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坏的与最好的东西 丁文江的科学主义（第2页）

民国初年，科学主义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但传统偏见仍在知识界高居统治地位，像地质学这种专门学问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知识界依然信奉着修齐治平的知识背景。丁文江履新之初，实可谓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因此地质专门机构的成立，就被中国现代科学史视为中国地质学崛起、兴盛的关键性事件。

1913年6月，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门停办后闲置的图书标本，以农工商部的名义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稍后又在这个研究班的基础上创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连续招生。首批学员不少是丁文江在南洋中学时的学生。1916年，第一批三十名学生毕业，大多留所工作，并逐渐成长为骨干力量。

在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同时，丁文江更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条，反对坐而论道，主张实地考察，这是因为丁文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甚至连西方学校都存在缺乏第一手观察的不足之处，而中国学生对于艰苦的体育锻炼则更缺乏准备。

鉴于此，丁文江每周都要组织学生进行野外考察，他的信条是：“移步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要求学生在真正掌握地质学的原理和基础后，必须系统研究中国地质资料，必须亲身进行实地考察，亲手绘制地图、采集化石。

丁文江这样要求学生，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有经费，他就会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1913年底，丁文江受工商部委托，沿正太线对太行山脉进行考察，并对井陉和阳泉地区的煤矿储量作了调查。翌年初回到北京，很快又受交通部委派，前往西南地区进行长达一年的矿产资源勘探。丁文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对许多地方进行测量，重新绘制地图或地质图，收集标本，并记下生动活泼的考察日记，详细记述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山水风景、自然地理以及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这是中国科学家利用现代学术训练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典范意义。

1915年初，丁文江结束在西南地区的考察回到北京。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组为地质调查所，依然隶属于政府，专门从事地质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任所长，直至1921年因家庭原因辞职离开。

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贡献巨大，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山祖师，他和他的早期同事一起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学科范式，使这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在国际学术界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和著名学者。此点正如胡适1922年所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丁文江还被视为地质学领域中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与网络，为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兴盛提供了健康的外在环境，李济后来在评价丁文江的学术贡献时强调，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当然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期待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又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既不像梁启超那样赞美清代学者以复古为革新的尝试，更没有像胡适那样着力挖掘非儒学派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构关系，寻找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丁文江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只是他对中国文艺复兴背景的解释却与众不同，值得玩味。他指出，在唐代的自由与艺术文明衰落之后，宋代出现了一股反动逆流，那些打着新儒学旗号的理学家们以一种愚弄人的形式主义毒害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是致力于通过佛教思想改头换面成为一种玄学启蒙，实际上是反知识的，是不讲方法的繁琐哲学，是没有信仰的宗教。直至17世纪初，明智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知识感到不满足，再加上政治上的不满强烈刺激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活跃和探索精神，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沉睡中被唤醒，开始注意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对传世经典的研究上。

这场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始于对传统经典的品评，以引进西方科学和哲学而结束。丁文江指出，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宋应星和徐霞客两人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怀疑博物史中的传统记载，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能通过第一手的观察才能较好地确定下来。而且，由于是把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把史书上的记载当作根据，这显然具有近代科学的意味，他们“为了追求真知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餐风宿露，废寝忘食，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丁文江将宋应星和徐霞客视为自己的思想前驱，不仅努力把他们的著作从接近于完全湮没中拯救出来，而且自觉地接续宋应星和徐霞客的考察，以“现代徐霞客”的精神激励自己，常年奔波在荒郊野外，以自己的考察验证、检验他们在《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

当科学成为主义

随着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成绩逐渐被外界所认知，丁文江在北京文化圈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逐渐与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人结识，有的甚至成为毕生好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战胜国准备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中国因先前的段祺瑞政府执意对德宣战，于是作为战胜国被邀请参加。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民间人士在非官方组织的支持下也来到了欧洲，一是期待在舆论上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有所声援，二是实地考察战后欧洲的真实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发生了根本转折，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发生了深深的怀疑，科学和工业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然而科学的胜利却把人对天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信仰一扫而光，结果是人类依据所谓科学的原则建立起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使人的生活服从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于是人类不仅听从机器的摆布，而且变得越来越孤立、怀疑、软弱和腐败，毫无生活本有的乐趣与价值。基于这种怀疑，梁启超在欧游归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最先提出中国人继续向西方学习，继续相信科学万能，是否也会像西方一样走向毁灭？

梁启超的怀疑启发了梁漱溟。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昌言中国人应该打消继续向西走的念头，回到东方，发现和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建中国伦理社会，以东方文化的精神文明去救西方文化的物质文明之穷。

梁漱溟的说法自有其偏激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入和自觉，至少中国人已觉悟到尽管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但这种社会制度必须符合自身传统与特点，无法全面移植。这自然涉及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支撑点，即他们赖以发生、发展的哲学基础。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对科学万能的说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列举科学与人生观的五点区别是：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励认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按照他的分析，人生观面对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这样九个方面：

第一，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

第二，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

第三，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

第四，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

第五，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