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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非典型的流亡者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号少荃（泉），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谥文忠。

1912年10月8日，也就是在武昌起义一周年前夕，流亡海外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高调回国，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如果说与梁启超有政治关联的民主党、共和党盛大集会，为其归来大造声势还能理解，因为他们毕竟还要在民国的政治架构下继续活动。然而，不好理解的是袁世凯，他曾长时期被康有为、梁启超攻击，现在却也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望着梁启超归来，不计前嫌，一再许诺，好像中国离开梁启超就无法运转，袁世凯政府离开梁启超就要倒台似的。更不好理解的还有革命党人，他们在过去十几年“革命时代”，几乎一直与梁启超正面冲突，然而现在黄兴等革命领袖像恭候开国元勋一样在天津守候多日，期待在梁启超踏进国门第一时间给予接见；至于前清旧官僚、民国新官僚就更不必说了，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等，也在天津列队恭迎，排队请客。整个天津在那段日子里，简直是为梁启超一个人而存在。盛大隆重的欢迎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持续数十天，弄得梁启超自己都不好意思，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谦逊地”表示：真的想不到国内对他这样欢迎这样隆重，这些欢迎仪式太过盛大太过招摇，真的有点担当不住了。在过去十几年流亡日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形。此情此景，太令人难忘了。

百年后回望1912年，一个长时期坚定保皇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会在民国元年被尊为民国元勋呢？梁启超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者向共和主义者华丽转身的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

保皇背后的功利主义

其实，梁启超被英雄般地欢迎是对的，因为他在此之前虽说长时期坚持保皇，坚持支持清政府的政治变革，维护体制，反对革命。只是人们不太清楚，梁启超维护体制、维护皇权、反对革命的坚定性非常有限，而且在关键时刻最先转向，成为旧体制的终结者和新体制的共建者。只是在过去一百多年，我们被梁启超给出的近代史叙事所遮蔽，只记住了他的改良一面，忽略了忘记了他在晚清最后时刻走向政治反抗，加入造反者队伍的事实。一百多年过去了，各种史料逐渐呈现出来，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重建这段事实。

梁启超在政治上发迹主要得益于1898年政治变革，特别是变革的失败。不论“戊戌政变”真相如何，梁启超都是最大受益者，他因“戊戌六君子”惨死而长时间获得了道义上的同情。至于在海外流亡那些年，不论风云变幻，梁启超除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想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手反清排满外，基本上都坚定地站在清政府这一边，至少在表面上在公开言辞中始终对光绪帝痴心不改，一再向清政府表白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拯救光绪帝，就是要将被慈禧皇太后夺取的皇权还给皇上。然而，对于梁启超的这些宣传、谄媚与讨好，清政府始终不认账。光绪帝数次公开发言，痛斥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的那些说法荒诞无稽，1898年政治转折根本不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那个样子。

对于清政府的指责，梁启超不理不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宣扬保皇。实事求是地说，在流亡的那些年里，梁启超先后主编了好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文章，传布了大量新思想，比如“新民说”，比如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对于中国后来的政治进步贡献良多。

在流亡的日子里，梁启超的这些活动都没有问题，但只要涉及1898年秋天那场政治转折的故事，他的看法就不被认同，不被接受。比如他一直认为清政府政治不进步不改革，清政府之所以在1894年之后一次又一次被动挨打，都是因为有慈禧皇太后揽权，因为光绪帝没有掌握实际权力。皇权中心的偏移是个重要原因，而慈禧皇太后政治上保守偏听偏信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是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一般看法。

其实，从晚清政治史的实际情况看，梁启超的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梁启超根据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想象，怀疑清政府在1898年权力中心偏移是不对的。光绪帝不仅在1898年拥有权力，即便到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也是御前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如果一定要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强调光绪帝在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之后就被囚禁在瀛台，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此后十年中国的政治史，因为到了1900年，当中国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中外冲突迫在眉睫的时候，还是光绪帝在御前会议上力挽狂澜，阻止强硬派对外寻衅开战。假如光绪帝此时失去了自由，他一定会像一个泥菩萨一样听之任之，不会龙颜大怒，甚至动手动脚。至于光绪帝动辄“钦奉懿旨”去表达自己的权力，更不能说明他没有实际权力，这只是晚清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处理方式而已。

梁启超恭维光绪帝，排斥皇太后，这是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1898年就开始了的，流亡海外后更不好更改。当然，有人指出这并非历史真实。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怀疑梁启超的人品，不能以为他在造假，在编造历史。只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便梁启超如此真诚地相信清政府内部存在着皇太后和皇上两个权力中心，那也只能说明他是囿于个人的特殊视野，无法关照全局而已。

