行光绪帝的嘱托，为了应对杨锐的批评，总之，为了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实现杨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的计划，林旭肯定在康有为面前稍有夸张，其口传的圣谕虽说有根据，但在文字上却极端简略，只剩下让康有为离开北京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