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非典型的流亡者（第2页）

对于汉臣来说，宫廷内部的事务特别是两宫之间的问题确实不宜多嘴。杨锐的坚守是对的，而皇上对杨锐的器重也是真的。不得已，皇上给杨锐写了一份密诏，意思是将来真的因此而遭遇不测，这就是遮风挡雨的“免死牌”。

有了这张“免死牌”，杨锐终于吐露了心声。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不过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杨锐告诉皇上，京城官场之所以这段时间聚讼纷纭，冲突不断，其实都是康有为引起的。维新运动应该往前推动，但要想健康发展，就应该将康有为请出京城。

康有为确实在过去几年为维新运动的发展作了大量有益工作，对1898年政治变革贡献良多。但是，康有为不仅以激进思想引起恭亲王和一大批满洲贵族的反感，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到处串联，激起官场阵阵涟漪，原本官官相护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官场一时间变得格外紧张，原本并不存在的新旧阵营严格对阵的情形，似乎被康有为越说越像，好像清政府内部真的存在着新旧两军对垒的情形。在这种局面下，杨锐的建议无疑切中了要害，因而引起皇上的认同。

其实，对于康有为，皇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月前，朝廷就明发谕旨让他到上海接管《时务报》，改版为《时务官报》，成为中央政府的言论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舆论，促动全国正在形成的维新思潮。然而由于康有为与《时务报》掌门人汪康年交接不顺，加上康有为不太愿意离开北京，放弃就近参与现实政治，那份明发谕旨名存实亡。现在杨锐建议支走康有为，并不使皇上感到格外吃惊，所以光绪帝很快按照杨锐的意思又下发了一道谕旨，责成康有为早点打点起程前往上海接管《时务报》。皇上还在随后与林旭的谈话中讲过这个问题，大约也有让林旭就近劝说康有为的意思。

皇上与杨锐、林旭之间讨论的真实情形现在无法复原，但林旭确实在随后找到康有为，劝说康老师还是接受皇上的安排，尽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林旭是康有为的狂热崇拜者，但由于杨锐严厉批评和朝廷纪律，林旭没有办法向康有为说出实情，他只能公事公办希望康有为离开北京，这当然不能让康有为信服。不得已，林旭只好口传谕旨，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将皇上写给杨锐的那道密诏作了转达。林旭此举似乎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期待能用皇上的名义逼走康有为。

林旭的用意是好的，他确实是为了康有为好，只是康有为错误理解了这份密诏的意思。密诏中有“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等字样，这原本是皇上让杨锐找几个人商量“新旧两宜”万全之策，却被康有为误读成了皇上遇到大危险，甚至已被守旧势力如慈禧皇太后所囚禁。所以康有为在支走林旭之后，竟然发誓要动用袁世凯的新军包围颐和园，然后派江湖领袖唐才常、大刀王五、毕永年等入园劫持皇太后，迫使慈禧皇太后将权力还给光绪帝。结果当然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这个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出了纰漏，康有为、梁启超不仅没有成为“维新元年”开国英雄，反而连累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这就是1898年秋天中国故事的真相。凭借着这些事情，清政府怎么可能在1905年像对待刘师培夫妇那样赦免康梁，怎么可能将梁启超重新纳入体制？即便慈禧皇太后不在了，光绪帝不在了，主持大清国日常事务的摄政王也不是阿斗，他是光绪帝的亲弟弟，是慈禧皇太后的亲外甥和亲侄子，他当然清楚当年的真相，当然不会因梁启超这几年在海外鼓吹保皇鼓吹改良就赦免他。摄政王不会领梁启超的情，因为梁启超毕竟是当年“围园劫后”那场未遂政变的主谋之一。

与清政府分道扬镳

光绪帝、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后，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立马觉得平反昭雪的机会来了。先是杨锐的儿子将他家藏的那份光绪帝亲手写就的密诏捐了出来，希望朝廷能够给杨锐恢复名誉。梁启超也乘机向朝廷提出类似要求，希望朝廷能够看在他们流亡海外多年来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分上，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回归主流，参与现实政治。

梁启超的请求是合理的，清政府其实也可以考虑。只是赦免关涉对1898年政治事件的重新评价，而梁启超所叙说的故事脉络在摄政王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悔罪诚意，因此年轻的摄政王在请教了庆亲王、张之洞等政治元老之后，决定维持1898年原案不动摇，不对梁启超、杨锐等人平反。

清政府的不予通融肯定伤透了梁启超的心，十年等待十年忠诚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这怎能让梁启超再继续忠于朝廷呢？即便从“会闹的孩子有奶吃”这个中国政治规律说，梁启超也必须学会与清政府翻脸。于是，梁启超从清政府政治改革的支持者逐渐疏离，并在关键时刻临门一脚，走上朝廷的政治对立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辛亥革命发生后梁启超大肆活动时，严复不去指责梁启超，反而在写给《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大骂年轻的摄政王是“最近一个笨伯”，为什么不能采用变通办法暂时接纳梁启超等人呢？为什么一定要亲手制造一个最有能量的造反者呢？

按照严复的看法，摄政王没有接受梁启超的请求绝对是犯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至少是将一个原本可凭借可团结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这对后来的政治发展危害极大。