问题在于，梁启超为什么在流亡的日子里一直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直恭维皇上批判皇太后呢？对此，严复后来有个解读，他以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其实都很有些功利主义，都相信比慈禧皇太后小三十六岁的光绪帝肯定有机会掌握全部权力，他们只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皇上，一旦皇上顺利上位，或者说一旦慈禧皇太后百年之后，他们就是大清新朝的功勋大臣，就是光绪帝最为仰赖的得力干将。我们不必从阴谋论角度去解读梁启超的政治见识，只是从日常情理说，梁启超有这个想法太正常不过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前想到，比慈禧皇太后小三十六岁的光绪帝竟然在三十八岁那年突然病逝。更没有想到的是，光绪帝去世第二天，慈禧皇太后也相继归天。这两件事情太蹊跷了，不仅与梁启超内心深处多年的预判相差太大，而且突然而至的大变故，让梁启超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走。

思前想后，又经与康有为等各方面协商，梁启超认为，无论如何应乘此机会要求清政府给他们平反。只有平反，他才能回国，才能以正当身份参与现实政治。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按理说，当1901年新政发布的时候，清政府要走的路线，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所给出的方案，但是梁启超作为清政府的罪犯和叛逆者，朝廷并没有给梁启超任何机会。梁启超在海外保皇，鼓吹新政，鼓吹改革，其实都是自觉自愿，清政府并没有任何人通知他这样做。

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清政府走到这一步，确实隐含着梁启超海外多年来的鼓吹之功。据说，在日本考察的这一路大臣，不仅与梁启超有很多接触，征询意见，而且就连大臣们向朝廷提交的考察报告，也是由梁启超主笔或润色的。

对于这个传闻，其实不必相信，不要以为朝廷中真的没有人才。但是这个传说说明一个问题，即清政府确实应该考虑让梁启超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可是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清政府为什么能够允许极端激进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夫妇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并给予相当的安置，那么为什么始终不肯赦免梁启超，不愿让他返回国内介入现实政治呢？

众所周知，刘师培是激进的革命者，但刘师培夫妇只是理论上的革命派，他们并没有什么刑事罪责，所以当清政府宣布进行君主立宪改革后，像刘师培夫妇这样的人回来得很多。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大收获，赢得了人心，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孙中山、黄兴等极少数革命领袖，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极少数与1898年政治事件有直接关联的人。

对于清政府来说，对一直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自己的革命党人没有妥协余地，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对一天到晚叫嚷着保皇的梁启超也如此苛刻、不能谅解呢？过去，我们都囿于梁启超单方面的意见，一直不清楚1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一直以为那一年秋天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就是慈禧皇太后为了控制权力，下令抓了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囚禁了光绪帝，放逐了张荫桓，开除了陈宝箴等一大批大臣。这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描述的故事脉络，一百多年来人们信以为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

我们不必怀疑梁启超造假，或许他还有什么隐情不便说。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一百多年积淀和几代人研究，梁启超所描述的1898年这个故事脉络彻底混淆了事情的真相。

根据各方面资料进行对比，1898年秋天，当政治变革遇到巨大困难，皇上因开除礼部六大臣而受到各方特别是皇太后责难后，梁启超等所谓“维新阵营”核心层似乎由此普遍认同了康有为的判断：清政府内部可能真的分成两大阵营了，帝党一方力主改革，倾向维新；后党一方反对改革，力主守旧。基于这样的判断，当皇上要求谭嗣同为设立新的政治机构从历朝实录中寻找依据时，就连先前不信康有为帝党、后党阵营分析的谭嗣同也恍然大悟，以为清政府的政治权力可能真的还牢牢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里。

谭嗣同的敏感是对的。退居二线的慈禧皇太后确实握有清政府的实际权力，只是在家天下背景下，我们不必夸大慈禧皇太后和皇儿母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大清国根本利益上别无二致。所以当慈禧皇太后就礼部六堂官撤职事件和皇上交换看法并略有指责时，皇上并没有抱怨皇太后偏听偏信，而是找沉稳且机智多谋的军机章京杨锐出主意想办法：正在推行的政治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能做到既不影响大清改革，又不使皇太后忧心焦虑，更不要使皇族和满洲贵族们感到危险，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做到新旧两宜，各得其所。

杨锐是张之洞及门大弟子，虽说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同时被任命为军机章京，都算是所谓“维新阵营”中的人物，但是杨锐的经历和知识，使他根本不能认同康有为的看法，只是碍于职守，杨锐并没有对谁表露自己的政治心迹。皇上虽找他出主意寻找新旧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然而由于这些问题毕竟牵涉两宫，牵涉大清政治高层最敏感的问题，杨锐似乎抱着一种信念，即便有想法，打死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