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一触即发（第1页）

东北亚，一触即发

进入近代之后，东北亚问题一直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成为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重要火药桶之一。1894年的中日战争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第一次动用军队也为此而来。因此怎样结束东北亚的乱象，除现实政治考量外，应该注意其与历史传统的关联度，因为在前近代的历史上，这一地区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地区以前，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国的藩属，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享有完整的行政主权，但由于与中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受到中国在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中国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竭力维护中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挑衅、欺侮。中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的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得失利弊。

然而，当西方势力开始向亚洲渗透后，中国在西方的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各周边藩邦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宗藩或势力范围，它们在根本目标上是要将中国纳入西方势力主导下的所谓世界一体化的新秩序中，中国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的殖民范围。中国素来信奉和坚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所谓“进化论”。

进化论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政治”，其与中国一直信奉、遵守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只是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国出于民族存续的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的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先前的各个藩邦在失去了中国的保护之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个强势国家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的形成可能有许多的复杂因素，然而认真考究，可能与中国立国原则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宗藩体制开始松动

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始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英之间贸易逆差的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因鸦片平衡贸易逆差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与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并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

中国的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因越南问题而引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在历史上比较长时间为中国的附属，只是后来因中国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的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而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运动的进行而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中国的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的时候，大清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占领与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的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并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是清政府坚守安南为中国的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从中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所具有的伦理观念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使藩邦能够获得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反，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在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在中国的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却成了清政府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有国际视野，最懂得近代国家的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张中国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和尽义务，所以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该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该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之间的冲突，既维护安南的利益，也不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奕?、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的消耗，几乎丧失殆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使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的基础而言，毕竟时间也太短，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比，当然也就不足以与西方强国言战，更不要说正面交锋，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地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奕?与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国军队以打击，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顺利地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恭亲王奕?、李鸿章等人的设计从现代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着可以一试的“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主义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的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政府内部相对比较边缘化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已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的宗藩观念和道义力量，对法国的扩张行动颇为不满，他们共同谴责恭亲王奕?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者，使清政府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还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的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在中国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的宗藩国家的条件下，中国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并不被1883年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议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同年8月，法国军队开始在红河盆地对黑旗军作战，并很快突破黑旗军的防线。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黑旗军的失败尤其是越法新协定的签署极大地激怒了清政府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向清政府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他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对中国进行商业和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清政府的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的同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和巩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并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政府最高统治层的回应，清政府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和广西调正规军五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五万人的清军。中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乘机罢免了恭亲王奕?的职务，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而法国则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一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协定却遭到了清流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该在三个月之后。可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南的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6月23日，中法军队再次冲突，战事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一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的中国腹地。所以，和约的无效及军事冲突的再起使法国更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一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政府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政府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的方式攻击福州，仅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成功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战线的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的再起及朝鲜问题的困扰，清政府决定乘谅山大捷的机会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的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东北亚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不败而败”表明二十余年的洋务新政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中国南方的朝贡国只好一个又一个接着丧失。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南部边界实际上已面临着英、法两国的共同威胁。

逐步被迫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附属国的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丢卒保车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危险，除了国内的骚乱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他们不愿意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上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而入，从北方尤其是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为什么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有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琉球国的无端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