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在想什么（第2页）

针对日本人的阴谋，敏锐的宋教仁利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通过对中日韩历史文献详细检索与考订，证明这块土地至少从唐中叶至明末，一直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便朝鲜居民也不曾在这个漫长时间段到这块地方居住过。

除国际法知识外，宋教仁大量运用中、日、朝文献进行佐证，甚至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方法。这是一部天才著作，但宋教仁并没有利用这部著作去批判清政府卖国。相反，宋教仁写成这本书，据说有日本人愿意高价收购，也有出版商愿意炒作，但都没有打动宋教仁。

宋教仁另有想法。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这部后来命名为《间岛问题》的文稿送交中国驻日本公使李家驹，或者也曾希望李家驹将这部著作呈送现在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现在是清政府当朝政治红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老师李鸿章和太老师曾国藩。

我们当然不能说宋教仁将这部书稿作为投奔袁世凯的“投名状”，但历史确实就这样蹊跷。李家驹看到宋教仁这部书稿后感慨万千，想不到革命党人中还有这样有思想、有才华、有爱国情怀的青年人。李家驹迅即安排抄写两份送回国内，一部交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部送给外务部，转呈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郑孝胥通过另外渠道也见过宋教仁这部天才著作，并在不同场合为这部书鼓掌喝彩。郑孝胥此时为立宪公会会长，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为大佬，而且是此时接近体制，与体制比较近的人。

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赏，他除了利用宋这些研究成果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维护中国主权外，也托人郑重邀请宋教仁回来参与外务部工作。如能成行，袁世凯答应给宋教仁四品衔。这在当年绝对是进入了体制内的“高干”序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怎样地欣赏。

宋教仁收到袁世凯的邀请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只是根据宋教仁被刺去世后革命党人的回忆，宋教仁好像对袁世凯的邀请不屑一顾。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说清政府欲请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邀请没有回应。至于后来袁世凯通过驻日公使愿意支付两千酬金，也有人说被宋教仁拒绝。还有传闻说宋教仁面对这些**，曾大义凛然表示自己费尽心血写作《间岛问题》，只是为中国争土地，而非为个人赚稿酬。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看法均出现在一个特殊背景下，这个背景就是革命党因宋教仁被杀，正准备与袁世凯闹决裂，正准备开始“二次革命”，那么这些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宋教仁无意回归主流社会，无意像刘师培那样回国参与变革，参与立宪，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刻印此书？公开出版既有利于传播正确知识，也有利于中国政府对日谈判，更重要的，不是还可以顺带批判清政府卖国、清政府无能吗？

显然，过去的说辞有不够周密之处。宋教仁不是不想通过此书回归主流，只是自己的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回归主流时遇到了问题。即便清政府不介意他的过去，但革命党人很难容忍宋教仁走到这一步。就像刘师培夫妇一样，宋教仁真要踏上回归主流社会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宋教仁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回归主流，但宋教仁与袁世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应该由此开始，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契机，尽管宋教仁暂且留在了革命阵营，暂且继续革命。

转向宪政

宋教仁因种种原因无法回归体制参与变革，参与立宪，暂且留在革命阵营继续革命。其实，革命者此时对于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并不是那么清楚，并非具有明确界限。即便理论上超强的梁启超，其实也是一会儿革命，一会儿改良，至于那些追随他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以及一切关心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人，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比较模糊的。革命与改良，并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只要遇到合适机会，革命与改良照样可以合一，可以相互接纳。这在宋教仁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据记载，宋教仁没有像刘师培等人那样回归体制参与宪政，而是在体制外继续革命，但是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其实宋教仁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心中并没有谱。只是由于清政府在君主立宪最后时刻失误连连，反而使革命等到了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宋教仁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参与工作，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为军政府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鄂州约法》对于湖北军政府乃至稍后独立各省，都具有根本法或借鉴意义。

从文本进行分析，《鄂州约法》并没有什么革命气息，通篇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很显然，宋教仁主导起草《鄂州约法》与孙中山一直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军政、训政及宪政三阶段革命理论毫无关系。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在本质上与清政府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归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而已。很显然，宋教仁的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后人大多夸大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质，夸大宋教仁身上的革命性质。其实，就宋教仁个人而言，他确实在过去很多年参与革命，领导革命党人反对满人的斗争，但是宋教仁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多年来对西方近代宪政理论的研究和认知，都使他确信中国应该走上宪政的路。

湖北军政府的中心地位很快就被上海取代了。11月中旬，宋教仁离开武昌转往上海，开始在那里为筹建全国性新政府殚精竭虑，费尽心机。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负责新政府法律制定。

在筹备南京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设想是内阁制，后来许多人以为宋教仁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想当第一任内阁总理。其实这是不对的，即便宋教仁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宪政专家宋教仁一定清楚他不可能当永远的总理。其实如果从政治架构角度说，宋教仁的主张其实就是希望构建一个稳定的宪政架构，内阁可以永远地倒阁、组阁，但大总统在选举出来之后，一个任期制内是不变的，是稳定的。这就是一种宪政主张，是一种有限的政府权力。

宋教仁的这个主张因为孙中山的归来而没有实现，孙中山顺利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就改为总统制，孙中山拥有最大权力。然而，孙中山当年提出这样的动议的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很快又会被迫放弃权力，南京临时政府必须终结，必须将权力转移给在北京成立的袁世凯中华民国政府。

为了遏制袁世凯，用孙中山的话说，为了防止袁世凯滥权，溢出民主法制的轨道，孙中山利用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议修改组织法，将新政府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是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人修法，为后来开了很不好的先例。不过，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宋教仁先前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了，孙中山宣布退出政坛，宣布竭尽全力从事民生，用十年时间修筑十万里铁路。黄兴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出任南京留守，负责南京临时政府及南方军人遣散等使命。更多革命者比如李燮和等，始终抱着功成身退的心态，或解甲归田，或专心从事专业，对现实政治格外热心，以为可以一展抱负的革命党领袖层面的，大约只有宋教仁。其他如蔡元培等，毕竟还算是教育专业人士，而非专业政治家。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而宪政的原则在竞争，只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而不是暴力革命，方才是宪政国家，宪政原则。基于这样的理由，宋教仁先是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内阁总长显然不是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或许正如许多朋友比如章太炎所猜测的那样应该是内阁总理，而章太炎也确实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这样的判断相信宋教仁也一定听到过不少。别人的判断恭维加上自己的认知，宋教仁找到一个机会就辞去了总长职务，专心致志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应该做的事。

民国政治在宋教仁看来就应该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要点就是责任内阁，大党组阁，所以宋教仁在1912年7月退出政府之后，就将全副精力专注于政党建设，参照同盟会旧有架构，并以同盟会的名义，邀请各友党、各小党合组一个大的国民党。参与宋教仁国民党的小党有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他们于1912年8月召开合并成立大会，宣布新国民党的成立，宣布推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当然还是宋教仁。很显然，宋教仁希望继续利用孙中山的政治招牌去从事和平竞争的民主宪政。

筹组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是民国元年中国政治奇观，几百个政党在一夜之间仿佛奔涌而出，然后整合合并，渐渐形成一些具有独立政见，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大党。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就属于这样的性质，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年底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谋取议会多数，然后组阁。

宋教仁的想法没有丝毫错误，他对民主政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也非常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期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步到位成长为成熟的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谋取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民国元年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戛然止步，孙中山拍案而起，“二次革命”爆发。中国迅即进入一个政治动**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