摄政王的拒绝使梁启超等人非常失望，多年的流亡生涯还得继续，只是梁启超在此后转变了斗争策略，他虽然没有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公开合流结盟，但他对清政府和摄政王的批评越来越多，有些批评相当苛刻、犀利，特别是梁启超那支带有**的笔，往往使朝廷和摄政王非常尴尬。“无皇可保”的梁启超渐渐演变成清政府政治的反对者，并毫不犹豫地加入反对清政府和摄政王的大合唱，加入唱衰预备立宪的阵营。根据严复译述，梁启超在他主编的《国风报》中如此抒情：

“哦，中华的子民哪，你们现在唯一的目的（事实上是生与死的问题），是推翻这个毫无价值的、罪恶的政府。其余的政治行动，不论是好是坏，是立宪还是专制，都是不合适和荒谬的。”

梁启超的这段话已经说得足够明白：清政府不论是立宪还是继续专制，都没有继续存在的法理基础和历史根据。清政府必将终结。这就是梁启超在清政府拒不给他平反之后的反制措施，梁启超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反对清政府的政治道路。

此时的清政府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立宪改革，按照清政府既定规划和梁启超等人原先提出的设想，君主立宪毕竟是改变中国政治架构的大事件，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这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时所确定了的。然而，现在皇太后不在了，皇上也不在了，国内的立宪党人不知怎么突然有意改变先前的“有计划政治”，一再向朝廷请愿要求提前立宪。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国会请愿运动。

梁启超由于无法回国，没有在请愿运动现场现身，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对这场运动格外上心，派遣同党及门生返回国内，一方面鼓吹加速君主立宪进程，一方面这些同党和门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介入各省咨议局竞选，尽量多地占据咨议局的席位。

在鼓吹君主立宪加速的同时，梁启超照样毫无顾忌地唱衰清政府，不断宣称清政府不彻底改革就会被历史抛弃，这些言论当然把握住了敏感的政治边界，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毕竟很快就要立宪了，因此梁启超的这些言论不仅无法被内务部或各省阻止、压制，各省及内务部当局反而因能够容忍梁启超的那些极端言论而自豪。因此，梁启超的文章与革命党人的数百种报纸杂志便一起流向内地，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为1911年政治大变动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进入1911年，预备立宪按照修改后的日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指日可待，革命者觉得无望，就在那年春天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这场暴动后来被定名为“黄花岗起义”。因其死难者中确实有不少梁启超的同党或门生，所以梁启超借着这个机会加大了对清政府的抨击，大有彻底翻脸的意味。

紧接着，清政府又在立宪问题上犯了两个不该犯的错误：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两个错误也给了梁启超极好的口实。梁启超借机严厉批评清政府政治上缺少起码的诚意，是信用破产；经济上则是不择手段掠夺民众正当财产，明显具有国进民退的意味。假如清政府在此之后能够妥善处理这两个问题，梁启超肯定无法得手，当清政府真的进入君主立宪时代之后，梁启超或许能在立宪体制下重回正途。无奈清政府不愿撤销皇族内阁，不愿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终于因此酿成武昌起义，给原本并不一定与清政府彻底决裂，原本准备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送来一个不得不做的机会。

梁启超敏感地意识到武昌起义的意义，他迅即制定应对策略，派员潜回国内，策动北洋新军推倒皇族内阁，呼吁立宪党人和各阶层支持立即召开正式国会。这些活动迎合了新军、立宪党人的正当要求，也与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没有太大冲突，梁启超将矛头锁定在清政府和摄政王。

根据梁启超的安排，麦孟华、雷奋、徐佛苏等同党或门徒利用各种关系策动广东及西南各省督抚抢先独立，向清政府和摄政王施压，谋取政治上的控制权和主动权。继而在北方，梁启超又利用与新军将士各种复杂的师生关系，动员新军将领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皇族出身的军事将领载涛、良弼等人掌握出手控制禁卫军，策动这些军队进攻北京，用武力推倒皇族内阁，逼退摄政王。

为策动军队哗变，梁启超可谓费尽心机。他既马不停蹄在海外筹措巨款以为国内各地义军联络费用和军事费用，又不辞辛苦游走南北尤其是东北，亲临一线与清军中具有立宪思想的将官亲密接触，策动反正，谋划光复。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梁启超活动频繁，影响最大，所以当袁世凯1911年11月16日受命筹组责任内阁取代庆亲王领衔的皇族内阁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竟然被清政府任命为法部副大臣，由政治流亡者一跃成为大清命官。

袁世凯邀请入阁，清政府又批准这个邀请，对于梁启超来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尽管清政府没有为梁启超平反，但先前的那些罪状必将被一阵风吹走。至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前纠葛多年的所谓告密指控，其实也随着梁启超入阁而消解。梁启超在突然之间成为清政府、袁世凯及新军将领、革命党人还有立宪党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领袖，他先前对清政府的批评加剧了政治变革的到来，他对新军的策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武昌起义后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所以当南北和解、清帝退位、民国告成时，梁启超不期然成为大清帝国终结的英雄，成为新政府构建的元勋，因而当其返回国门时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梁启超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