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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想什么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著有《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间岛问题》。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的轴心人物，在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创意，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只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足以统一中国，也没有资本南北分治，不得已，南方革命党人只能接受南北妥协，接受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重建统一。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南方革命党出身的许多领袖像孙中山、黄兴等，都因各种原因渐渐淡出，唯独宋教仁面对新的政治架构兴致盎然，极为亢奋，似乎终于找到现代中国政治的钥匙。1912年，宋教仁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合并诸多小党，用同盟会名义与这些友党一起重建一个全新的国民党，发誓通过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平夺取政权，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革命通过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宋教仁这些想法与做法在过去很长时间被讥讽为“超级议会迷”；最近若干年评价有变，他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宪政先驱者之一。其实，如果从宋教仁的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宪政中国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期待。

走向革命

辛亥后百年意识形态重塑，使我们越来越不太清楚革命前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闹革命，他们难道就是为革命而革命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

其实，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

1894年，孙中山发奋为雄，倡言革命，就是因为他看到满人统治的大清不仅黑暗，而且腐朽。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不是因为中国技不如人，兵不如人，而是因为清朝政治统治太腐败、太黑暗。所以即便只有一个人，他也发誓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推翻满人的殖民统治。

说满人对中原进行殖民统治，是孙中山那一代人的认识局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统治者如果居安思危，如果奋发有为，如果注意社会公平和秩序平稳，被统治者就没有革命理由，更没有革命机会。

历史上不存在天生的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被动的。不仅孙中山如此，宋教仁等革命者莫不如此。

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8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享受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开始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经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政府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政府虽说宣布新政，实行改革，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又重新复苏，政治热情也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政府。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政府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政府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唯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这场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之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政府“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向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政府已经没有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满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政府，对着满人。

在这种气氛下，宋教仁一面在日本政法大学研读法律，一面和那批闹革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主张仿照世界先进国家，构建一个常态的“完全国家”，实行民主共和，进而使中国成为20世纪世界舞台上第一流强国。

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登有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遂被日本政府取缔。同时又幸运的是，到了1905年底，《二十世纪之支那》更名为《民报》继续出版，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这是宋教仁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暂且革命

我们过去说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是中国革命的**。这是对的。因为同盟会的成立，确实标志着反体制的革命进入**阶段。从革命意义上说，这是清政府不改革或假改革的必然后果。既然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清政府当然就得承担被改革、被革命的后果或压力。

不过，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革命**反过来必然反制清政府，促使清政府走向改革，走向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政府形成巨大刺激。清政府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政府就可以缓解变革的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政府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等待这些大臣考察归来，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目标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清政府预备立宪改革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跟着闹革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同意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诸如刘师培夫妇，诸如先前极端排满主义者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必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改革的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做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现在既然清政府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人。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进行政治活动，其本意就是到那里发动“马贼”起义。根据刘师培分析，“马贼”是宋教仁的背景与靠山，就像孙中山依靠华侨，黄兴依靠会党一样重要。至于宋教仁的动机及背景，也应该与徐锡麟、秋瑾及孙中山、黄兴策动的起义相似，都是为了拯救革命，唤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无意中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阴谋，这使宋教仁的计划随之改变。留居在那儿的日本人正在通过历史重塑，试图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说成是朝鲜固有领土。而朝鲜此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地方收入囊中。日本人、朝鲜人称这块地方为“间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